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事变，在这场事变中，天津首当其冲成为遇难的城市。天津人张玉德生于光绪朝，曾亲眼目睹当时津门的惨状，到了古稀之年，才将少年之时亲眼目睹之事写成自传，他说：庚子年，我十六岁，就读于法租界紫竹林天津法国学堂。年初之时，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在街头练拳、开坛做法，扬言有神功，可使得神魂出窍，借幻法就可夜行八百拆了洋人的火轮船和大炮。
许多天津民众随其练拳，我也跟随众人练拳舞棒，当时练拳的位置在今天解放南路海河中学校址处。不久，便听说义和团要杀大毛子（洋人）和二毛子（信洋教的），似我这种学洋文的学生，自然也是他们口中的二毛子。可我也不怕，我的叔父跟杨柳青的一位大师兄要好，他从大师兄那里讨来一张写有符咒的黄表纸，有这张纸在手，便没人敢动我。
不少无辜遭受连累，有人家不用火镰，而是用东洋玛曲头（洋火）烧火做饭，竟也被认定是二毛子，当街便要斩人头，毫不顾及幼子老妪跪地哀求。
众师兄多来自直隶各地，多数是农户出身，从未见过花花世界，他们进津之后，不吃粗粮，顿顿要吃白面白米，还要吃肥鸡肥鸭肥肉，那些白面几乎都是舶来物，全是洋人的东西，他们自称吃了洋人的米和面，便是吃了洋人的精血，洋人便失去了力气，只需吹口气，他们便两腿发软，不战而降。
许多人家被众师兄师弟吃得一干二净，吃完这家吃另外一家，总之若不管饭，若不杀鸡宰羊，若不蒸馒头米饭，便被认为是二毛子。
法、德、英、意等租界的洋人与天主教堂结为一体，全部集中在法租界中街（今市总工会至青年宫）一带，垒砌一堵大墙，用成捆成捆的洋布码成防御工事。在这里避难的，不只是洋人，还有许多当地人，多数是吃洋饭信洋教的，也就是义和团大师兄口中的二毛子。
旧历五月，战争的空气越发紧张，法租界只有二十几个大兵，不得已之下，外国商人组成民团，听从法国大兵的智慧。此时，聂士成、马玉崑率军开进津门，据说与义和团连成一线，共同攻打租界。
有些落单的洋人和二毛子被杀死于街头，尸体多日无人掩埋。某日，炮声大作，清兵与义和团从海河东岸往法租界开炮。我当时就在法租界内，躲到紫竹林天主教堂避难。法国神父刘克明将大家集中在教堂内，放“临终大赦”。大家哭作一团，乱作一片，就在这时，一枚炮弹落在钟楼之上，当场就有几个教徒被炸死，很多人受了伤。
有人大呼“他们要过河了，我们都逃不掉了。”刘克明神父抱着两个被收养在教堂内的中国孤儿，不断地祷告。大家逐渐安静下来，纷纷跟着神父祷告，没人再哭闹，都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正在紧张的时刻，突然听说大批援军开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联军以俄国兵来得最快，也最多。他们占据了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然后从车站往外打。东洋兵从塘沽上岸，乘火车到达张贵庄，而后朝着租界急行军，他们穿过俄国兵的阵地后，进入日租界，又向八里台方向进攻。其后，英国兵也开进来，从纪庄子过桥后，突袭了八里台聂士成的守军，经过一场惨烈战斗，聂士成战死在八里台的阵地上。
紫竹林解围了，我们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郎，三三两两站在高处，瞭望联军进了天津城。日本兵攻打南门，法国兵攻打东门，俄国兵顺着老龙头火车站进入金钢桥的总督衙门，跟水师营展开较量。
德国兵攻打大营门、小刘庄、贺家口一带。意国兵等到战争结束后才姗姗来迟，他们的帽子上插着鸡翎，很是滑稽。美国兵来得最晚，他们住在三义庄的两所大楼内。另有许多杂牌兵，据说都是印度、安南、暹罗等地的人，还有一些华人面孔的大兵，据说来自威海卫。
天津城是在旧历六月十八日被攻破的，城破后，战败后的义和团、清兵以及老百姓，蜂拥到北门，从北门逃走，不少人被踩踏而死。
洋兵攻城死伤很多，我亲眼看见很多洋人大兵死在街头，以法国兵和东洋兵居多，尸体码在小船上往回运，至于运到哪里，不是很清楚。
占领天津之后，总督衙门更名六国衙门（英、德、法、日、俄、意），这里成为他们的联军司令部。都说来的是八国联军，实则这时候在号的只有六国，若算上那些杂牌兵，却又是十几国。
文章参考自张玉德《庚子事变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