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呆在现在的北京。日本人趁他不在，袭击了北大营，张学良命部下遵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日军。后日本得寸进尺，妄图侵占天津，发动了两次便衣队暴乱，这就是天津事变。
天津是东北局根据地也是华北要地，此处还蛰伏溥仪等汉奸，日本人在此经营几十年，驻有驻屯军和大量间谍。
事变发生之时，王树常以第二军军长兼任河北省主席，张学铭任天津公安局长、天津市长，王一民任天津保安总队队长。
九一八发生后，张学良将张学铭和王一民叫到一起开会。王一民首先将日军及便衣队的情况汇报出，土肥原贤二将李际春、张璧介绍给驻屯军司令香椎，出任便衣队正副指挥。计划暴乱成功后，李际春出任河北省主席，张璧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
当时公安局已经将敌人的计划摸清楚了，便衣队的指挥部设在日本租界内的万国公寓，有2000多人，枪支弹药全由日本提供，甚至装备坦克、装甲车。
便衣队的人员主要是苦力、地痞等，平日训练每日可得4角到1元不等，暴乱的时候涨到10元到50元。当时塘沽太古码头的苦力卸一天大船才赚2角。训练场地多是在日本租界的海光寺兵营等场地，由日本人亲自教授。时间长的受训3个月，短的也有几天。
为了保障暴乱的成功，日本人提前将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组织起来，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义勇队，妇女组成救护队，每家都按要求储备粮食、蔬菜和其它必备品。
天津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原来是群无恶不作的乌合之众，所以日本人的这些准备可以说非常充足。但王一民到任后，彻底整顿保安队。于是日本人将原本1000多人扩充到2000人以上，但是日军无法大量派驻天津，因为他们都集中在东北和东北的抗日力量作战。
所以说，天津事变并没有九一八那样凶险，可掣肘之处也有。一是市内依照辛丑条约不准出现中国军队。二是当时蒋介石不同意和日本开战，张学良此时事事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也不会派遣手下的军队参战，所以能和日本人作战的只有天津警察。
不过，会议上张学良同意二人提出的打，认为这才是出路。会后，对于警察中的主力保安队进行了夜战和巷战训练。
此时日本已经在日租界设置路障、构筑工事，在楼顶架设炮、机关枪等。中原公司、东岳大楼等处的迫击炮对准了省、市政府。事变前几天，日轮“天龙丸”在天津码头写下几十吨武器弹药。
1931年11月8日晚上，海光寺日军兵营的钟声一响，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事变前两个小时，天津公安局、保安队就已实行戒严，凡和日租界相连的路口都有人把守。
到便衣队出动时，有些防线抵不住，有些防线日军和便衣队久攻不下。王一民指挥保安队还击，头一天夜里就击毙50多人，俘虏100多。
9日凌晨4时，天快亮了。香椎见情况不利自己，火速要求王树常、张学铭停火，害怕保安队杀入日租界。同时要求天津警察后退300米，自己则无退让举动。
王树常、张学铭深知日本人不会就此罢手，但也不得不让警察后退。果然，6时40分左右，日军连开大炮30多下，便衣队借此重新集结战斗。
14日，国民政府要求王树常和香椎谈判并道歉，撤出防御工事。王树常拿着电文，心中火大，道：“我老家已被日本占了，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不能让天津步东北后尘。”这道命令被王树常锁起来，没有公开。
到20日，便衣队仅剩千余人。日本人在此期间，也不是一直硬攻，也有动用外交手段贼还捉贼，二种手段都是为了拿下天津而为之。
王一民作为一个保安总队长，多次打退日军，感到欣慰。但也痛苦，他的妻子分娩时受战斗惊扰难产而死。
26日晚8点，日本网罗剩下的便衣队和日本正规军、义勇队约2000人，利用坦克、装甲车掩护分两路进行最后一次进攻。经过一夜死战，日军失败。
此次事变时蒋介石正忙围剿红军，外交上对日本一让再让，甚至让保安队后撤。在对张学铭、王一民奖励后，施压张学良将张学铭撤职。同时张学铭保举王一民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张学良随即任命。
此次事变期间，还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溥仪藏敞篷车后备箱里悄悄跑出静园，去了东北，此时正是天津事变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