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固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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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当年国民政府组建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出发点就不同：对于西南联大，的确是安排他们出来“避难”的，让他们暂时借居西南，待战争结束后，再将其迁回北京和天津（对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也是做如是考虑的），所以，这些内迁学校的建制始终没有撤销，清华、北大、南开，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建制，所谓西南联大，只是一个战时的临时管理构架而已，介于教育部与三个独立高校之间，以便三个学校共享资源、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对西北联大就不一样了，当初刚一组建西安临时大学时，恐怕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这批高校永久地留在西北。
从组建两所联合大学的成份上可以看出其中的玄机。西南联大的三个成员，清华、北大和南开都是综合性大学，同质性很强，将这三所学校平铺在任何一个广大的区域，是不足以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西北联大则不然，它是以当时中国最好的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北洋工学院，以及规模最为庞大的综合大学——北平大学为主体，又加上了当时最有特色的河北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河南焦作工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以及专业的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共同组成的，涵盖了作为基础的师范教育（包括附中和附小），作为应用的工程技术教育，以及作为教育、科研发展动力的综合大学各个方面，是一个具有持久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只有将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移入广袤的西北大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格局。
看来，在决定高校大规模内迁时，虽然冠以“临时”之名，如长沙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等，但并非临时的仓促之举，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否则，从管理的角度看，将南开大学并入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并入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北平来的为一伙，天津来的为一伙，便于搬迁，也便于复迁，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唯有当局有意识地想把一批高校永久地留在西北，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做出这样初看起来有些古怪绕弯的决策。
不过，国民政府的这种深层次的目的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最初，仿佛是在战时凌乱的不经意中，把这批高校临时安置在西安，稍后，又好像不经意似地迁往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政府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动机，好像这批学校将来要和西南联大等学校一样，会迁回去似的。直到1939年8月，西北联大这个架构撤销，内迁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建制也完全撤销，政府将它们永远置留于西北的动机才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这个结局，当时那些内迁来的师生的心情是复杂的，2002年出版的《西北师大校史》记载了原北平师范大学师生的真实心态：“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独立设置使师生感到亦喜亦忧，喜的是原北平师大的历史能以西北师院得到延续，忧的是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以后，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免职’、‘校印缴部’，国民政府教育部此举意味着终止了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名。过去，在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文科学生大多数是从北平师范大学迁来的，保留着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籍，因此，无论在西安临时大学时期，还是西北联合大学时期，国民党教育部都没有收缴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也没有免去原北平师大校长的职务，并允许原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及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师范）学院学生的毕业证上加盖‘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北平师范大学被彻底撤销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变成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学生，一夜之间从“首府院校”变成“地方院校”，这种失落感，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充分地理解到。
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当年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不再掩饰这种战略意图，他坦承，当时就是要借着抗战的机会，改变大学“地理分配不合理”的局面，他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已经注意到合理分布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只集中于京、津、沪少数地区的不合理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完全达到其理想的目标。说明西北联大永远留在西北，完全出自当时教育部有意识的战略安排。
那么，为什么不在内迁一开始就说明白这种战略意图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出于减少执行过程中阻力的考虑。事实上，早在1932年前后就有过将一部分高校内迁的动议，比如就想把北平师范大学迁出去，但招致了强烈的反对；也有过“西部大开发”的行动（如组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西北地区推行垦荒运动等）。没有人在道理上否定将一部分高校迁往西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真落实到任何一个学校头上，无不找各种借口拒绝西迁。这种动机很容易理解，谁愿意主动放弃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到偏远的西部工作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命令任何一个高校西迁，将会招致巨大的阻力。日寇的入侵使得内迁成为所有的大学的选择，为大学顺利西迁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在一开始就告诉这些西迁的学校要将他们永久置留于西北，恐怕也会招致事故，所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只是在体系配置上为其永久留于西北埋下伏笔，表面上，仍留下了战后让这些学校再回迁平津的念想，待到1939年，太原、武汉相继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回迁的希望有些遥不可及，这时，教育部才完全揭下了这层面纱，将西北联合大学这个临时构架取消，并撤销原来各高校的建制，把这些平津地区的高校正式变成了西北地区的高校。这时，师生们虽然也有不快，但眼见故地无法回去，当年在平津招收的学生也已大半毕业，所以反弹较小，较顺利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当然，反弹仍是有的。1945年抗战结束后，原来的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的一部分人吵着要同西南联大诸校一样“复迁”，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甘肃省政府甚至动用警力，阻止已迁至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东返，既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师生返回了北平、天津，分别建立起了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但回迁回去的只是一少部分人，如西北师范学院当时有1000多名师生，只回去了300来人。而留在西安的西北工学院中的原北洋工学院的人马几乎完全没动，在天津重建的北洋工学院的人员主要来自李书田在西安建立的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从浙江并入的泰顺北洋工学院的人。所以，这三所学校的“复迁”事实上等于重建，而不是“复迁”，这些学校的主体已经以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的名称，永远地留在西北了。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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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永久置留于西北，其意义重大且深远。
首先，它改变了原来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高等教育的局面。在西北联大内迁之前，西安的西北大学已经变成了中学（陕西省立高级中学），兰州的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的前身）也奄奄一息，整个西北地区事实上等于完全没有高等教育。西北联大的迁入，使得西北地区具有了师范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面貌，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系统坚实的基础。
其次，这些内迁的高校，代表了当时内地高校的最高水平，不仅实现了西北地区大学从无到有的目标，而且一下子就把西北地区的高校推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由此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东西强、中间弱的格局，至今依然如此（在执行本期选题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曹卫东教授时，本刊记者曾问他如何看待中国高等教育东西部差距的问题，曹教授笑言，你们西部地区已经不错了，数一下你们西安和兰州就有好几所“211大学”，可是中部诸省如河南、江西甚至连一所“211大学”都没有，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中部塌陷”现象。曹教授说的是事实，这种格局是自西北联大内迁时就形成的，那时，中部地区已成为中日双方对峙的中心战场，谁也无法把学校放在动荡的战场上，只能向较为安定的西北、西南后方转移，中部地区就出现了空白）。
从更长远的时间纵深上看，中国高校的“西迁运动”甚至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五十年代将上海、北京的一批高校陆续迁往西部，如将上海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变成西安交通大学，北京机械学院迁到西安变成陕西机械学院等，同时，原来西北联大留下的老底子，又逐渐分化出更多的专业学院，如从西北大学分化出西安地质学院（今长安大学）、西安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财贸学院（今西安交大财经学院）等等，还从全国各地抽调教师组建了不少新的大学。同时，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在发展中部高等教育时，高校集中的京、津、沪地区和在抗战中才发展起来的西部地区都做出了贡献，比如已经在天津恢复建校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就迁到了石家庄，成为后来的河北师范大学，而河南、河北、安徽等中部地区高校的不少师资也来自西北地区高校的教师和毕业生。总的来讲，从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西部地区的高校延续着自抗战内迁以来迅速扩张发展的趋势。1937年9月西安临大内迁之前，西北地区几乎没有一所像样的高校，到1949年国内战争结束，西北地区已有近十所正规的高校，而且体系完善，覆盖了各个领域；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势头继续发展，到1966年文革前夕，西北五省区（陕、甘、宁、青、新）已经发展出近四十所高校，不到三十年间高校数量增加了四倍，平均每年增设一所半的样子。这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高等教育布局方面上，推行的仍是强化西部的战略，力度更为强大。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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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局决定小格局，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之所以在高校布局方面选择了相同的发展战略，其实是由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大格局所决定的，这种历史大格局使得无论什么人当政，只要想获得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持续发展，就得选择这种战略，这种力量远远超过了阶级利益和政党政见之争，发挥着强大而持久的作用。在某种角度上，国共之争，比的就是谁更能应对这种世界历史大格局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谁的政策和方法更为有效，谁就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
这个世界历史大格局就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挟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威、进行的全球化扩张，科学技术加上资本主义极大地增加了西方列强征服和统治全世界一切地区的野心和能力，一切落后地区都成为他们掠夺和压迫的目标。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兵锋抵达了中国。
对中国而言，自十九世纪中叶后逐渐承受着帝国主义侵犯掠夺之苦，但也在顽强的抵抗中，逐渐学习着帝国主义所得以强大的那些新的东西：教育和工业。由于近代帝国主义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所以早期的西式教育，均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如中国最早的两所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建立，后来的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的前身）、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建立，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都出现在沿海地区。又由于中国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一定会同时成为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所以，当中央政府意识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后，就总会把最大的资源投放在政治权力中心即首都附近。天津、保定的高等教育基础是晚清时形成的，当时清政府囿于成见，不愿意在京城发展太多的新式教育，所以只能由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在其驻节办公的这两个城市发展起了一批近代学校。辛亥革命后，北京成为首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高校得以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一流名校；而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很快又在南京打造出一流的高校，如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执政时间都不算太长，还无法完全清除前朝的影响，这就形成了平、津、沪、宁地区均有一流高校，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几为空白的畸形布局。这就是抗战爆发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和形成的原因。
帝国主义的文明从海上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从海上来。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沪、宁地区先后沦陷，大批高校不得已而内迁，中国的抗战也必须依靠虽然落后但幅员辽阔的西北、西南地区才能坚持下去，而要在现代战争中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必须有独立的科学和工业基础才行，所以，在学校内迁的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实施了工业内迁的计划。这种教育布局和产业布局的战略被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延续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战略大格局和过去是一样的。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便不断在周边地区挑起事端，新中国始终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残余力量反攻大陆的危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判定，一旦战争爆发，敌人一定会从江、浙、闽、粤沿海地区登陆进攻，而以当时中国的国防力量，是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只能将敌人放进来，在江南水网以及中原地区消耗歼灭敌人，因而，西北西南仍然是最可靠的战略后方，急需加强建设，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央以更高的速度和强度，推进西部地区高校的发展，还实施了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工程（其实，就是抗战时工业内迁的延续），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西部地区不仅有颇具规模的教育体系，还有了自成体系的强大的工业体系。
在这一阶段，西北的高等教育，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仅数量上迅速增加，水平也不差，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批一流院校的加盟，使得西部地区的高校呈现出不让京、津、沪地区的态势。
当然，受强大的政治传统的影响，作为首都的北京地区的高校发展水平超过了国内其它地区，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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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起，国际战略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个变化过程真正完成了，中国摆脱了被动的“一边倒”地位，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到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演变中。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多元化的格局。面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了近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并适应这种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地理区位优势，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进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使中国成为了制造业大国。
这种重大转折对西北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北地区深处内陆，没有与海外广泛接触的地理优势，西北地区的企业全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有企业，且一大部分是军工企业，因而转型难度甚大，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改革中，一度步履蹒跚，落在了东部地区之后。西北地区不像京津地带那样有政治中心的优势，也不像东南沿海地区那样有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高等教育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很多西北高校培养出且在西北地区研究成名的学者，纷纷调入北京、上海等能提供更广阔发展平台的高校；西北高校的优秀毕业生也纷纷南下，到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一带就业，以至于当时南方一些地级城市的师范学院的教师和西北师范大学的教师开玩笑说，他们都快成了西北师范大学的分院了。
从全国大局来看，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教育对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东南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中国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制造业大国，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西北地区的人才输出，正是西北地区在过去数十年的苦心积累，才培养出适合现代产业发展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技术工人，为东南沿海地区提供了优质廉价的人力资源，这是永不磨灭的功绩，也是西北地区教育对国家数十年的投入做出的回报，证明了发展西北地区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对于西北地区，而且对于全国的发展，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对西北地区的教育界来讲，能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是我们的光荣。
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如同“大出血”似的巨量输出以及缺少有效的补充机制，使得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元气大伤，虽然规模上与全国同步发展，但品质地位上，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一流高校拉开了距离，西北各高校的教师与学者队伍补充上，缺少像当年西北联大那样的一流人才，各校业务骨干多来自本校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阶段培养的人才，“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下降，长此以往，西北地区当年的“高起点”优势将逐渐丧失，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对全国发展的贡献率将逐渐下降。对这种局面，西北地区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充满忧虑，纷纷在思考，如何在改革开放这种新的历史格局之下，实现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突破性发展。
解放后的西北师范学院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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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解决问题的契机又一次来到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世界格局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就是自2008年以来发生的、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的世界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再次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敲响中国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警钟，西方发达经济体将陷入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依靠这些国家的需求发展起来的中国东南部庞大的加工能力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再次提出扩大内需和开发西部的对策。如果说，前几年“西部大开发”还只停留在口号或基础设施的投入上，这一次，西部大开发则具有了更为实质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中国要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经过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企业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日益趋向多元化。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西北地区面临着重要的挑战，国际上一些想遏制中国崛起的力量，煽动某些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不断在西北地区制造事端，企图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了有效地遏制“三股势力”对国家安全的破坏，必须加大西北地区的教育发展力度，通过全面深入的教育，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北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种种迹象表明，已经落后了的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将迎来一次改变现状的重大机遇，西北地区的高等学校，应该有充分的自觉，为未来的大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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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这次大的国际格局之变，西北地区的高等学校要做哪些准备呢？
现在一提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大多数同志都把眼睛放在“上面”，说白了就是跟中央“要钱、要政策”。“要钱”，就是要求国家加大对西北地区高校的投资力度，改善办学条件，使这些学校具有和京、津、沪地区高校相同的竞争能力；“要政策”就是希望国家能给西北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更多的办学自主性，如在招生上、在课程设置上，给予更多的自主性，使得西北地区的大学能像京、津、沪高校一样获得优质的生源，设置更适合现代科技发展的专业。这两点都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眼睛“朝上看”的同时，我们的广大高校还应该认真地朝自身看，要多从自身的角度想一想，该做怎样的准备。因为，随着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落实，“钱”和“政策”都会有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用好“钱”和“政策”，真正使西北地区的高校凭自己的内力，发展到国内一流高校的水平。这次，我们不能再指望着像1937年那样从高校发达的京、津、沪地区成建制地输入力量求得突破性发展了，也不能走东部地区发展的老路，那样没有任何优势，永远也追不上人家。
以笔者粗浅的思考，我们觉得在这一轮发展机遇中，西北地区高校要做到以下两条，才能赢得突破性的发展。
第一，要发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能力。西北地区的发展和东南沿海的发展不一样，不能靠劳动力密集的廉价加工业发展，西北地区的资源基础和产业基础，都意味着这一地区是可以发展出完全依靠独创的先进科学技术而生存的新型企业的，而且也只有如此，扩大内需才真正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西北地区具有比东南沿海地区更强的优势，比如，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国防军工产业集群，拥有国内最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基础等，这要求我们的高等学校能真正提供有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西北地区以崭新的面貌崛起。具体到高校来说，在引进人才时，就不应该只看其是否在国外或东部地区学到过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有独立进行原创性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独立自主的原创性，应是西北高校引进人才，选择科研课题的首要原则。对于真正有原创性科研能力的人，无论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是西北人还是东南人，都要不惜重金引入，从短期看来，引进的项目和人才不一定是眼下公认的最先进的，但是，一定是要最有原创能力的，这样坚持个5-10年，原创科研的潜力就会逐渐发挥出来，西北地区的高校才能凭自己内在的能力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
第二，前瞻性的原则。西部地区的真正崛起，乃至于中国的真正崛起，其标志当然不是GDP总量，甚至不是人均GDP水准，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创造出不同以往且独一无二的新型产业，这种产业是以原创性科技为内核的。比如英国崛起时的蒸汽机和纺织业，德国崛起时的电气业和化工业，美国今日的信息产业等等，中国只有创造出这样的全新的产业，才能称之为真正崛起了。未来新型产业的出现，必然需要不同于现在的拥有全新理念、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必须在教学内容和专业设置上，有前瞻性的眼光，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均要有前瞻性。西北地区的大学要以培养五年或十年以后才能发挥作用的人才为己任，不能跟着东部地区高校后面，现在什么专业时髦就办什么专业，什么领域缺人就办什么专业，而是从现在起，要扎扎实实地研究未来科技、产业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根据这种发展趋势，设计出更多新的专业和课程，培养新的师资力量，当中央的资金和政策到位后，立刻付诸实施。比如未来西北地区一定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这种新型能源的最大的基地，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是否考虑现在就增设这方面的专业，为未来这些产业的大幅度发展提供专门的人才。
事实上，目前我们对于能真正使中国崛起的新型产业所知甚浅，目前一切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预测都是基于西方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做出的判断，这还不完全是本文所说的前瞻性的概念。本文所说的前瞻性应是与科学上的原创性相匹配的概念，只有为基于自己原创的科学技术成果上发展出的产业而设计的教育体系，才是真正具有前瞻性的新教育体系，未来的世界历史大格局需要我们有这样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希望它能最先出现于祖国的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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