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说说这第三道浮桥。关于这第三道浮桥一直存有争议，一说是“西沽浮桥”，另一说是北运河上的“窑洼浮桥”。
1708年，康熙皇帝巡游江南。回銮至天津，见西沽附近桃花堤桃花盛开，提御笔作《点绛唇》：“前过浙江，桃花已放，今回銮至津门，复见桃花盛开。调寄《点绛唇》词：“再见桃花，津门红映依然好。回銮才到，疑似两春报。锦缆仙舟星夜眄（miǎn），辰晓情缥缈。艳阳时袅，不是重阳老。”
随着西沽地面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为维系交通畅通，先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大清河西沽渡口修建西沽浮桥，这是天津兴建的第一座浮桥。当时，历史资料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制巨舰，贯以铁索，排列水面为浮桥。从此行旅往来如履平地。”据《西沽浮桥碑记》记述，修西沽浮桥“用船一十六只，其长二十有六丈，糜白金二千余两”。西沽浮桥的特点是有船经过则开桥，船过后即闭桥。引桥及搭板也是木结构，以适应每日潮差的变化。到了清光绪年间，大清河干涸，西沽浮桥，也随之废为板桥。
为适应漕运发展的需要，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门外半里、南运河下游建造钞关浮桥，又称北大关浮桥。雍正八年(1730年)，在东门外半里许海河上游，青州盐运同知孟周衍详请盐院郑禅宝造盐关浮桥，俗称东浮桥。
浮桥的出现方便了交通和行人车马的出行，但由于浮桥开闭时间有限，海河过往的行船频频受阻，往往开桥放行时，大小船只蜂拥争过，秩序非常混乱，特别是春秋两季有几百艘运粮漕船驶抵天津，漕运严重受到影响。为保证漕船顺利通过，1895年天津道李岷深特派营弁（biàn），手持丈余长鞭到东浮桥进行指挥。当时营弁中有一位叫王浦的河营千总，甩鞭技术高超，不仅响声清脆，而且打得准确，每当漕船通过东浮桥时便由他指挥。“每响一鞭，观者无不喝彩。”时人曾以“神骏鞭法如撒金蛇”誉之，成为东浮桥指挥一绝。“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繁忙的商贸中心。随着城市的发展，浮桥已经不能满足交通的需要，于是改建正式桥梁。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率淮军亲兵营驻守天津，最初扎营在海光寺，后因水患移驻河北窑洼，围着大悲院扎下营盘。为解决洪水分流的难题，李鸿章又命淮军疏浚金钟河二十余里，使河水能顺利下泄北塘入海。窑洼地区本是荒塘野地，民居不多，往日进城可走窑洼摆渡。突然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口，又是淮军，又是练军，进城过河只依靠原窑洼摆渡，马上就显得十分拥挤了。丰水时渡船还有翻船溺水事件发生。为彻底解决渡河进城的困难，李鸿章派人在刷纸庙北（距现金钢桥上游三百米处）用桥船搭建新浮桥一座。一头连着窑洼，一头连着河北关下，车马行人从此通行无阻。百姓亲切地把这座浮桥叫“新浮桥”。新浮桥北端连接着原窑洼大道（后为河北三马路），故有些史料也把新浮桥称为“窑洼浮桥”。
随后又从新浮桥南头修了一条小路直达河北金家窑大街及大胡同一带，这段路就称为“新浮桥大街”。此路开通后，行人渐多，日见繁华，精明的商家瞅准时机纷纷在道路两边开设各种店铺，不久，新浮桥大街也成了店铺林立的大道，成为大胡同商业区的重要部分。
新浮桥设立后，把桥北的窑洼地区与桥南的侯家后、大胡同等地连在了一起，车马行人从此通行无阻。《河北义地碑记》中记载：“浮桥既设，车马徒步之人皆不病涉，百姓乐利感颂合肥相国之功德，不啻（chì）口碑载道焉。”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于1902年将原驻保定的总督衙门，移驻天津，将海河北岸原淮军的海防公所改为直隶总督衙门。袁世凯为了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和为来往京津两地方便，于迁天津新址后，复在河北种植园南侧，修建新车站称总站，俗称北站。1903年车站建成后，从新车站修通一条直达衙署的大马路，命名为大经路（194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多次来津经过此路，改为中山路）。为了与河对岸沟通，是年将原窑洼木浮桥，改建成双叶承梁式钢架桥，因是钢结构，故称金钢桥。桥长76.20米，宽6.45米，下分三孔，中跨11.60米。桥台用条石砌筑，桥面铺木板，可以开启。
但建后不能载重，故又于1924年在桥下游18米处另建成一座大型钢梁双叶立转开启式新桥。桥长85.80米，宽17米，两旁各有2米宽的人行道。桥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插入河底，距桥面24.4米，可以从中间用电力操纵吊起开成八字形行船。新桥沿旧称亦称金钢桥，即今改建前之金钢桥。新桥建成，大经路也于是年铺成沥青路。当时，从北站通过宽阔的大经路、金钢桥，直达海河对岸各地，交通方便至极。
建新金钢桥后，旧金钢桥即成便桥，1927年因待修停用。日寇侵华时期，1942年将桥梁拆除制造军火，仅余下四座桥墩。1981年为缓和金钢桥上交通拥挤堵塞，又利用旧桥墩整修加固，建成钢架便桥，未用多年又废弃。新的金钢桥于1996年年底建成，为双层拱桥，下层桥利用旧桥墩改建为三孔钢与混凝土组合的箱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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