黄灯，女，湖南汨罗人。2005年~2019年任职于广东金融学院，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曾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曾获“琦君散文奖”、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主奖、《当代作家评论》年度论文等奖项。
1995年，黄灯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她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进入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任教，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从教15年，花名册上显示她教过的学生接近5000人。无数课堂课后的近距离、不间断的师生交流，让她充分接触到一个群体，并真正看见他们。
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黄灯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于是，有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现在社会更多关注重点大学的学生，而很少去关注二本学生，因为他们太普通，不具话题性。我一直认为，对于社会的成长，精英固然重要，但是普通人的生存、命运、前景，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这本书的序言是‘看见他们’。一方面，我希望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能够互相看见，怀有一种体恤之心，不要抱有太多成见。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困惑和矛盾需要慢慢梳理。比如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已走过近30年，到底发展得如何，的确到了该审视的时候。”黄灯希望通过“二本学生”这样一个视角来表达自己对教育、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看见，是改变的开始
在黄灯笔下，你能看到中国最普通的青年群体。有通过“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来到大学和城市的农村孩子；有生活在富裕的创一代家庭，面对如何超越父辈的潮汕男孩；有毕业后被要求快速结婚生子的潮汕女孩；还有必须继承父母斗志的深漂二代。
《教育家》：高考犹如一道成长的分水岭。有大学生在“知乎”上留言：“应试教育下，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抽打的陀螺，无时无刻不在旋转，可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高考结束，抽打的鞭子也停下来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迷茫的开始。”您在您的“二本学生”里是否也看见了这种迷茫？您如何看待这种迷茫？
黄灯：
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校园。
据我观察，刚上大一的学生还保持着高中时的惯性，对学习有着较高的积极性，但过了一个学期之后，往往就会出现这种迷茫，而且就业压力也开始慢慢向他们传递，但刚上大一的他们又不知该如何面对，所以会非常困惑。
具体表现为：一部分学生无所事事，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也不好好学习；一部分学生会盲目地选修很多课程，或去考各类证书；还有一部分学生拼命做兼职。总之就是拼命把自己填满，不让自己闲下来。到了大二，很多学生开始“油”起来，也敢逃课了。进入大三，他们开始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准备考研或者实习。一到大四，就开始折腾着找工作了。
《教育家》：您是否关注过学生的读书情况？
黄灯：
对于这方面我其实关注很多，但也很不满意。我经常在课上随机抽查，比如有多少人读过《红楼梦》，有时整个班上竟然连一个都没有。可见，他们在初高中阶段的课外阅读是非常匮乏的。
通常在第一堂课，我就会给学生开一份人文类书单，待一学期的课上完，让他们来反馈时，却发现好多人根本没有读。这也折射出我们教育的一些问题，绝大多数学生的时间都用在刷题上，千方百计提高分数，忽视了阅读习惯的养成。我不反对应试，但对于大量的、无意义的、消耗性的刷题行为，我认为应该喊停。
《教育家》：“在一个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时，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很想听听您给这个问题的答案。
黄灯：
我是心中常怀理想主义的人，对现实问题非常关注，对介入社会颇具热情。给学生讲课时，我会发现自己有时“激情过度”。而现在的学生，整体气质偏佛系，与人交往时，冷冷的、淡淡的，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他们的价值尺度特别现实，在日常生活中对成功学的价值观更加认同。
近20年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我们的教育走得太快，有时跟学生分享我读初高中时的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作为一个比他们大20岁左右的老师，我希望他们了解我的生活，同时也希望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教育家》：随着大学扩招，学历已经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您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黄灯：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
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能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我的大学年代，毕业生包分配、落户口、给“干部”身份，甚至有机会分房。一张大学文凭附载着很多荣耀。但现在的大学生，尊严感大幅降低，我看在眼里很心疼，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却如此沉默，背负着种种压力。
他们虽然没有考上重点本科，但据调查，我所在的二本院校有70%左右的学生来自当地的重点高中，而且学习很用功。当然，我也欣喜地看到，尽管年轻人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呈现出生命本身所蕴含的创造本质。他们努力、认真、淡定，有着难以想象的韧劲；他们蕴含的巨大力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
我们需要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恶性竞争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让一部分人得到了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唯有教育环境越来越公平，进入良性循环，才有利于所有的孩子。近两年，上海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比如定向学位调整、公民同摇、民校转公、中考名额分配等政策，让我看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改变，才能看见更加美好的明天
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烟尘、脚步还有凝视。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二本学生，而是更广大的年轻人群体。黄灯希望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和可能。
《教育家》：在这本书里出场的年轻人，时间跨度从2005年到2020年。在他们身上，您看到什么样的时代变化？
黄灯：
参加工作以来，以班主任的身份，我带过两届学生。2006年带第一届学生时，我觉得他们跟我这代人没有什么太多差异。但2015年带第二届学生时，我感觉看他们就像看另一个世界里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完全是网络化的，手机就像长在他们身体上的一个器官。他们的情感观很现实，不热衷于谈恋爱，认为没有结果的情感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2006年带的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但2015年带的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工资可以在这里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
《教育家》：网络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年轻人越来越“宅”，几乎所有的日常需求，都可以通过网络解决。您怎样看待这种“宅”文化及其对年轻人的影响？
黄灯：
我认为这是需要警惕的。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看见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网络世界。与人交往，很少面对面，更多是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有的甚至把接打电话都视为一种“冒犯”。长此以往，会影响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力和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这样的习惯会阻挡他们走向更广阔的生活，甚至会让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逐渐偏狭。
尽管站在个人主义和个性化的角度，对“宅”文化我们应当给予尊重，但一定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现实交往和参与社会的可能。
《教育家》：论动手能力，没有高职学生强；比专业素养和理论素养，没有重点本科学生厉害；在大学里的所学到社会上又感觉不大用得上。这种“尴尬”比较多地出现在二本学生身上。对于二本学生乃至中国多数普通青年而言，您认为他们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黄灯：
二本学生确实有点像“夹心层”，但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占到本科学生的70%~80%。在我看来，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也恰恰在于“夹心层”境遇所带来的心理素养。
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会很认真，忠诚度也比较高。
二本学生的去向，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任何群体中，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个体要经历什么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知道。希望我们的教育不要形成鄙视链，如果清华、北大的看不起一般重点大学的，一般重点大学的看不上普通二本的，普通二本的看不上职业院校的，那就会失去价值观上的平等，会伤害所有人。
《教育家》：909万，2021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再创新高。受疫情等方面的影响，今年的就业季也不容乐观。对于大学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您有什么建议？
黄灯：
很多事情不是个体的力量可以左右的，如果能够把历史时空拉开一点，就会坦然一些。疫情来了，影响就业，是没有办法的事，学生也基本能够接受，但的确有学生在这段时间会过得比较艰难。好在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经济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岗位需求也恢复得很快。
关于就业，我想提一点。一个人的成长，除了家庭资源和学校资源，其实还有社会资源。大学生的协作能力、团队意识等往往是在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的学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几乎所有企业都要求大学毕业生一上岗就能干活，无形中割掉了他们的“适应期”，这是逆人才成长规律的，也会倒逼大学生在校时就花大量时间去实习，甚至有些无良单位还利用这一点“剥削”学生。虽然站在企业的角度，也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和需求，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整个社会去关注和思考。
— END —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1年4月刊第2期，标题《透过“二本学生”，看见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 | 本刊记者 李香玉
设计 | 九月九
统筹 | 周彩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