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的三位校长都是名人，那么该听谁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联合大学，该校虽然仅仅存在8年时间，但是却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其中包括100多位院士，100多位学者，连我们熟悉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是从该校毕业的。当时的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时任的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是名人，那么并学之后，学校里面的具体事务该听谁的呢？
当时，在三位校长中，论资排辈，梅先生居末位。但因南开校长张伯苓长期住在重庆，北大校长蒋梦麟只偶尔来昆明，校务重担事实上只能由梅先生承担起来。
大学联合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抗战一开始，上海的复旦和大夏曾一度联合内迁，但到目的地后不久就散伙了。北大、清华和南开既已正式联合，问题就成堆出现。
首先，三校的教学力量和设备有相当的差距。为了避免由于一校的分量过于突出可能引起的问题，梅先生没有把所有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他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所拨给清华的经费，在昆明建立了国情普查、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等研究所，使清华人员参加了这些机构的工作，减少了清华在联大中的名额，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须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于是租车派人到临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维持到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联大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成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个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简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