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三道城墙与城门

但这说的只是天津老城厢,天津历史上其实还存在过其他两道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墙。虽然他们存在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多人文意涵,但其部分走线与城门位置却依然存留于今日的天津地名中。只是人们大多已将他们遗忘了,很难联系起来。总的来说,天津的三道城墙分别是:

天津卫/州/府城:1404年陈瑄始建,1901年天津都统衙门拆除。周长约10里(1626丈6尺),城门东西南北四座。

天津濠墙:1860年僧格林沁始建,1881年李鸿章增建,1900年后部分拆除,部分保留。周长约42-45里(6500丈,36清里;1881年增至6900丈),城门初为十一座,后增至十四座。

天津环城工事线:1947年上官云相、杜建时主持修建,西段利用了濠墙的残留。1949年解放后渐次拆除。周长约84里,城门(军事卡口)十五座,但实际使用八至十一座。

这第一道城墙为我们留下了”老城厢“;第二道城墙则遗落下一串带有”墙子“、”营门“字样的地名,如大营门、小营门;而第三道城墙的印记只能在中环线上那些带有”门“字的地方找寻了,如民权门、中山门。

近年来“天津记忆”团队做过一些重要工作,试图重现城墙与城门位置。但仅集中于1860年濠墙走线,未涉及1947年的环城工事线。在此我试图利用一些老地图与航片,结合GIS工具,将城墙与城门的分布较精确地呈现在地图上,让我们再看看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天津府城

对于天津老城,在这里我不想谈太多。因为在现行的另一专题工作中,正在试图恢复老城里与周边多数里巷的布局分布,如前文讨论了侯家后的里巷布局。这里只说说老城的布局位置与周边环境。

天津府城范围示意图

三岔口是南北运河相交汇成海河之地,是天津的发祥地。“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无论是直沽的天妃灵慈宫还是三岔口的勅建天后宫在元朝均已建立,是北方最早的海神宫庙,体现着天津得天独厚的河海联运地位。但也许你也像我小时候一样迷惑过,为什么天后宫和玉皇阁离南运河与北运河交口这么远,却说他们位于三岔口呢?这需要让我们回到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前寻找答案。如图TJ-02-01所示,在之前数百年时间里北运河都是向东绕过一个大弯再向西回转与同样绕过侯家后大河湾的南运河相会。此类弯道非汛期水流平缓,是而沿岸有大量码头与停船场分布,商人旅者、船户水手多在此聚集。而南北运河相交汇成的海河形成一个宽阔的丁字河口。望海楼教堂与他的前身海河楼就坐落在这个交点上,殊俱形胜(这也是天津金眼银鱼的产地)。而天后宫就坐落在这丁字西支。此地下可承接自海河而来的海运漕粮,西能迎接由南运河驶来于侯家后大河湾停泊装卸的货物,自是香火繁盛。因此在元代这与侯家后一起形成了天津最早的聚落。

望海楼前宽阔的旧三岔口(今狮子林桥下)

于是明初天津卫城即因天后宫以西、侯家后以南而筑,建立起东西宽南北窄的算盘城。其后500年间虽然天津卫经历了县、州、府、道的变迁,但城址一直未变。老城有东南西北各有一座城门,结构严整:

北门:拱北门

东门:镇东门

南门:定南门

西门:安西门

在1901年城墙与城门拆除后,1921年国民政府在重修鼓楼时将这四门之名镌于鼓楼四门之上。及至1952年鼓楼拆除,2001年重建依然保留了这个设置,给了我们一丝留念。

天津府城西门(安西门)周边鸟瞰

依托这四座城门,城外便是商贾云集之所。天津旧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的说法。东门外宫南宫北自古商业荟萃,在明清又成为盐务枢纽,多有盐务机构与盐商家宅;而北门外随着康熙年间运河钞关自河西务移来,北大关地区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圈,整片侯家后地区,尤以估衣街繁盛风头无两;自元明,回回穆斯林就是运河上船运商贸的重要承载者,而天津西北角自明代就是穆斯林聚居区,其传承的天津回民文化一直延续至今;西门外与南门外原本地势低洼多为沼泽地与贫民窟,但在庚子前后二三十年间他们发展迅速。庚子后,西关大街一线愈发繁华更与远端西头/西大湾子的商圈连为一体,而晚些南市也同样发展起来承接了壬子兵变后侯家后迁移而来的商业。至是围绕着老城,四门之外皆是商铺林立,货贸发达。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由南来北往之人共建的商业文化是漕运时代天津的底色。如今就像老城厢灰飞烟灭一般,这样的天津也无处寻觅了,经济基础与人口结构早已罔然。

确定老城厢与旧河道可以参考的老地图很多,此处不一一列出。至于老城厢与四门外的那些街、那些桥、那些胡同、那些商铺、那些故事还是放到专题中再去讨论吧。

天津濠墙

我们再来看这篇文章的重点之一:濠墙。这并非一道标准的城墙,而是一条利用原有河沟田垄修建起来的防御工事,因此其结构并不规整。濠墙在民间又名墙子,其护城濠唤为墙子河,倒是在天津耳熟能详的名字。其走势、14座城门位置以及与府城和运河的关系如图TJ-02-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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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濠墙范围示意图

濠墙为僧格林沁于咸丰十年(1860年)始建,其时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1858年大沽口战败后清廷刚刚签下《天津条约》,1859年6月商定换约之时,英法公使拒绝在北塘登陆由清军护送前往北京,而欲自行乘武装舰船前往。于是双方在大沽口发生冲突,僧格林沁在此取得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军面对西方军队的第一场胜利。其后冲突扩大,为了应对接下来必然发生的天津之战,僧格林沁在天津训练民团,并上书”亟应设法严防,揆之地势,亦应附城一带挑挖重濠,筑立土城,将四门关厢,圈入重濠,设有警动,守濠即守城,较为得力“。于是他将津郊大范围的临近河道以及城外居民、店铺密集之处圈入濠墙之内,设置了大炮台2座小炮台10座,形成一套完善的防御工事。1860年2月17日濠墙正式开筑,至迟至7月前修完。在此过程中僧格林沁巧妙利用了津郊现存或废弃的沟道田埂,掘土为濠,叠土为城,是以事半功倍。在民间更是流传了18天筑城的传说。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1860年7月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僧格林沁自觉难守撤到通州。8月23日天津不攻自破,英军在这里与清廷又做了一次失败的议和,以致引发了后来耻辱的张家湾与八里桥惨败,乃至火烧圆明园,天津濠墙的初次亮相终以失败告终。虽然濠墙无法阻挡西方军队,但在1863年与1868年抵抗农民起义与捻军围攻中起到了重要防御作用。因此1881年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再次固墙深濠,将其总长从6500丈增加到6900余丈,并在土墙顶加筑垛墙。可惜这一道墙依然没能在1900年抵挡住八国联军,因为此时濠城南部紫竹林、小营门地区本就已是租界区域,联军数量众多;而濠墙东部的火车站亦为联军控制。因此1900年天津之战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小西营门、东郊东局子与南郊八里台。可惜虽义和团与武卫军英勇搏杀,在技术与战术的双重劣势下仍一败涂地。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天津府城也在不久后沦陷、被拆除了城墙。

濠墙这道防御工事在实战中起到的作用有限,在府城被拆除时,他暂时大体被保留下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其东西南北的几段城墙有着不同的命运:

南部凝晖门(大营门)一带:墙子河于梁园闸汇入海河的一段(即小南京路)是最早被拆除的,约在1900后与府城同期。此后此处迅速发展,无论在德租界时期还是当代都是此地商圈的核心,其名亦使用至今,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大营门。值得一提,当年袁世凯亦居于此。

北部翊运门至建魁门一段:早在1902-1903年袁世凯河北新区建设中就被拆除。先从翊运门附近拆起,十年间包含建魁门直抵金钟河的濠墙都被拆除了。如今完全没有遗迹。

西北绥丰门至拱辰门一段:1908年津浦铁路开始建设,天津西站以西的铁路规划与今日径直向西不同,起初是先转向西南的,正是利用绥丰门至拱辰门之间北部濠墙为路基。其中旱桥附近一段的墙子河填平后称墙子河胡同,其名还使用了很久。而北营门虽然在1908年拆除,周边居民区也在危改中消失,但北营门桥、北营门东西马路的名称至今尚存。

东部镇远门至寅宾门一段:1910s初填平为墙子大街。解放后王串场地区分为王串场街与墙子街两个行政区,这使得”墙子“之名至今尚存此地,有墙子派出所等。今日远洋新天地小区内昔日亦有墙子上之名。而该段南部至寅宾门一段,在土墙渐废之后,1920年有徐姓人家开始在此建房,因地处昔日正东门(东营门)外而称营门口。其名一直使用至今,有营门口大街等。

南部来薰门至厚德门门一段:这应该是人们最熟悉的部分,无论是墙子河、南京路、小营门(厚德门)还是昔日来薰门周边今日的南营门地区。濠墙废弃后,与袁世凯河北新区规划不同,英租界当局并未拆除土墙,而在其旁修筑围墙道(老南京路)。并在1910s-1930s间在墙子河上建设大量桥梁,并疏浚清污,在30年代中期更是通过绿化修缮建成城墙花园,为一时访游之佳处。1900初小营门拆除后在其址建设了Elgin Park,即后来的平安公园。近年来拆迁改造后这里又恢复成了音乐厅前的一片绿地,让人有时空穿梭之感。三四十年代,平安公园周边的小白楼地区成为英租界首屈一指的商业娱乐中心,直至21世纪初,滨江道+小白楼的双核心依然是天津市区的基本格局。当然如今,中心南移,这小营门至大营门间也渐不复昔日繁华了。而墙子河终究也是于1973年在7047工程中为天津地铁修建所利用,明挖做隧道,成为天津地铁1号线的前身。而其上盖则成为胜利路/南京路,繁华至今。值得一提的是自南丰路以西的墙子河河段并未填埋,很晚才消失。

西部顺轨门至湾兜(今长虹公园)一段:该段墙子河至今尚存,即自三元村闸至青年路长江道口的津河。而该段墙体至少到40年代依然有保留,甚至在1947年国民党修筑环城工事时还被利用,西营门至小西营门一段更是平津战役天津之战中战况最为激烈的地区。如今土墙成了青年路的路基,行于其上不妨怀古,在天明桥上念聂士成之苦战,在西营门桥上思四野官兵之奋斗。

通过这历史回顾,我们可见留存至今的地名多为营门之名。濠墙上最初仅设门6座,后来确定了11座营门,但没有题名,只是以临近地标与村落命名。是以百姓又为他们分别起了俗名。至于李鸿章重修濠墙后,又增开三座,并做了雅致的命名,形成了最终14座城门的格局。岁月蹉跎,城墙消散,这些雅致的名字已多被遗忘,部分俗名却使用至今。由正北顺时针排列,旧城门与新城门的学名俗名对照如表所示(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天津濠墙图》中仅绘有7座营门,而同治九年(1870年)的《郡城濠墙图》中已经出现了12座营门(多出保卫门),想必实际的城门增减并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简单):

每座城门的学名俗名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共用的。甚至城门上的镌刻都未必是学名,比如来薰门(南营门)上写着海光门。另外有意思的一点是镇远门与寅宾门都有东营门的称谓,这是由于1860年濠墙东面只有沈家庄这唯一一座东营门,而1881年又在唐家口以西开了寅宾门,又号正东门以示区别。在1899年的《天津城厢保甲全图》上便以正东门为东营门,而镇远门则由于通向山海关而称山海营门了。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濠墙废弃之后,镇远门一带又恢复了东营门的称谓,可见民间传统的力量。除此之外,依然保留在天津地图上的地名还有北营门、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与西营门,如今皆是繁华之所,只是他们的原名早已被人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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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薰门,厚德门,寅宾门,凝晖门旧照

绘制濠墙走向所利用的老地图主要有:“1900德制天津地图”,“1903德制天津地图”。并通过“1912日制天津地图”,”1913日制天津地图“,”1920《天津华界城建规划图说》“,”1936天津地图“,”1952《两用天津新地图》“辨明濠墙在废弃之后的变化。其中“1903德制天津地图”测绘极精密,在进行坐标匹配后为主要参考。此处试以其为例,将11座旧城门所凭依的地标标注于其上,以帮助读者清楚看出他们与相对城门的位置关系,并理解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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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濠墙1903

至于今日这十四座城门的位置可参照以下列表(地理坐标暂不公开给出,矢量地图与标注迟些利用GIS分享平台分享):

拱辰门/北营门:红桥区河北大街,北营门桥下

翊运门/堤上门:河北区李公祠大街与七马路交口

建魁门/东北营门:河北区中山路地铁站南,乾华园与昆璞里之间

镇远门/东营门/山海营门:河北区王串场一号路水明里

寅宾门/正东门/东营门:河东区唐口地道西北,新开路与营门口大街交口以西铁路上

朝宗门/直沽营门:河东区十三经路上,十八号院旁

凝晖门/梁园营门/大营门:河西区南京路与大沽南路交口江浦里

厚德门/小营门:和平区天津音乐厅前绿地

来薰门/海光门/南营门:和平区南京路与卫津路交口

西成门/西营门:红桥区西营门桥东,青年路与西营门大街交口

三庆门/小西营门:红桥区天明桥东与青年路交口

顺轨门/西北营门:红桥区青年路与南运河南路交口

保卫门:红桥区北辛道上,烈士陵园东南

绥丰门/小北门:红桥区西青道上,民族中学北

最后来简单说说这14座城门中有明确意涵的命名,首先东西南北四正门是非常常用的从经典而来的名号:

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与府城北门拱北区分,是为拱辰。

东: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尚书·尧典,是为寅宾。

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南风歌,是为来薰。

西: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尚书·尧典,是为西成。

东南直沽营门朝宗:春见曰朝,夏见曰宗,以为觐见长官之意。此处扼守溯海河北上进京之路,似对西夷发声?

东营门镇远:多见于有重要军事作用的城池,而依据其不同位置,也多坐落于相应战略重要的方位上。如太原北门,镇海东门,兰州西门。此处为天津的东部门户,直通山海关。

北有翊运、西有保卫相互对照,分别坐落于南北运河与濠墙相交之处。辅翊北运、控保卫河(南运河)。

如果想寻访濠墙故迹,如今可以找到的着实不多。如今无论是濠墙本身,还是墙子之名、墙子河几乎皆已消散。若是找墙子河,幸运的是从红桥区三元村闸到青年路与长江道交口的津河还完美地保留了昔日故道,即西北营门经小西营门、西营门至湾兜(今长虹公园)一段。而墙子河汇入海河终点的梁园闸却在梁园村消失,墙子河填为南京路后依然立在那里,见证岁月变迁。而濠墙故迹亦有一处可寻,那就是位于北营门以东的窑洼炮台遗址。如今其位于子牙河南路旁的河海花园楼下,与天石舫(昔日炮台渡口处)隔河相对。虽然他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多遭破坏,但终究还是挺过了拆迁工程,作为最后的孑遗等待我们去拜访。

天津环城工事线

进来在B站看到不少UP主解读《大决战·平津战役》。针对1949年激烈却又摧枯拉朽的天津战役,不少弹幕都好奇天津的护城河与城墙在哪里。虽然我对平津战役了解并不深,但一直对中环线沿线因解放战争期间环城工事而留下的地名很感兴趣。况且又在当年陈长捷最后负隅顽抗的天津警备司令部里上了四年学,也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希望能把“1947天津环城工事线”的地理信息整理一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

天津环城工事线建设计划始于1947年夏秋之间,其时美军撤离天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认为天津无险可守,需建设环城工事以抵御我军。是而由天津市长杜建时统筹,先成立了由周炳章带领的天津地形测量队,绘制《天津市地形全图》与《天津市城市图》。根据这张地形图,再按照东西窄、南北长的天津城市特点,设计并修建城防工事,并开辟了一片城防以外3000米的无人区,用汽油弹把附近民房全部烧毁,一个月左右即完成了工事线建设。1948年陈长捷又筹资增修了不少碉堡,这也成为了他认为天津要塞化固若金汤的本钱。

我军获取天津城防部署图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至少也看过《潜伏》中演绎的传说。其实我地下党同志是通过多个渠道获取了城防信息,至少有麦璇琨、张克诚、曾常宁等版本。如今也是利用流传下来的《天津城防工程部署图》、《天津市警备区域划分暨工事位置要图》与《天津市敌驻地区域图》来确定城墙走线。但可惜这几张地图均为手绘,部分区域精度有限。好在1947年精密测绘的《天津市地形全图》与《天津市城市图》很好地给出了环城工事线修筑所依托的道路与河渠分布,以作参考。而城门位置则参照《天津市城壕栅门位置图》。该工事线走向与府城、濠城的位置关系如TJ-02-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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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1947城防示意图

先来说城门。其实这一道工事线上的城门只是土墙间的一段开口,并非一般想象中的城门。其时工事线将天津完全封闭只留下这些缺口,增设铁丝网、鹿砦形成军事卡口管控交通。因此其位置未必像真实城门那样准确,而是指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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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门工事图

在一些资料中我们看到工事线上开有城门十五座,但《天津市城壕栅门位置图》仅给出十一座,据说实际使用中仅8-10座。在此由城门命名入手,试做一些讨论。城门的命名非常具有老蒋在抗战胜利后托三民主义宣扬其“力行哲学”的风格。如今在北京与台北的一些地名中我们对其依然非常熟悉:

东北三门:三民主义

民生门:在今河北区志成桥西北铁路周边

民权门:在今河北区民权门桥下。该区域解放后建设成工人新村、铁路附属单位等设施,保留此名。

民族门:在今河东区红星路与成林道交口偏北区域

西北四(五)门:孙中山的八德价值

忠孝门:在今河北区天泰路与榆关道交口以东

仁爱门:在今红桥区光荣道与新红路交口东南

信义门:在今红桥区西青道与红旗北路交口东北,铁路以南

和平门:即濠墙的小西营门,在今红桥区天明桥东与青年路交口

除了八德四门,在15城门资料中还有一座大同门。该门与仁爱门位置非常接近,其名一直保留到该地区拆迁之前。可能它与仁爱门是一座门,或是仁爱门附近的一道便门。尚未得到更多有效资料,有了解者还请赐教!

西南三门:复兴、建国、胜利。与北京是那么相似

胜利门:应该就是濠墙的西营门,在今红桥区西营门桥东,青年路与西营门大街交口

建国门:在今卫津南路与紫金山路交口,聂公桥北

复兴门:即在今复兴门地区,复兴门地铁站以西。在部分资料中看到城防工事除了复兴门地铁站周边的上河圈地区外还包含了下河圈地区。仍需查证。

东南两(三)门:“伟人”之名

中正门:在民族门南,今东风桥下,为红星路与津滨大道交口。当年津滨大道是津塘公路,此门为扼东之要道。

中山门:在今中山门桥(蝶桥)西南,二宫门口。与民权门类似,解放后建设工人新村而保留此名。

15城门资料中还有一座林森门。出于“伟人”之名的规则,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也在附近。按:《天津城防工程部署图》上在中山门与复兴门间还绘有两座便门。我猜测临近中山门的就是林森门。

由此已经梳理了15座城门中的14座,仅余“力行门”一座。也许它就是复兴门东海河旁的那座便门。但仍需查证。

清楚了城门位置,再来说城墙走线与护城河的利用,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南段由围堤道推至复兴河,1947城防线与今日的中环线是非常贴近的:

如上文所说,由于壕墙西端与墙子河保存完好,环城工事线在三元村至湾兜一段直接利用了故道,因此小西营门与西营门区域也就沿用为和平门与胜利门,两墙在此段贴合。

自湾兜以南,解放后的红旗河建设中对该段又做了一些裁弯工作,去掉了西湖道与红旗路交口以西的直角,也废弃了经过南开大学的河道。但如今南开大学内的小引河应是孑遗。依稀记得读小学时南大附小门口还有工事遗迹,不知如今是否尚存?

由建国门至复兴门,如今沿着卫津河与复兴河依然与昔日城墙与护城河走线一致。

自上河圈过海河,直至昆仑桥东南的月牙河也是当年的护城河。而城墙由昆仑桥东南转向西北往中山门去的路径则是为了防御当年的南货场。如今南货场早已消失,此处也无遗迹可寻了。而中正门至中山门间的一段则尚与直沽街的走线有所关联。

由中正门向北直抵民权门,城墙与护城河走向与中环线几乎完全一致。在80年代中环线建设之前,成林道一带的红星路尚保留着“东城防路”的名字,护城河也依然健在。

由民权门向西北直到信义门之间,城墙走线很不规则,主要是为保护铁路与北洋大学所致,产生了几个突出部。当然如今这都无迹可寻了。

之所以环城工事线可以在一个月左右修完,主要还是因为其依托的是原本存在的道路与河渠。北部护城河可直引南北运河之水,而南部护城河则可利用海河潮水。是而其能保证两三米的深度,为解放军带来很大麻烦。这与当年僧格林沁修濠城的思路是一致的。但也像濠墙的命运一般,这所谓固若金汤的工事在我党我军的情报与实力面前不堪一击。当刘亚楼指挥四野大军由和平门/胜利门,与民权门/民族门/中正门之间东西对进于金汤桥会师,29个小时内国民党军防守灰飞烟灭。平津战役已成定局。

思考与观察

勾描了三道城墙与城门的历史,望着这几张地图,不免产生对天津往事的思考。作为文章结尾,在此简单谈谈。

天津的历史发展是围绕着她的交通枢纽地位的。漕运时代西、北通漕,东控盐务,府城的位置与格局可谓完美。而当海运再开,并愈发重要,城市发展也开始沿海河东扩。庚子后乃至北洋时代,相比于水运枢纽,天津铁路枢纽的地位愈发重要,袁世凯的河北新区规划既是围绕着北站(天津总站)在新开河两岸操作的。而民间移民涌入与活动也伴随着相应的趋势,漕运时代从侯家后到双忠庙陈家沟,铁路时代地道外的扩张皆顺应这个趋势。而三条石更是在20世纪初这个二者衔接的时代成为天津近代工业发祥地的。

许多人认为天津卵形的城市格局是由于租界的发展而决定的。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当我们观察濠墙走势我们可以发现,1860年租界时代来临之前,天津已经开始呈现非对称扩张。城西双忠庙、城东陈家沟的发展尚是平衡。但城南紫竹林与梁园村一带增加的人口与商贸活动已经开始使城市格局出现西北-东南的卵形拉伸。而之后的租界时代更是催化了这一点,紫竹林的法租界、梁园村的英德租界均繁盛一时。也使天津的市中心南移,进入劝业场-小白楼双核心时代。同期民间活动的分布也就开始围绕这新的中心区域的边缘进行。以四大小吃市场为例,鸟市尚在老城以北,但南市在南门外发展,地道外远在铁路以东,而谦德庄更是在租界以南。

明确了这两点,从交通枢纽与中心位置变迁观察,我们可以试图思考经济基础与人口结构的变迁如何影响这座城市,以致于让她走入了今天的境地。在此不妨再说一说我粗浅的五个天津理论以抛砖,有机会再撰文详谈:

漕运天津:明清至19世纪末,漕盐为本,商业气息浓厚。移民是市民主体,且存在较大变化。

北洋天津:20世纪初至日占时期,内有袁世凯以此为根,外有租界地别样发展。作为北京朝堂的“里”,政治地位独特。铁路枢纽地位日渐重要,促进工业发展。更多移民来到此地,既有空降的上层阶级,也有大量中下层谋生者。旧市民与旧商业文化日渐边缘。

过渡天津: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58/1963。抗日战争时期日占天津受到许多摧残但也有一些发展。抗战胜利后至公私合营前又迎来一波复兴发展高潮。但此期间工业增强,商业略有减退,人口结构相对稳定,天津大量今日津津乐道的民间文化在此期间产生。

现代天津:1958/1963至21世纪初。天津经历了系统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建设(其间工业资源分配导致的省市问题,先不多谈),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市民部分流出,部分边缘化,人口结构巨变。工业成熟发展但商业减退明显。但在这个过程里,处于全国核心工业城市地位所享有的优越感成了市民的骄傲。在此阶段一个重要的变迁是交通枢纽功能的改变:海河治理工程消灭了洪水,但也导致了南运河断航,且海河建起防潮闸,使天津逐渐丧失河海联运地位。在工业化进程中水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使九河下梢的天津陷入水资源不足的境地。内河航运完全丧失,海运枢纽的取向使中心转向塘沽,市区仅保留铁路枢纽地位。而经济面上,改开之后,虽有一波商业复兴,但在国营事业腐坏与改制中终究还是在九十年代末偃旗息鼓了,至此陷入迷茫。

迷茫天津:21世纪初至今,乃至还看不清的未来。天津的主流人口结构在过去40年间进入了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稳定阶段。而90年代的共同记忆更让这个圈层趋向保守,进而产生了近二三十年间天津的城市文化,这几乎与之前的四个天津完全不同。但现实的是一方面天津的工业优势在丧失,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而交通枢纽地位丧失更快,海运京唐港的出现,铁路北京对枢纽地位的重整,天津甚至失去联通关内外的地位,航空更不用多说。物质条件的丧失,人民观念的保守,让天津在这个迷茫期里一时半会还走不出来。有时我认为,这也是天津回归历史本位的必然吧,但更可能的是之前四个天津的本位都已失去了基础。天津必然要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局中找出新路,前路何方,我亦迷茫。

通过这样的视角也许可以对这座城市有更多观察,就当作我的一些胡言乱语胡思乱想放在这里吧。我还要学习很多,审慎思考。现在看着这几道城墙、几环道路,只想能尽早回去,走一走故迹,看一看家乡。

如有意见建议,请在此处留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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