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夏天，“天津教案”爆发。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到天津处理。
虽然“天津教案”的伤亡人数并不多，但曾国藩心里很清楚，只要牵涉到外国人，多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连朝廷都深感头疼。因此，曾国藩在忐忑不安之中，给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遗书：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曾国藩到了天津后，发布了《谕天津士民》，对案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愤怒的民众一共杀死了21名外国人，包括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曾国藩抓捕了一批嫌犯。
怎么处理呢？按照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既然有21名外国人被杀，那么按照“一命抵一命”的朴素法则，处决21名中国嫌犯就可以向法国方面进行交代了。
然而，曾国藩的想法被恭亲王奕訢否决了。恭亲王奕訢致信曾国藩，称：“抵命之数宜略增于伤毙之数，否则我欲一命抵一命，恐彼转欲一官抵一官，将来更费周折。”意思是，中国嫌犯抵命的人数，要略高于外国人伤亡的人数，否则，我这方虽然主张一命抵一命，假如外国人偷换概念，说成是一官抵一官，将会更加麻烦。
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北上，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丁日昌连夜交流，也认为，如果缉拿的嫌犯太少，会使得恭亲王每天凭空与洋人争论，还会担心激怒洋人，让事态变得更加恶劣。
随后，曾国藩下令镇、道、协、府、县文武各员迅速行动，限定在4日之内抓够20人。如果逾期没有抓够人数，立即给予严厉惩处。在曾国藩的严厉要求下，一批嫌犯被抓获，加上以前已经抓获的嫌犯，共计37人。
曾国藩随即致信恭亲王，汇报“战果”：“现拟抵命之说通拿五十余人，仍以二十左右为率。其余各犯拟分别轻重，科以军徒等罪，其余则随时释放。庶人数较多，可以服洋人之心，而罪有等差，亦不致稍涉枉滥。”曾国藩认为，现在打算抓捕50余人，处死20人，其余分别判罪。鉴于抓获的人数较多，想来可以向洋人作交代了。
此外，曾国藩还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子。46万两银子，应该可以补齐了不同人种之间的“差价”吧？
这个处理结果，洋人是满意的，却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朝廷人士也频繁非议。左宗棠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就连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赫德也对曾国藩曲意迎合洋人表示不理解——因为洋人被杀了，就要杀掉更多的嫌犯，这种“一命抵一命”的方式未免太简单粗暴了。赫德以前对曾国藩评价很高，现在，他认为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赫德觉得，曾国藩就像一个还没开化的“族长”。
由于饱受抨击和指责，曾国藩不得不自请处分。朝廷随即安排李鸿章接替他的直隶总督职务，继续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本人则被调任两江总督。
【参考资料：《曾国藩家书》《清季天津教案研究》《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