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下午孙传芳在天津南马路居士林诵经时，被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用勃朗宁手枪刺杀，共发三枪，一枪中太阳穴，一枪中后腰，一枪中后脑。孙传芳当即倒地，脑浆迸流，气绝身亡。施剑翘打死孙传芳后即由身上取出纸片多张，当场散发，并高呼：“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决不伤害别人。”然后，从容向警察自首。下午六时，天津一些报纸的《号外》，发到大街小巷，孙传芳被刺毙命的新闻，很快传遍全城。
死者孙传芳是声名显赫的大军阀，担任过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穷兵黩武，东征西讨，横征暴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后来，他的军队被北伐军基本消灭了。但孙传芳也有一点始终不曾改变，那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冈村宁次曾多次请他到伪满洲国任职。孙传芳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成为汉奸。就这一点来说，孙传芳的确是一个有骨气的军阀。
他后来躲在天津英租界，一方面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一方面与靳云鹏共同捐款修建了一个佛庙“居士林”。靳任林长，孙任理事长。每星期逢单日，孙传芳都要到这里来诵经。
行刺者她剑翘是北洋军奉系的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的养女。她本是施从滨的侄女，亲生父亲参加辛亥革命被清政府杀害。1925年奉系军阀和孙传芳发生战争。施从滨当时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奉张作霖之命率部队攻取安徽，张宗昌同时进攻南京。施部本是缺乏训练的老弱残兵，又如上军饷积欠不发，兵无斗志。蚌埠一战，奉军大败，施从滨被俘。孙传芳不顾部下提出的应保障俘虏生命安全的劝说，命令将施从滨斩首，悬挂起来示众。当施从滨的身首被悬挂街头时，过往行人仰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无不心中暗暗骂孙传芳太不人道，手也太黑了。
施从滨被杀的消息传到施家，最难过的是施剑翘。她咬住嘴唇，抓住幼弟的手，愤怒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要为父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施剑翘报仇心切，但毕竟是个弱女子，要杀掉孙传芳是太难了。她开始物色报仇人物，感到哥哥施中诚比较合适。施中诚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也表示一定要报杀父之仇。施剑翘找到养父的旧友张宗昌，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请求给施中诚在军队中谋求个职位。张宗昌感到如果不是自己首先溃逃，让孙传芳断了施从滨的后路，施也不会被杀，有些对不起施家，所以满口答应，立即让施中诚当了烟台警备司令。施中诚上任以后，整天吃喝玩乐，将报仇宏愿早抛在脑后，施剑翘多次劝说，他依然我行我素。
施中诚的同学施靖公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阎锡山处当中校参谋，出差路过施家借住。施靖公看到施剑翘英俊漂亮，知书达理，十分动心。肉麻的吹捧和献殷勤是不起作用的，于是，对施剑翘表示：“只要你嫁给我，报仇的事，就交给我吧。”并对天起誓说：“不杀孙传芳，誓不罢休！”施剑翘正在为报仇之事着急，听到施靖公这样一说，大为感动，依偎在他的怀里，表示同意结婚。婚后，施剑翘一心巴望着丈夫去报仇，但谁知施靖公同施中诚一样，也是个自食其言的小人，他不仅对报仇事不闻不问，连提也不许提。
几次依赖别人报仇的打算都失败了。父仇不报，死不瞑目。她下决心亲自出马，杀死孙传芳。
1935年6月，施剑翘回到天津娘家，多方打听到孙传芳的住所和行踪。孙传芳住在英租界内，住宅院墙特别高，还安装有电网，两扇铁门经常关着。孙深知自己仇人很多，深恐有人暗害，防备很严。施剑翘多次在孙的住宅外侦察，感到是进不去的；在外边谋杀，孙的保镖众多，无从下手。后来她到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时，从一个和尚口里打听到孙传芳不仅捐款修建了一个居士林，而且经常到那儿诵经。真是喜从天降，施剑感到这是报仇的好机会。于是她就找人介绍以董慧的名字加入了居士林，在一次居士集会时，成功地杀死了孙传芳。
有趣的是，孙传芳明明是被刺身亡，而第二天，孙的家人在报刊上刊出的讣闻是在“寓邸病故”，一时传为笑柄。
法院初审时，判她剑翘有期徒刑十年。二审判决认为施剑翘为父报仇，有情可原，改判为七年徒刑。国民党最高法院同意二审判决。
此案发生后，社会震动，舆论对施剑翘纷纷表示同情。其中固然夹杂着对施为父报仇、孝心可嘉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孙传芳的仇恨。社会舆论纷纷要求对施剑翘特赦。特别是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等非常同情她，联名上书，要求数免其罪。国民党迫于各方压力，做出了特赦施剑翘的决定。
出狱后，施剑翘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