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如今依然在全球肆虐。从爆发疫情之初，天津即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为全国最早一批启动一级响应的城市。医护人员白医执甲，冲在前线，社区防疫全面覆盖，彻夜不休，全体市民令行禁止，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全市12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90%。通过种种有效措施，天津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防控。但，这并不是天津与疫情的第一次交战。
自古瘟疫猛如虎。回望天津建卫以来的600多年历史，明代的276年间天津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的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津城曾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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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天津记载的最早疫情“探头病”
据史料记载，天津在明末就曾经发生大规模瘟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亲友不敢相吊，俗传为探头病。”
这是史书中，天津建卫以来最早的瘟疫记载。这种被称为“探头病”的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清天津卫志中记载——“探头病为一探头即染病而死也”。专家分析，当时的探头病传染性极强，而且应该是一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当时史料记载，这次瘟疫：人染异病，十丧八九。按照汉语语言习惯，这句话的引申涵义有两个：一种解释是，在发病疫区内，人口十有八九死亡，这个比例并不包括非疫区的人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十丧八九是指得了此病的人十有八九会死亡。
明代天津城平面图
因年代久远，对探头病等瘟疫的具体防治措施并没有史料记载。一些专家分析，古代人们防疫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逃亡，即从城市逃到乡村；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现在仍然采用的隔离措施了。
据了解，隔离措施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疫，染疫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到了15世纪，就有规定外来船舶需在海港停留40天，进行检疫。
根据此次“探头病”的史料记载：亲友不能相吊，也就是说，当发现传染病例死亡后，其亲友不能吊丧；如果有人不知道是传染病，还去探望的，回来后一般会被村里百姓隔离，先将此人关到村外寺庙或者空房中，不允许其进村子，然后有人专门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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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津城遭遇霍乱流行
1902年夏秋之际，在中国及欧亚一些国家出现的霍乱也流传到天津。
5月，霍乱病人最先在天津的海上门户大沽（今滨海新区塘沽）被发现，到6月1日已经死亡6人。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的交通枢纽，中外人士杂处、人员稠密且流动频繁，城乡中垃圾、污水遍地皆是，在高温中变质、滋生细菌，加上人们对公共卫生缺乏认识等种种因素，导致霍乱很快由塘沽向天津市区蔓延，随后又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呈扇形扩散。其染病、发病之迅速，令缺乏防护措施和防护意识的人们措手不及，到6月27日，天津因此死亡的人数就达到了620人。
清代天津卫的老照片
在20世纪初的清末，霍乱的流行无异于一场天大的灾难。据当时人记载：
“是年之疫，为津门空前之灾，饮冷水者死，食瓜果者死，食菜蔬者死，食虾蟹者死，医生视疾，诊视未毕，而医者死，抬埋者，棺未及茔，而荷者毙。全津之棺，为之一空，士大夫以藁葬者，颇不乏人。”
当时的《大公报》每日公布患病人数
霍乱疫情爆发后，当时天津的统治机构都统衙门（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成立的殖民统治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也称天津临时政府）发布了《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关于控制霍乱疫情的决定》。6月初，一批专业的隔离设施相继落成，如在天津城区西南角、东北角和辛庄设有三个长期医疗站。随后，天津的军火买办孙仲英联合本市绅董、善士、富商筹集十万两白银创办的保卫医院正式成立。这所医院相当于今日的火神山医院，属于防止霍乱的应急性公共卫生机构或为防疫而紧急设立的专门性医院，除在院内治病外，还可前往疫患家中上门应诊。
天津都统衙门外景
当时，西医已经随着殖民列强的入侵出现在国内，但中医在疫情中还是发挥了主导作用。传统中医认为，霍乱来自阴阳六气失调。“霍乱”这个词汇，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即有出现，意指“挥霍之间，便致缭乱”的急性上吐下泻症状。除了医治受感染的病患，在1902年的公共媒体上，也能够见到传统医学提供的霍乱解决方案。例如该年6月30日，上海《申报》曾刊发题为《急救时疫方》的文章。也有报刊公开发表了《霍乱症的传染性和预防法》等中医诊疗措施介绍，为民众提供防治霍乱的中医建议。
《霍乱症的传染性和预防法》中医诊疗措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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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传入天津
1910年11月9日，哈尔滨地区突发鼠疫。鼠疫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很快延及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疫情严重，蔓延迅速，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
疫情爆发初期，并没有封锁交通，鼠疫由黑龙江省西北部经铁路渐次南下，越过山海关，对北京、天津等地也有波及，天津因此次鼠疫死亡111人。
疫情迅速蔓延，但当时的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经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为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
抗击东北鼠疫老照片
伍连德治理疫情的主要策略便是隔离，当时的清廷全面封锁了东三省，各铁路全面停运，在交通枢纽处设立一个个驻点，派人构筑隔离防线，并且将火车车厢用作隔离病房，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即将其送至隔离点。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还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在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伍连德设计的伍氏口罩
哈尔滨鼠疫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沈阳等地，历经两年时间，才将此次鼠疫全部消灭。
在1949年之前，天津屡遭瘟疫侵袭，当时的政府虽然也采取了多方措施，但人民生命还是受到极大威胁，在几次大型瘟疫中，死亡惨重。
1949年天津解放后，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不仅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每次遭遇疫情之时，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一次又一次抗疫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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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预防麻疹流行
在缺医少药的旧时代，由于没有疫苗，几乎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感染一次麻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麻疹的死亡率甚至高达8-15%。1957年，麻疹曾跃居天津人疾病死因之首。
图片来自《天津通志·卫生志》
如何预测麻疹的流行，及时采取防疫措施，成了当时天津防疫站的主要防疫任务之一。
上世纪50-60年代，时任天津防疫站站长的屈鸿钧，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把当时西北角街这一条街所有的6个月到7岁的儿童作为观察对象，把发不发生麻疹病例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解放初期的老西北角
通过他连续几年的观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易感人群的比例超过40%，那么就意味着有一场麻疹的大流行将要到来。
有了精准预测，防疫便可有的放矢。每当预测的麻疹大流行即将到来之际，屈鸿钧都会马上写出防治意见报告，上报市领导，时任天津市长的李耕涛便亲自主持召开麻疹防治工作会议，并及时采取注射疫苗等防疫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小人民群众的感染率和发病率，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解放初期，天津市宣传贯彻《传染病防治法》活动，图片来自《天津通志·卫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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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扑灭副霍乱疫情
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或许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天津曾发生一场副霍乱流行，当时俗称“02病”。
那是1964年夏天，第一例“02病”患者出现在天津市南郊区葛沽，随后，小站和其他一些地区也相继有人感染，紧接着，与南郊区接壤的塘沽区出现病患大爆发，西郊区、东郊区也发生局部感染，最后天津市区内的红桥区和河西区也有人被感染！
葛沽老照片
塘沽老照片
副霍乱（即02病）是烈性肠道传染病，疫情发生后，当务之急，是及时发现并收治患者。防疫医疗队随即对包括病患和接触者、粪便管理人员、饮食行业人员等在内的疫区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粪便抽查，之后，全市的各区医院、卫生院也纷纷建立肠道门诊，对腹泻患者进行粪便检查和病菌培养，以便及时发现霍乱菌，遏制疫病的流行。
从那以后，每年在夏秋季节对腹泻患者进行粪便检查和病菌培养，成为了一项制度，一直延续至上世纪80年代，这也让采集粪便标本并送检成为当年居民们的共同记忆。
《天津通志·卫生志》中对1964年天津流行副霍乱的记载
由于医疗资源调配迅速、治疗抢救科学，各部门专业投入、协同发力，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64年到1965年，天津全市副霍乱病人累计800多例，病死率只有1%，市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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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成功阻击非典疫情
30岁以上的天津人，一定都还记得发生在18年前的那场非典疫情。
2003年4月20日，天津报告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的确诊病例。防疫刻不容缓！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了抗击非典领导小组，第二天，就对出现非典病人的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实行了整体隔离。
随后，天津迅速出台《关于密接集中留观若干建议》，发布对空港、火车、公路等旅行者实行健康登记与筛查，限制举行大型聚集活动，进行社区、学校、机关、厂矿群防群控等十条措施。
那段时间，津城大街上人员稀少，人们都听从政府建议，非必要不出门，出门一定佩戴口罩，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回家后洗手消毒，并注意开窗通风。
非典期间，天津滨江道上戴着口罩的市民
非典期间，一名戴着大口罩的男子在天津街头休息
非典期间，天津高考考场消毒
5月12日，天津“非典”定点医院——海河医院竣工并交付使用，整个工程从决策拍板到交付使用只用了10天，因此也被誉为天津的“小汤山”。
同时，为了取得防治非典的更好效果，天津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中医病区，任命时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的张伯礼为总指挥，组建中医医疗队，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
张伯礼深入非典一线，开展SARS中医症候的流行病学调查，根据临床经验，编辑了国内第一册10万字的《非典专辑》，印刷数万册，邮寄各地红区。在临床救治中，张伯礼发现，中医药在治疗非典病症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缓解病情、改善病人憋气、气短等自觉症状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患者在撤减激素用量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变化有明显的减轻作用；在进一步的观察中发现，使用中医药的病人，其肺部 x线片的变化有比较快的向良好方向转归的趋势。
天津的中医团队还提出，一些已上市并广泛应用的中成药对非典也有很好的防治作用，例如藿香正气水、银翘解毒片、清瘟解毒片等，对民众预防非典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非典一疫，张伯礼总结的SARS发病特点和证候特征、病机及治疗方案，均被收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中医药的治疗效果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扬。
在疾病控制方面，整个抗击非典疫情期间，天津的市级疾控中心以及各区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全员出动，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共对4760名密切接触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追踪与隔离，其中家庭隔离观察2304人，集中隔离观察456人，住院隔离观察2000人。
左：非典时期，海河医院的医护人员；右：非典时期，海河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救护车上接下一名SARS病人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从2003年4月20日报告第一例非典确诊病例，到5月17日报告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天津的整个非典疫情仅持续了27天就被扑灭，成为中国及境外流行区终止非典流行时间最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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