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批判性思维,导师应将决策自主权还于学生

作者 |杨颉

必须承认,导致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普遍比较弱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便包括了东方文化中的所谓“尊师”传统。

这样说当然不代表不应该尊重老师,但在西方高校课堂,对老师的尊重与出于尊重真理而对老师讲述内容的质疑并不矛盾,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尊重老师”与“不反对老师”画上等号。

这种心态再继续往前发展,就会演变为学生对于权威的崇尚,而在校园内,导师一般都充当着学术上的“权威”角色。

因此,导师也就变得更加不可置疑。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会造成导师将本属于学生的决策自主权握于手中,相应地,学生也就失去了很多选择与挑战的机会。

若干年前,我们曾经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成就感进行过专门调研,结果发现,学生成就感最高的时间是其大一新生时期。

此时,他们刚刚进入心仪的大学,达成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目标,自然成就感满满。

但在此后,学生的学习成就感便会一路下降。

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其决策权在不断被剥夺。

比如,学生即使提出某些想法、尝试某些新的做法,但老师不同意时,学生大概率是做不成的。

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这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毕竟目前大部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都是跟着老师的课题走的。

学生想做新方向的研究时,有些导师会“负责任地”告诉他,你的第一要务是拿到学位,太前沿或挑战性的研究问题虽然高大上,但是“不安全”,可能会导致难以毕业。此时,学生还会坚持吗?

相较之下,国外高校更加鼓励学生挑战前沿问题,即使学生做的是一件“证伪”性的研究——没有得出研究成果,仅仅是证明了某条研究思路走不通,依然能够得到认可。

而在国内,这种情况很少见。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在决定选择某个课题时,其项目结果基本已经确定了,他要做的只不过是将过程更加规范化。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其三四年后能够顺利毕业,拿到学位,但对于其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锻炼却毫无帮助。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也源于目前高校和导师在承担着很多不应承担的压力。

要知道,相较于本科阶段的学习,研究生阶段的特征就是科研实践。

此时,“效率性”要取代“公平性”占据更主导的位置。

说得更直白些,学生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即使努力也未必能成功。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大舆论环境下,如果有太多学生不能毕业,便一定是学校的培养能力不行,这相当于给学校施加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而学校也一定会将这份压力传导到导师身上,导致他们更加不敢让学生不毕业,也就更倾向于替学生选择“安全”的研究课题,从而更加无法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所谓“严师出高徒”的说法,这句话本身自有其道理,但在当代却往往被曲解——原话中,“严师”指的是老师教学标准的严格,但现在却被误认为是对学生态度的严厉。

这种现象不能说很多,但一定是存在的,其导致的后果便是导师习惯性地斥责学生,学生也就更不敢在导师面前发表意见,提出创新性的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现象,其根源往往并不在大学阶段的教育,反而是在学生进入大学前的中小学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

我们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往往是将其培养成比较“乖”的孩子,甚至最好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要知道,在如今的某些中小学课堂中,在课堂上非常爱提问的学生,往往还被认为是课堂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指望其进入大学就爆发出创造性思维是不现实的。

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反映便是在大学的研讨课上。

这里是我们最希望学生给我们带来互动反馈的地方,但往往会遭遇冷场。

此时,我们就会无奈地发现,学生们往往并不是不想说话,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习惯于寻找并遵从权威(导师)的意见。

当这种意见不存在时,他们便无所适从。

因此,要想让大学生更多地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问题,这是一项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协同合作的工作——从中小学阶段便要培养他们敢于提问、喜欢提问的习惯,在大学阶段,则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自主权,给他们以选择的空间,同时鼓励他们勇于尝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尤其是在科研领域,更要宽容学生的失败。

由此,才能真正锻炼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其未来的科研道路做充分的准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20-10-20 第5版 大学周刊)

编辑 | 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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