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不是一般的学生，老师不是一般的老师。
开始文章之前，我想先给你看一张照片。
2017年11月1日，北大举办了一场不是北大的校友会。
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一生投身科学事业的，99岁高龄的吴大昌。
在他右边的，是他物理系的学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在他左边的，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
他们这次来参加的，是一个叫“西南联大”80周年的校友会。
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8年多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可提起西南联大，有不少人却不知道，因为在今天的大学中，找不到她的名。
就算有知道的，大多数人也只知道那是有朱自清，闻一多等大佬云集的学校。
她背后的真实故事，很多人并不知晓。
今天，我想给你讲讲她背后的滚烫故事。
故事不长，有笑有泪，我慢些讲，你细细听。
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局发出一份紧急公函，送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的手里。
三份公函传达了同样的指令：搬迁！
在一个多月之前，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全面侵华，处于战事前方的北方，硝烟弥漫。
除了军事上疯狂侵略中国，日本还企图从精神上彻底消灭中国，北方的教育机关频频受到日军迫害。
比如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30日这一天，十几辆装满煤油的卡车，百余名骑兵冲入南开大学，光天化日之下，在图书馆、秀山堂、教授宿舍纵火焚烧，多达十几处。
一时间，南开大学大火漫天，所有人见此情景，皆嗟叹不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压已不是一天两天。
但现在，连中国的教育、这个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根，都要被日本拔起。
一眼望去，硝烟弥漫的华北大地上，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中国，还有希望吗？
为了保留中国教育的希望，公函里要求：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只过去三个月多点的时间，1937年12月31日，南京沦陷。
日军在这所有着六朝古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三十余万同袍惨遭日军蹂躏。
四五百公里之外的武汉紧张，长沙也是岌岌可危。
这所仅开了一个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需要再次搬迁。
这一次，决定南迁至云南昆明。
根据计划，全校师生分三路进入云南。
一路走海路，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从长沙出发，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然后由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一路走公路，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
还有一路则是步行入滇，由闻一多、黄钰生等教师，连同244男同学，历时68天，走了1600多公里，方才抵达云南，堪称学生版长征。
1938年4月，奉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此次的南迁，给这所灾难中诞生的学校，有了一丝难得喘息的机会。
她保留了中国教育的火种。
当时大半个中国已落入日寇手中。
各界遇难的、投降的、逃到国外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而西南联大是在那个山河破碎、国不将国的时候，创立起来的一所“难民”大学。
她反对一切妥协投降的行为。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开学的第一天。
学生们举行了五四运动的19周年纪念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流亡，我们后退，但是我们深自警惕，我们这次流亡，绝不是为了逃避，为了偷取安乐……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各方面需要的工作。”
参会人员除了西南联大师生外，还有当地中学的学生，号召消灭汉奸，抗御暴敌。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全体师生刚到这的时候，都傻了眼。
因为这里只有坟地的空地，一片瓦房都没有。
除了人，什么都缺，尤其缺经费。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开始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可他们提出的设计方案，一次又一次被否决。
从高楼改成矮楼，又从矮楼改成最简单的平房，砖墙也改成了土墙。
不是他们拿不出符合一流大学的设计，实在是因为经费不足，条件有限，只能这样设计。
最终，铁皮教室和茅草宿舍落成。
住所解决了，眼看着西南联大就要步入正轨。
可这所由南开、清华、北大组成的大学，面临最大的困难，不是住所、设备这些问题。
南开、北大，清华，个个都是顶级大学，各自的校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现在是三虎齐现，如何管理这所大学，也成了一个难题。
南开校长张伯苓最年长，61岁，梅贻琦还是他的学生。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履历最强。
清华校长梅贻琦最年轻，仅48岁，而且清华是三个学校创办最晚的。
不管怎么论资排辈，左看右看，都轮不到梅贻琦。
可就是这个最年轻、资质也最浅的梅贻琦，成了西南联大的掌事人。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 “我的表你戴着”，在天津俗语是“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
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 梅贻琦) 先生多负责”，他经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而实行常委制。
蒋梦麟张伯苓，一开始就推荐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支持他管理校务。
张伯苓的退，蒋梦麟的让，梅贻琦的做，成就一段佳话，也成就了西南联大。
因为战事波及，昆明物价高涨，教授领到的薪水，根本就无法支撑一家人的支出。
蒋梦麟把带来的衣物书籍，都拿去典当卖了。
梅贻琦的工资只能够支撑半个月，家里常常是白饭拌辣椒，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开心。
为了补贴家用，不得已做了糯米糕，以及自己编织的衣服等，拿去摆地摊，以解燃眉之急。
很多教授夫人，都是结伴上街摆地摊。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每天下课之后，就到菜市场捡些烂菜叶，拿回去煮汤拌饭吃。
虽然教授们的物质条件不好，经常捉襟见肘。
但他们的精神，却无比丰满，处处散发光芒。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把自己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里面很多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他上课时，一身长衫，他上课时抽烟，不仅自己抽，还给学生抽。
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上课第一天，就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是闭着眼睛讲课的，引用的文献出处，他能具体说到哪一本书里的哪一页的，课后学生一查，无比准确，让人惊叹。
其实他闭着眼眼镜讲课是有原因的，因学校南迁，辗转到西南联大，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右眼失明。
钱穆先生讲历史时，感情非常投入，往往慷慨激昂，此时国名政府节节败退，大片山河沦丧，每每至此，听者为之动容。
钱穆先生通过讲中国通史，告诉学生，只要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会消亡，中国就绝对不会亡国。
老师是非一般的老师，学生也是非一般的学生。
现在学生食堂有“三菜一汤”的标准，那会西南联大学子标配：“八宝饭”，就是学生对夹带着石子、沙子、老鼠屎等各种东西的米饭的戏称。
对于这些八宝饭，学生也探索出一套科学的方法：给碗里盛几勺汤，用筷子用力搅动，饭里的沙子、石子等就可沉到碗底，这样就提高米饭的纯净度。
学校成立之初，并没有床，学生就在地上铺些干稻草，打地铺。
等双层木床做成了，学生们才有床睡。
宿舍是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两边靠墙各放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
一下雨就容易漏水，联大同学回忆到“床床漏雨无干处”。
至于课室，构造也大致一样，只是从茅草顶变成铁皮盖。
下雨的时候，除了照样会漏水，屋顶还会叮叮当当作响。
有一次是陈岱孙先生讲《经济学概论》，讲着讲着，忽然下起了大雨，“乒乒乓乓”的声音盖住了陈先生的讲话，他只好苦笑着，在黑板上写下“下课赏雨”四个大字。
所以在联大，教室上课时要打伞，图书馆看书时要打伞，就连在寝室睡觉时也要张伞。
后来提起这段往事，西南联大的学子都不觉得苦，他们的眼里，有光。
著名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对西南联大有个惊世骇俗的评论：“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如果说条件落后，是西南联大无法改变的无奈现实。
那么来自日军的轰炸，则是与死神较量的生命威胁。
仅在1940年10月13日这一天，就有30多架日机对昆明实行狂轰乱炸。
只西南联大学校一处，就被投弹近三十余枚。
为应付日军的空袭，学校制定了不一样的课程表，上午6、7时开始上课，10时下课，所有人离开学校，躲进山沟里的防空洞，下午再恢复上课，直到晚上。
西南联大学子，都管这种叫“跑警报”。
后来警报跑多了，也不像一开始的手忙脚乱，都淡然了许多。
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对其作了生动的描述：“下午三点又三刻。人们惶恐，走，一块儿走吧，别太紧张，带副扑克、象棋，一本浪漫派的小说……（妈呀，我怕！日本鬼子又来炸啦！孩子，别怕，爹还在地里干活啊……）”
日本想用轰炸来摧毁西南联大，可跑警报反倒是把全体师生同仇敌忾的士气激发出来了。
他们命悬一线，时刻有被日机炸死的危险，可越是危险，他们越是乐观、顽强。
有些人甚至对此开起了玩笑，说：以前听说日军五个炸弹就可以把昆明夷为平地，可现在日军都投下了五千多个炸弹，昆明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多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1946年7月31日，存在8了年11月的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原地址。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短缺、果不肌腹的背景下，西南联大留下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钱穆的《国史大纲》、朱自清的《新诗杂谈》、闻一多的《楚辞校补》、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
在应用科学研究方面，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王明云的《军用桥梁》、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孙云铸的《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
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给她的使命。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
并没有！
西南联大解散之际，以华罗庚，杨振宁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去了美国留学，获得了丰厚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经历过战乱的师生，很多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
华罗庚经香港回到北京，归国途中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鼓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回到中国。
正如西南联大的校歌里说的“中兴业，须人杰”。
这个近代受尽屈辱的民族，需要像西南联大学子这样的人才。
他们听从祖国的召唤，这些人又回来了。
他们那一代人太猛了，顶着饥饿肚子做学术，冒着日机轰炸搞研究。
他们那一代人太钢了，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学问都敢做，什么命都敢赌，
从创办开始，西南联大的学生共有8000余人，其中参军学生有1100人左右，高达14%。
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7月31日，参加了收复广西丹竹机场的战役，当时美国士兵都跑了。
作为翻译官的他本该可以走，但他坚定勇敢地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不幸被敌军击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缪弘是一名诗人，在他的遗诗中有一首《血的灌溉》——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
国难当头，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年轻学子，没有选择恬静的学园，而是选择上战场拼命。
他的学历，永远停留在了“大学肄业”。
在《九零后》记录片里，许渊冲先生的一句话，让我为之动容。
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终于深切体会到那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正是这批可爱又可敬的“九零后”们，在日军铁骑下，于炮火连天中， 留下了璀璨夺目的光芒。
他们自觉、自立、自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读书，令人泪目，给现在安享太平盛世却内心浮躁的人，得以瞻仰膜拜。
故事到这就讲完了，讲故事的人最是用心，听故事的人总易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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