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高考第一天，首先，祝各位学子发挥顺利，心想事成！
今天，我也写写和大学相关的话题。若要说100年来中国最牛的大学，确切的说，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而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西南联大，这响当当的名字，代表的是一个时代——1937 到1946，跨越了8年抗战。
它代表的也是三所名校——在抗战爆发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
它代表的更是一系列响亮的师生名字，以及他们刚毅坚卓、爱国奉献、追求知识的精神。
（最近正在公映的《九零后》，是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相当值得一看，文末我也为你们准备了礼物）
最穷的大学
西南联大的教室非常简陋，上面是铁皮的屋顶，下雨天，教授讲课，学生就听不见了，有时候就说，咱们停课赏雨吧。
这还算好的，更多的房子，还只有茅草屋顶。
这样的校舍，居然还是两位建筑大师设计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他们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但是，他们的第一个设计方案就被否了，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两人只好再做修改，将高楼改成矮楼，矮楼改成平房，改到第五稿，方案还是不能通过。
梁思成懊恼了，把方案当着梅校长的面往地上一摔：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校长平静地告诉他：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
梁思成以为自己听错了：茅草屋农民都会建，干嘛要我这个建筑专家来设计？！
梅校长无奈地说：国难当头, 用茅草来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好用点？这还得靠你们支持……
（粱、林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唯一的瓦顶房是图书馆）
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宿舍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唯一可以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
走幸田在《我住在新校舍》里回忆：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饭里菜里吃出苍蝇、老鼠屎、跳蚤、臭虫、甚至长串的头发，是很平常的事了。”
西南联大校舍
不光学校穷，教授和学生更穷。
梅贻琦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不光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还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就是为了组建学生服务社来承揽工程与项目，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到了1942年，家里有时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
梅校长夫人韩咏华，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袁复礼教授的夫人，这些尊贵的夫人，为了维持生计，自己制做并上街叫卖“定胜糕”。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妻子治病，每天到菜市场捡剩下的牛骨头为妻子熬汤。
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
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附近找了个牛圈，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牛上面——一个用来堆喂牛草料的棚子里。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补助金维生。有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学校快开学，纸笔都成问题……”
大家慢慢意识到贫穷的日子将会持续下去。于是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新学期的参考书，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换回来。
虽然生活清苦，联大师生们却不畏艰苦，教学不辍。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
钱穆为了写《国史大纲》，住在偏远的寺庙里，需要每周四一早坐火车去昆明，才能赶上晚七时的课。到课堂时，发现很多校外旁听生，“争坐满室”，钱穆不得不爬上学生的课桌“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
孔祥熙曾拨十万大洋给西南联大建澡堂和改善伙食，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抗战时期，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并上书校方：“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西南联大校训是“刚毅坚卓”。
“刚毅”见于《礼记·儒行》，“坚卓”源于成语“艰苦卓绝”，是精神修养的一种境界。
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刚毅坚卓”，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普遍的大学精神两者的结晶。
最牛的教授
（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仅仅是一小部分西南联大的教授名单，已然光辉璀璨。
陈寅恪：国学大师，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
钱 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罗常培：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
袁复礼：从事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是我国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创始人。
冯友兰：哲学大家。
陈省身：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国际上享有“微分几何之父”的美誉。
王竹溪：物理学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饶毓泰：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华罗庚：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大猷：国际知名物理学家。
黄子卿：化学家，专于物理化学，精测水的三相点数据被确定为国际实用温标的基本参考数据之一。
叶企孙：物理学家、教育学家。
吴有训：物理学家，中国开展近代物理学实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赵九章：气象学家、物理学家。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顾毓秀：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他既是国际电机界大家，还集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和讲学家于一身，在世界享有盛誉。
孙云铸：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之一。
沈从文：文学家、历史学家。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成：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之一。
金岳霖：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
王 力：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闻一多：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
钱钟书：博学多能，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作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吴 晗：著名历史学家。
朱光潜：美学家，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广泛介绍西方美学的人。
何兆武在回忆录《上学记》里，记叙了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期间，对一些教授的印象，颇有趣味。
闻一多：
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Robert Winter先生（闻先生多年的好友）的话，“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闻一多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
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着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
沈从文：
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校长梅贻琦：
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
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
最好的学生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有4000名毕业生，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师生一起），及100多位人文大师，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政道中学毕业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和联大同学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为物理系的邓稼先，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征兵口号的激励下，大后方校园里的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保卫家国。仅西南联大就有800多人从军，其中包括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教务长张奚若的侄子。
2018年的电影《无问西东》，也讲了一段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影片中王力宏饰演的角色原型是沈崇诲，其实是清华学生。
这些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弃安宁的校园，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场，许多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姓名，大多刻在位于今日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总计834人，后亦有人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
“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的答案是：自由。
搞出胰岛素的邹承鲁院士，曾是联大学生，他说，西南联大的成就源于其浓厚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
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师生之间，也是平等交流，自由探讨，教学相长。学生考试，不必完全按照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即使和老师不同，只要能说出有力的根据，也可以拿到高分。
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教授居然批准该生可以不听课，还说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论文，是反对老师观点的，因为写得好，竟也得到教授的高分。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
中科院院士潘际銮回忆到：
西南联大教学要求很严格，除了教师上课讲到的内容，学生必须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以我所在的学科为例，当时除了需要弄懂物理课上所学的内容之外，还得把美国物理、中国物理教材共十几本一起拿过来自学，分析研究各种教材中不同的观点和内容，归纳总结，把这个领域搞得融会贯通，这就养成了认真治学的精神。
考试题目也很灵活，考学生掌握知识的真正能力和水平。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数学、物理不及格的学生每年有三分之一。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
“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三分之一不及格就要留级，一半不及格就要退学。”
这样的战乱年代，这样的艰苦生活，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回忆起当年的感受，用到最多的一个词却是——幸福。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提到：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只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那是一所最穷的大学，却又是一所最富的大学，因为有追求。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却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希望。
花生妈的小纸条
目前正上映的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九零后》，评分已经高达9.5了。这部电影是由杨振宁、许渊冲、杨苡、马识途、郑哲敏、王希季、潘际銮等16位均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出演”的。上映后好评如潮，具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很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看。
为了支持这么棒的电影，我为大家准备了30张免费电影票，想去看的朋友可在点赞和在看后留言，简单谈谈自己看完这篇文章的感受。我会根据留言抽取中奖的朋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了解这段历史后，都能明白坚毅的力量，懂得读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