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举行中考。按照目前的教育制度，中考之后，成绩较好的学生将上普通高中，成绩较差的学生将上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专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等）。这种现象称为“中考分流”，也称为“普职分流”。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大约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另一半进入普通高中。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到要坚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大致相当。
有人认为，中考分流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例如，2022年1月13日，《时代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口专家姚美雄：鼓励、支持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在这篇专访中，姚美雄先生说，“在我看来，初中阶段过早分流，在鼓励生育方面，可能弊大于利。当前行业间收入、待遇、社会地位等差距较大，过早分流必然强化家庭精英教育意识，增加家长的焦虑，把更多的精力、财力化在现有孩子培养上，力争考上高中，而对养育二、三孩敬而远之。因此，过早分流或将影响生育观念。因而，缩短中等教育年限，改9年义务教育为10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是十分必要的，这将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舒缓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满足多层次的人才需求，也提升技工队伍素质和能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姚先生发表在2021年9月1日今日头条的文章也认为：“过早分流将阻碍三孩政策落实，制约生育率提升，或将使鼓励生育诸多努力化为泡影。当前职业间收入、待遇、社会地位等差距较大，过早分流必然强化家庭精英教育意识，把更多的精力、财力化在现有孩子培养上，力争考上高中，而对养育二、三孩敬而远之。”为此，姚先生提出：“建议改9年义务教育为10年义务教育制即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让所有孩子都能上高中。在高中毕业后，通过提高蓝领劳动者收入与待遇，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进行双向选择，再进行上大学还是高职的分流。”
我赞成姚先生关于“缩短中等教育年限，改9年义务教育为10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高中”的建议，不过，我认为中考分流是否会降低生育率，不能一概而论。下面试具体分析。
按照现行的中考分流模式，成绩较好的学生将上普通高中，成绩较差的学生将上中等职业学校。这种分流模式确实会降低生育率。但严格来说，这种分流模式不是“中考分流”而是“中考分层”。
分流与分层的区别是：分流是横向的，没有高低之分；分层是纵向的，有高低之分。如果成绩好的学生进普通高中，成绩差的学生进职业中学，则是中考分层。如果成绩好的学生既有进普通高中的，也有进职业中学的；成绩差的学生也是这样，既有进普通高中的，也有进职业中学的，则是中考分流。
所以，如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同等地位，中考分流不再是分层，而是分流到不同类型的教育，职高的学生和普高的学生一样可以参加高考，那么这种中考分流就不会降低生育率。
高考也是如此，如果分数高的学生进普通大学，分数低的学生进高职院校，那么就是高考分层；如果分数高的学生既有进普通大学，也有进高职院校的，就是高考分流。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把原来普职分流的表述改为“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解读说，“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意味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两个类型的教育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它只有办学模式的融合、育人方式的异同。
事实上，德国的教育制度比中国更早分流。德国小学入学年龄是6岁，大部分地区的小学是四年制，只有小部分地区的小学是六年制。小学结束后就开始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职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只有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这意味着大部分德国孩子在10岁时就开始分流。不过，为了帮助学生正确选择学校，在小学结束后通常还要上两年的定向学校。
虽然德国孩子比中国更早分流，但是小学毕业分流后并不意味着这辈子就定了，因为在德国各个体系、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畅通的，正是因为如此，德国的教育内卷并没有很严重。在德国普通民众看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个人选择的不同。由于德国技工享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也不低，所以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德国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强国，根本原因是德国具有众多的高级技工，而这与德国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密不可分。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并非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还集中在中低端制造环节，而高端技术还落后于德国等发达国家，这与中国严重缺乏高级技工有关。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接近2000万人，2025年制造业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普工未来也许会被机器人代替，而专业的高级技工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被机器人取代的。
那么，如何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报考职业学校（包括职业中学和高职院校）呢？这需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需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
目前中国高校偏重的是高层次学历教育，培养的重点是研究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对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根据教育部数据，如今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而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只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左右。所以有必要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
近年来的中国就业市场上，不缺普通大学生，但缺技术工人。人社部曾公布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制造业人才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势头，新进排行25个职业中，有15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60%，如“冶炼工程技术人员”、“铸造工”、“汽车工程技术人员”、“金属热处理工”等。短缺程度加大的34个职业中，有16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47.1%，如“钢筋工”、“机修钳工”、“纺织染色工”等。
2022年5月24日澎湃新闻报道，记者从教育部在线召开的第三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年来，我国中职就业率（含升学）持续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的平均值。
一般来说，普通高校的录取分数是高于高职院校的，也就是说，能够进普通高校的学生，通常比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好。但为何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反而高于普通高校毕业生？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预期没有普通高校毕业生这么高，二是因为社会更需要高职毕业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
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例如不久前，北大原子核物理女博士王梦珍竞聘成功朝阳区街道城管执法岗，引起网络热议；但制造业却出现“招工难”、“用工荒”。所以，有必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和技术工人的工资，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报考职业学校（包括职业中学和高职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