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1929年那场荒旱
运城自古以来，就有“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运城市是我国粮食种植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山西省主要麦棉产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束缚，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很低，到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仅43991万公斤，亩产58公斤。
《运城灾异录》记载：“公元1928年（民国十七年），大旱，麦未播。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大旱，麦秋未收，饥饿而死、卖儿女者甚多。麦价每石涨至二十余元。当道因筹军事，未能兼顾民命。公元1930年（民国十九年），大旱。”
运城人谈论起旱灾，常常说起光绪三年和民国十八年。1929年，席瑞卿先生已经十一岁了。席瑞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大旱年始于1928年的夏秋之间，而小旱则远在十七年以前。就晋南地区来说，1928年的夏收就是一个歉收年，加之麦收后至秋播期间，又从未落过一场透雨，间或阴云密布，也是雨过地皮干，人们已经感到“雨洒尘，饿死人”的年景将要降临。由于夏收后缺雨，当年的秋收也不太景气，越年的小麦播种，也没有适时入土，故酿成1929年的夏粮歉收，形成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个灾年。
1928年，雨雪奇缺，夏秋粮均歉收，再加上阎锡山政权的横征暴敛，已闹腾得民不聊生。当地的一些士绅官商，为达到其巧取豪夺的目的，勾结地方官府，乘灾情严重之机，以救灾为名，从中渔利。
1928年冬至1929年正月，祁存才率领一行人到运城西关村（包括马家窑、王大村），逐门挨户进行登记，登记的种类大致分为殷实户（生活还能维持下去）、次贫户和赤贫户数种。席瑞卿姐姐家被登记为次贫户，席瑞卿家一无所有，登记的是赤贫户。席家周围邻居十之八九登记的都是赤贫户。登记过之后，以安邑县赈灾机构名义给赤贫户和次贫户都发了卡片，并在卡片上填写全家人口总数和大口、小口各几人。发证后宣布次贫户可凭证到东门内义仓借粮，大口五斗，小口三斗，秋后加百分之五十偿还。席瑞卿姐姐家当时有四个大人，两个小孩，共借回仓谷两石六斗。赤贫户可凭证携全家去北门外娘娘庙粥厂吃舍饭。
正月底，村公所通知本村的赤贫户到粥厂吃粥去，当时像席家这些赤贫户闻讯无不感激。天刚刚亮，灾民就起来你呼我喊，扶老携幼，带上盛粥的瓦盆或瓷盆，像赶庙会一样，奔赴北门外娘娘庙去领粥。灾民聚集在庙门外，排成几条长龙，听从粥厂安排。
粥厂当事人宣布吃粥规则和制度：“每日早上放粥一次。凭卡片发签领粥，每次每人发竹签一支，大人发大签，小孩发小签，大口一马杓，小口半马杓。领到粥后，只准就地食用，不准将粥带回家去。”
放粥开始后的月把天，粥还是稠稠的，发给每人的粥谁也吃不了。灾民都想留着点剩饭带回去下午度用，而粥厂却严格检查不让灾民将粥带回去。但是，吃粥人总是打打闹闹，躲躲藏藏，想方设法都要把每天留下的粥偷偷地带回去。日子长了，检查人员看到灾民饥饿难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煮粥的谷米是从义仓提的，仓谷米有一种特殊的气味。灾民从地里刨一些未出土的嫩苜蓿芽煮一煮、调把盐，当菜吃。有的灾民搞不到野菜，就给米饭中调把盐吃。
灾民如果有钱，还得把钱折换开慢慢花。记得当时一块现大洋可换铜元四百文，每文铜元能顶十个制线（俗称麻钱）。民国以来，制钱已禁止作为货币流通了，可是做小生意的，为了能赚几个钱，也就不得不违令将制钱拿出来作为货币流通了（这只能在粥厂附近灾民中间流通），所以许多灾民都把不能流通的制钱拿出来使用。有些没有麻钱的拿一个铜元顶十个制钱用，在粥厂附近卖小菜的商贩，只好收灾民一二个麻钱，给夹上一点咸菜什么的。
粥厂开放约月余光景，粥也由稠变为稀饭了，灾民吃粥也用不着筷子了。粥不仅变稀了，而且给的量也少了，大口原来给一马杓也减成半马杓了，小口则将半马杓减到四分之一马杓了。就是这样的粥厂，仅延续了三个月之久，在临近夏收之际便宣告终止了。
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威胁着人民生命，阻碍生产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水、旱诸灾虽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它同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人们认识它、掌握它，就能防患于未然。我们祖先十分注意积累相关资料，探讨其中的奥秘，记载灾异始末，这对我们摸索研究自然灾害的规律，积累防灾、抗灾的经验，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粮食丰年不忘警钟长鸣，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
80年前河东老照片彩色版
▲盐池和池神庙
▲池神庙
▲城门楼
▲西门外
▲鼓楼
▲街市
（转发自晋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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