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
“但是，他（指周）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这样写道。
而那个被保密的名字就是张若名。
张若名与邓颖超是同学。五四时期，同为天津女师代表的两人，一起到南开参加演讲大会，并结识了周恩来。
图｜张若名（中间）与邓颖超（左二）在天津女师读书时的同学照
当时，天津五四运动的学生队伍有两支：一支是以南开学校、官立中学、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而另一支是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
然而，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两个组织并未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后来，为了利于斗争，两个组织的骨干总结了以往斗争经验，希望联合起来。周恩来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认为应该尽快把两会的骨干分子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更坚强有力的团体，作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封建观念的一次挑战，张若名十分支持。
当时的张若名虽然只有17岁，但是她已然是一个思想超前的“新女性”。她与周恩来等四人一起创建了“觉悟社”，并积极吸收女社员。
在当时，男女混杂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规定，禁止男女社员恋爱，周恩来甚至带头表示抱定“独身主义”。
图｜前排左一张若名、四排右二周恩来
张若名也扛起“妇女解放”的大旗，在《觉悟》创刊号上，她亲撰《“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反响热烈。
张若名在该文中主张妇女解放，并提出，女子不必等待依靠旁人来解放，妇女解放自当从妇女开始，女子要自己努力争取。
这百年前的女权口号，如今听来，依旧是振聋发聩的。
然而，喊出这样独立口号的张若名，自小却是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庭之中。
张若名的祖父是保定清苑县的首富，家境优渥，重视教育，她也因此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自打上小学开始，张若名就在天津的叔叔家中长住，与叔叔家中的姐妹们十分亲密。
张若名虽为女子，却性格刚烈 ，堂姐妹们提起她也都是啧啧称赞，称她是女中豪杰。但是她们也清楚，张若名的刚强性格也许并非是与生俱来的。
小时候，父亲娶了二房，母亲因此备受冷落，日日啼哭，小若名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小小年纪就说出了“以后削发为尼，不依靠男人”的话。
自小家庭的阴霾深深影响了她，也造就了义无反顾、独立勇敢的她。
在1919年8月声势浩大的反对“马良祸鲁”的斗争中，张若名作为天津各界十名代表之一进京请愿，期间，张若名多次往返京津，与天津的爱国同学们沟通联络。
图｜马骏
在进京代表刘清扬、郭隆真被捕，马骏等被围困后，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人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赴京营救。，利用舆论给当局施加压力，最终，中央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代表。
1919年11月，“福州惨案”发生，居住在福州的日本人公然打死爱国学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社会一片愤怒，民众们抵制日货的情绪更加高涨，天津新学联也很快采取了行动。
12月20日，天津新学联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约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局随即便加强了对学联活动的控制，张若名等人的斗争活动也越发艰难。
1920年初，张若名与觉悟社和天津新学联的负责人，在天津法租界“维斯理堂”的地下室，连续三天秘密会商，决定再次发动学生和民众的游行请愿活动。
1月29日，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四人的带领下，上千民众到省长公署请愿，要求面见省长。
对方请示后称，省长答应求见，“但求诸位选三四代表，余者均退出辕门始可”。
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游行民众们推举出男女代表各两位：女方代表张若名、郭隆真，男方代表周恩来、于方舟。
不料，四人进入公署后便被拘禁，外面的游行群众也遭到了镇压。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九一二九”惨案。
张若名父亲在得知女儿出事之后，匆匆赶来狱中探视，并试图劝服她。张若名慷慨激昂，气得张父要与她断绝关系。
周恩来在《警厅拘留记》中，回忆了当时张若名与郭隆真两位女生在狱中的情况：
图｜张若名和郭隆真
“在那三九寒冬的季节里她两被关押在一间没有火炉的破屋子里，两人挤在一张床板上。但她们还不断地惦念着监狱外面的战友，尽管监狱生活折磨得她两不断患病，但她们彼此照顾，相互鼓励，坚持同狱方斗争，毫不屈服。”
在狱中，张若名与周恩来相互鼓励，坚持斗争。一墙之隔，张若名与周恩来虽然无法见面，但他们互相关心着彼此的情况。
两人彼此信任，甚至相互托付秘密。为防不测，周恩来把自己写的两篇手稿《独身主义》和《我的忏悔》交给找张若名，张若名也把自己的狱中日记交给周恩来。
尽管他们在狱中患难与共，交情甚笃，但当时两人都坚持“革命就要独身”的思想，谁也没有把内心的情感挑明。
为了抗议当局的非法关押，在狱内的张若名，与一同被捕的难友一起展开绝食斗争。在监狱之外，“觉悟社”的成员们联合天津学联，也就他们的绝食斗争积极展开声援。
他们的斗争精神，感动了很多人，当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北京的著名爱国律师刘崇佑，也为他们的精神所鼓舞，义务为他们出庭辩护。
经过多方努力，半年之后，当局终于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出狱。
经过这半年的狱中斗争，张若名的革命斗志更加昂扬，出狱之后，她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
得知张若名要赴法留学，张父坚决反对。他强行把女儿带回家，想抓紧把她嫁出去。
高喊“自由解放”的张若名怎么可能会甘心被逼仄的婚姻束缚，于是，她只留下一封决绝的书信，便趁着夜色跳窗离家了。
刚强如她，在信中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给父亲“放话”：“你们不要来追我，追我我就跳海了。”
当年11月，张若名、郭隆真、周恩来等人，一同来到上海，踏上了赴法求学的轮船。
当时，周恩来与张若名两人走得很近，一起留法的朋友们也都认为，他们两人十分般配。
就连邓颖超也曾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提到：“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的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当时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周恩来在谈及张若名时，也对周秉德说：“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
18岁的张若名，就这样义无反顾、满怀希望地与自己亲近的朋友们一起远赴重洋。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图｜赵世炎
1922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成立，张若名成为了早期成员之一。
张若名的法语口语十分流利，且是女性，不易引人注意，组织便安排她负责与法共方面的秘密联络。
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周恩来也渐渐认识到，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他在家书中写道：“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
随后，周恩来与张若名这对患难与共的战友，彼此明确了心意。
初恋是美好的，对此周恩来记忆犹新。多年后，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他与张若名关系时说：“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我们当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张若名的法文好，经常担任主讲人。”
在法国留学的张若名，依然没有放弃为争取妇女解放而奋斗。当得知邓颖超在国内开办《妇女日报》的消息后，张若名“喜不自禁”。
她积极为之撰稿，与郭隆真一起给邓颖超写信，称赞邓为妇女解放的努力，并在《妇女日报》上发表了《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一文。
一切进行的都比较顺利，直到1924年。
图｜张若名
那一年，22岁的张若名过得十分坎坷，她迎来了人生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关口。
1924年初，列宁逝世。法共里昂支部要为列宁举行追悼大会，他们希望旅法的中共方面也能派代表参加。
然而，随即法共方面又传来消息，称法国政府已经发出了明确声明，不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此次在里昂举办的追悼会，于是他们通知少共不必再派代表与会了。
面对这种情况，少共负责人仍冒险行事，坚持选派熟悉法语的张若名出席大会并发言。
张若名在追悼会上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散会后，她便受到了法国警方的追查讯问，还因非法到会险些被驱逐出境。
之后的张若名一直处在当地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还多次遭到盘查，处境十分艰难。
同年，经组织安排，与张若名一同赴法的郭隆真、周恩来等好友陆续离开，他们或赴苏联深造，或回国领导革命。
而张若名却只能继续留在法国。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张若名受到了少共组织内的审查，她申请去莫斯科学习的政审也没能通过，组织也不准她擅自回国，这让早就与家里断绝关系的她感到十分委屈。
并且，她因与组织的负责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常受到刁难与打击，革命工作也进行的很不顺利。
警方的监视、组织的审查、好友的离开，在多方面的压力下，22岁的张若名决定退出组织，专心在法国求学，不再介入政治。
张若名想要退出组织的消息传到了国内，这让周恩来感到十分震惊。
他认为张若名是不愿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才决心退党的，他也努力劝说她，希望张若名能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点，不要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轻言退缩。
但张若名却感到十分疲惫，她不愿再坚持了。两人最终因为观念不同而分手。
图｜郭隆真
由于战乱中音讯难通，直到数年之后，周恩来才在郭隆真那里，得知了当年自己调离之后，张若名的所有遭遇，完整了解了她选择退出组织的原因。
转眼到了1928年，26岁的张若名顺利拿到了里昂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也迎来了她的博士生涯，也迎来了她在法国度过的第八个夏天。
此时的她正居住在里昂北郊的一所公寓内。一日傍晚，一位不速之客敲开了她的房门。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她阔别四年的老友，也是她曾经的恋人——周恩来。
图｜青年周恩来
这场重逢着实让张若名有些意外，虽然她已经用了四年时间来平复，但开门之后的她依然抑制不住地激动。
周恩来告诉她，他结婚了，就在三年前，妻子是邓颖超。
张若名听后，心情很复杂，是悲是喜，还是后悔，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她很清楚，自从四年前她决定离开后，他们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且再也回不去了。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路上有秘密警察跟着，所以……”周恩来欲言又止。
张若名立马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她虽然已经离开了革命队伍，但是也绝不会出卖党和朋友。
短短的会面之后，周恩来就匆匆告别离开了，谁也不知道再见是何时。
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28的张若名结婚了。
她的婚礼就在里昂大学的礼堂内举行，新郎是杨堃。
图｜张若名与杨堃结婚照
杨堃也是一位旅法留学生，就在婚礼的前一天，他刚刚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他们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当年，张若名退出了组织，靠着一位华人遗孀的资助，孑然一身地在法国求学，这让好友郭隆真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郭隆真想起了自己同在法国留学的同乡杨堃，她热心地介绍两人认识，并极力促成这两个优秀青年的百年之好。
这对夫妻的确是十分优秀。当年年底，张若名也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了中国女性中的第一位留法博士。
她的学位论文——《纪德的态度》，受到热烈好评，甚至还获得了纪德本人的认可。论文在里昂与北平接连刊印，人们争相拜读。
在拿到学位的第二天，张若名便与丈夫踏上了回国的路。
图｜张若名与杨堃夫妇的合照
1931年年初，张杨二人来到了北平，作为“首对博士夫妇”，不久之后，他们便先后接到了学校的聘书。
杨堃是民俗学的博士，他回到了保送他赴法留学的河北农大任教。之后的杨堃，先后在河北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讲授民族学、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等课程，还担任了《鞭策周刊》的主编。
张若名则被北平中法大学聘为文学院教授，主讲法国文学，同时也担任心理学的课程。她还曾以文学院教授的名义到中法大学附属高中教授法语。
张若名与丈夫通力合作，搜集了很多河北与北京地区的儿歌和童谣，以及与儿童相关的民谚民谣，著成了一部《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张若名担任法文执笔和校译工作，使该书成为了最早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民俗的书籍之一。
图｜民族学家杨堃
1947年底，杨堃接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
云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能到那里去搞研究，独具地利人和之便，杨堃十分愿意。
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家庭的和睦，张若名支持丈夫的选择，并决定随他一起到云大。张若名到云大后可继续担任中文系教授，主要教授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48年春，张若名举家迁往云南，这对“博士夫妇”也开始了他们投入的教学研究和较为安稳的书斋生活。
1949年年底，昆明解放。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文系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1955年4月，周恩来刚参加完亚非会议，途经昆明时，特意与张杨夫妇相约见面，这次见面距离上次张周在里昂相见已过了28年。
他们共进午餐，相谈甚欢。周恩来嘱咐他们夫妇在教学生的同时，要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那时，周恩来还代邓颖超向张若名问好，回来后，邓颖超还埋怨周恩来，为什么不带回张若名的照片，她已经几十年没见过若名姐了。
周恩来也没想到，那次在昆明的会面，竟成他们见的最后的一面。
图｜晚年邓颖超
1958年，张若名去世。
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消息后既震惊又悲痛，他们曾和张若名一同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一同为探求救国真理而努力，而如今，他们珍爱的战友竟然离他们而去。
在《我的法兰西岁月》之中，有一个场景让无数观众落泪。
周恩来和张若名来到法国的第一天，去看了巴黎铁塔。在美景之前，他们却忍不住心中的酸楚。
张若名说：“巴黎太美了，太壮观了，相比我们的祖国，还是那样贫穷，愚昧和落后。为什么我的祖国那么落后，为什么她就该落后？”
周恩来满怀信心地告诉她：“中国总会崛起的，那个时候，洋大人去中国，会像你一样，面对强大的中国流下眼泪。”
他们经历了中国最动乱的时代，看过这个东方古国无助和破败，他们也看到了法国的美丽和富足，但他们都选择回家，回到残破不堪的祖国，为中华之崛起而付出所有。
周恩来和张若名之间，不能以深藏在心的男女之爱去概括，而是并肩作战、携手革命的战友之谊，是党的儿女，在面临死亡愿将遗言交托对方的英雄相惜，这种感情要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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