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其官网发布公告，哀悼该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公告称，7日，王永珍不幸遇害身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复旦大学及数学科学学院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全力配合警方开展调查，竭力做好善后工作。
此前，6月7日，上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当天14时52分，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教师姜某将其同事王某刺死。经初步审讯，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故对其实施侵害，姜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已对该案提前介入。
这起名校青年教师持刀行凶杀死学院领导的恶性案件，令人震惊。等待涉案青年教师的，必定是法律的严惩。而与此同时，舆论也在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高材生”走到这一步，此间舆论普遍提到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很多高校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质疑这一制度，加剧了青年教师的内卷，增加青年教师的压力以及心理问题。
依法处理这起恶性案件，与反思高校的管理制度，应该是处理这起事件的两条线。在笔者看来，“非升即走”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在实施“非升即走”制度时，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没有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交给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进行管理与评价，仍旧由行政权主导教育权和学术权。而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我国大学出现诸多教育和学术问题的根源所在。
“非升即走”制度，是发达国家大学普遍实行的制度。所谓“非升即走”，就是青年教师在规定聘期中，如果没有达成约定的考核指标实现晋升，就将被解聘、离职。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非升即走”制度，是和终身教授制度相配套的，被聘为终身教职后，学校没有合理理由将不得解聘，而且，对终身教授的考核也实行长周期制，这有利于教授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我国高校引进了“非升即走”制度，但是，与发达国家大学不同，我国高校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采取的是行政主导方式。这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对教师的考核，多采取量化评价方式，比如提出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申请专利数的考核指标，这把很多教师的精力引导到发表论文、申请专利上，我国大学的唯论文、唯帽子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各高校的行政领导看来，“非升即走”的成效是明显的，如发表国际论文数、申请专利数等显性指标快速提高，我国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也快速提升，另外，学校也减轻了人事负担——以前，考核不合格的教师，由于有编制，很难被学校解聘，在“非升即走”制度下，产出成果少的教师，被解聘，按合同办事就可以了。
然而，对于高校取得的办学成果，社会舆论并不认可，哪怕最近我国北大、清华两校进入了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舆论也普遍认为，这是重视论文发表带来的结果，但发表论文数，不代表真实的创新能力，这些论文有多少有创新价值?而且，过于重视论文，导致我国大学重学术研究，轻人才培养。而培养一流人才才是大学的使命。
与高校认为“非升即走”是人事管理创新不同，很多青年教师，则认为这是“盘剥”青年教师的制度，拼命干活，最终没达到考核目标，就走人，学校根本没有考虑过青年教师的处境，尤其是在为学校干了多年之后，被学校“无情”地赶走。这方面，我国被“非升即走”淘汰的教师，与发达国家大学“非升即走”淘汰的教师的命运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被淘汰的青年教师不必过于担心社会保障问题，因为有相对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另外，社会会以更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被淘汰后从事其他不同职业，我国被淘汰的青年教师，再次就业，面临户籍、社会保障、职业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另外，不少青年教师认为数量考核评价并不合理、不公平，这让他们放弃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去迎合功利的目标，如重视教学的老师，没有取得规定数量的学术成果，将被淘汰，谁还会重视教学?各种课题评审，看重申请者的头衔、身份，而非真实能力，这把所有青年教师裹挟到争名逐利的学术游戏中。
因此，要基于青年教师的发展，重新审视“非升即走”制度的实施，当下，需要的不是取消这一制度，而是要推进大学办学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对教师实行专业同行评价。而如果不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那就要思考“非升即走”制度的存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