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全国有３００５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１２５８所，人们熟知的９８５和２１１院校只占１００多席，二本及以下院校学生面目是有点模糊的。在南方一所普通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的黄灯，基于来自课堂内外的切近观察与日常交流，以及对毕业生境况的持续追踪，尝试以个人化的表达与反思，在新书《我的二本学生》中描绘出“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生存图景，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时代的洪流中，中国普通年轻群体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假如“亲人”考上大学
１９９５年，湖南汨罗农村姑娘黄灯从本省的一所大专院校毕业，被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作。本以为在国企上班会一辈子衣食无忧，１９９８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２４岁的黄灯下岗了，她决心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一年后她如愿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南下广州读博，２００５年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广东Ｆ学院的一名大学教师，并在一线城市广州安了家。
安逸的城市生活让黄灯发觉，自己逐渐和身后的亲人失去了关联。２００２年的中秋，一个堂弟的偶然造访，让黄灯将目光转向了在广州打工的亲人群体，在一次次探访城中村的经历中，黄灯接通了和故乡亲人之间的情感通道，由此开启了自己对亲人和乡村长达十几年的真实观察和记录。２０１６年春节前夕，她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在之前写作的基础上，第二年，她的第一本书《大地上的亲人》出版。
《大地上的亲人》
黄灯 著
台海出版社
在揭示农村困境的《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写到了一个年轻群体“第二代农民工”——她的外甥、侄子和堂弟，她为他们没有机会上大学而感到遗憾，在书中感叹：“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乡村外出人员的增加，留守儿童变成常态，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她时常想象自己的８０后、９０后亲人，假如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假如考上了大学，将会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和命运转折？巧合的是，从２００５年至今，黄灯所教学生的年龄跨度恰好囊括了这个年龄段的亲人，透过境况相似的学生的经历，她得以看到假如“大地上的亲人”考上大学之后的真实处境。
在从教的十余年中，黄灯教过的学生多达４５００多名，做过两届学生的班主任，通过课前课后近距离、不间断的师生交流，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走访，她获得了诸多见证学生群体成长的机会，向读者描摹出一群最普通年轻人的生活剪影。在黄灯看来，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路径，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了少数幸运者进入重点大学，更多的人走进了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黄灯任教的广东Ｆ学院虽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但生源中有一半来自经济落后区域。她所教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乡村或城镇，身后有打工或下岗的父母，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与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可能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对未来充满期待。但是与城市孩子相比，信息匮乏在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兴趣爱好与他们无缘，到了大学还依然保留着高中刷题的学习方式。
课堂上，学生们表现得平和中正、沉默寡言，没有讨论和质疑，更没有人坚持自己的想法而跟老师发生争论。黄灯表示，智商并非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差别，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在高校里获得相对多的学术思维训练，“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分化从原生家庭开始
综合对两届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的观察，黄灯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其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着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着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则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农村。
她还发现，几乎所有最初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毕业生，都害怕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担心工作业绩取决于家庭背景而不是个人努力。尤其是农村子弟，他们多数对这种人际交往无所适从，有的因为不能忍受“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的生活而离开银行，有的因为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漂亮话、学不会职场的左右逢源而选择后台工作。
她的Ｆ学院学生，毕业后大多留在了国内、基层的普通单位，从事着平常的工作。在就业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考公务员和考研成了热门选择——这毕竟跟高考一样，通过相对公平的竞争，前者可以获得安稳的工作，后者则继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入职街道办岗位的新闻，在今年的毕业季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更让普通院校的学生感到了压力。
上世纪９０年代入学的大学同学，无论出身怎样，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于８０后二本高校大学生，其命运跟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原本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的黄灯，逐渐意识到学生毕业后的成长路径和阶层定位，更多取决于原生家庭和对历史机遇的把握。许多眼光长远的农村父母，主动融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城里购房，都促使其子女拥有了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进入大学读书。
黄灯
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学生一入学就要考虑“就业”，他们将来的去向和发展，更多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原生家庭。
学生柳鸿和迎欢的原生家庭并非处于社会顶端，但良好的家境在她们毕业后足以给予积极的支撑：柳鸿家里经商，注重培养她的社交能力，并在关键时刻通过人脉给她提供机会；迎欢则得益于小时候能够跟随父母在深圳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都促使她们毕业后成功走向社会，通过买房、做生意，早早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富自由。
广州籍学生胜轩毕业后的境况，跟柳鸿和迎欢形成了鲜明对比。胜轩是黄灯当班主任的２００６级中文班里最安静的一个，父母双下岗的经历以及家庭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待遇低下的淘宝网店干了四年，后又以网络员身份考进街道办，转公务员编制无望后，开始考公务员，却没有一次成功，“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依然心存幻想。
胜轩将自己毕业后的艰难处境，归结到机遇、能力和命运，但作为班主任，黄灯一眼看出制约他的根本就是他背后的原生家庭——“在投机的年代，他身上缺少一股赌劲，缺少职业规划师提到的风险承担能力，在一闪而过的机遇中，他的谨慎和犹疑，没有帮他避免风险，却让他失去了在自小长大的城市立足的资本。没有人追问他的谨慎和犹豫来自哪里，也没有人意识到，他的父辈在承受下岗的命运和改革阵痛的代价后，家庭的瘀伤一直延伸到了这个瘦弱男孩的身上。”
时代夹缝中的光芒
由于同是出身农村、第一学历是二本院校，黄灯总是习惯于拿自己的７０后同班同学与自己所带的两届学生做对比，通过对Ｆ学院学生群像的描绘，展示了时代大潮的力量和落在每个个体身上的沉重。
黄灯（左一）与学生们
１９９２年入学的岳阳大学同学，在文凭并未贬值、高校依然坚守精英教育的时代，即便出生在农村，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分房，在城市轻松扎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黄灯在２００６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时，尽管面临大众化教育的背景，她的８０后学生依然能够通过一纸文凭获得在社会立足的根基，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在房价尚显温和的时期有９０％的学生买了房子。
而在１０年之后，即２０１６年第二次当班主任时，她的９０后学生很多从大一就开始谋划考研，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有信心留在广州，也没有一个农村学生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买得起房子，残酷的现实“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视角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
不可忽视的是，Ｆ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广东地区，而且学院一直以就业优势著称，生源也非常出色，尽管是一所二本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只有上了一本线才有机会招进来。他们的境况尚且如此，其他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５０后至７０后，绝大多数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么，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和学历还能改变命运吗？黄灯坦言，在转型期的驳杂中，进入大学的农村孩子所经历的磨难与挣扎并不比他们的父辈少，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人的命运并非一所大学就能够决定的，黄灯认为很多家长并不知晓自己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具体情景，不少中学老师在应试教育中将一批批学生送进大学后，也并不太关心中学岁月在其生命中烙下的印记，如果把学生的成长过程比作一个标准构件的锻造，“我不过一个站在普通大学门槛的收货者，完成了签收程序后，来到身边的孩子，不过一群早已被磨砺规整的半成品”。这本书的意义，如作者所言：“我所想做的，不过通过文字，记住一个群体的模糊身影，唤醒更多的成年人对他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