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语文教育不是生产车间

“如果把语文当成工具,用那种反复训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结果就是把语文课堂变成了生产车间,把学生当作技术工人一样来训练,教育就沦为一种技术培训。在这种培训中,活生生的语言、生动的文学世界变成了一堆堆僵死的‘知识’。”

儿童文学专家、国际格林奖得主朱自强曾经连续多年批阅高考作文卷子,还曾担任高考阅卷作文组的负责人,在他眼中,这几乎是一份苦恼的工作,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每天高密度、大批量,看到的多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散发出车间流水线产品的气息,仿佛用粗糙的工业模具压制而成,令人眼前一亮的好文章寥寥无几。有时,甚至连专家们集体讨论投票出来的满分作文,其质量也令人怀疑。

“2020年浙江有一篇满分的高考作文,叫《生活在树上》,这篇作文最初得分并不高,后来整个阅卷组,语文教育的专家,由大学教授领着,经过集体讨论之后,改判给他一个满分。可是这篇作文在我眼里就是一种八股文,说些漂亮话,没有自己的思想,里边大量地引用名人名言,什么卡尔维诺、海德格尔……我数了数,几百字的文章里引用了七八个名人的话,而且有些引用的内容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有的引用甚至是生拉硬套的错误理解……”

朱自强在给学生讲授的通识教育课上,把这篇满分作文印发给了他的学生,希望学生们也效仿专家组讨论,给这篇作文把把关。结果令人惊讶,这些刚刚从应试教育里脱身出来的学生,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大都认为这篇文章“不怎么样”。

这种两极分裂式的评价,可能反映了语文教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学生(甚至老师)的心目中,有两种好作文,一种是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文,另一种是他们认为符合考试标准的好作文。一个学生即使有能力写出第一种好作文,但面对试卷的时候,也往往要去写第二种好作文。久而久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渐渐失去了写第一种好作文的能力。

2022年4月20日,在山东日照东港区城市书房金港社区馆,家长带着孩子阅读绘本。 (新华社/图)

少儿语文教学,痛在何处?

在漫长的汉语言传统里,作文能力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最为综合的能力,也是筛选人才的决定性指标。在古代,士子们往往通过一篇精彩的策论就可以金榜题名,得到重用。国家的统治者和选拔者相信,一个人的道德、才能、学养、见识和人品,一个人是否具备文韬武略和治国安邦的能力,都可以通过写文章来测试。这种科举取士制度,到了清代越发“八股文”化,终于在1905年被废止。不想到了今天,“八股文”又以不同的形式在应试教育中复活。

朱自强常年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做讲座,这些老师的教学跨度很大,有全国各地幼儿园的园长们,也有小学的全国骨干教师、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现在活跃在学科领域、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许多语文名师,比如窦桂梅、薛法根等等,早年都曾是他教过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

在长期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实践中,朱自强发现,一线教师反映的痛点很多。很多老师在他的培训现场提出来:朱老师你讲得都好、都对,但一回到学校,校长和家长就不是这个要求了,他们要的是好分数,要的是升学率。“言下之意,就是我这套建构论的语文观和语文教学方法,对应到考试中,拿不到好分数。”

但事实并非如此,朱自强所接触到的优秀小学语文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应试能力都很强,因为老师教的是更高级的创造性表达、语言文本的意义建构,这些能力一旦具备,再去应试,类似于高维打低维。

深圳百仕达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因此在教学上有一定的自由度。朱自强曾经连续三四年,每年暑期到这所学校给教师做培训。有一次,校长对他讲起本校在罗湖区统考中的考试成绩。校长说,自从他们学校开始把文学阅读作为语文教学的重点之后,成效就渐渐彰显出来。“一开始,他们通过抓阅读,统考成绩比其他学校的均分高出两三分,数年坚持下来之后,他们的统考成绩,已经高出其他学校的均分十几分。可见,阅读抓得越好,持续时间越长,学生的语文能力就会越高。”

朱自强常年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做讲座,这些老师的教学跨度很大,有全国各地幼儿园的园长,也有中小学的全国骨干教师。

用“通识”对“应试”纠偏

除此之外,朱自强也在大学从事通识教育的实践。他担任院长的行远书院成立于2015年,自成立之初,其定位就是中国海洋大学通识教育的实验区和本科教学改革的“特区”。朱自强教授的课程名为“大学之道”,从给学生们授课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确告诉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今天起,我们将以全新的方式来学习,你们应该迅速地从以前那种应试教育的学习状态中走出来。

在朱自强的理念中,所谓“通识”的“识”是超越知识、获得见识。见识即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个人的判断、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则包含“三通”,第一通是“打通古今中外”,既学经典学传统,又学今天的现代思想,既学中国的,又学国外的;第二通是“融通科学与人文”,不仅学文史哲,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也要学;第三通,“汇通人与自然”,要让学生了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了解我们的生存和自然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行远书院的通识课不是简单一听了事,课前要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几乎每节课的课前阅读资料都多达50页,课中必须有小组讨论环节,课后还需要做复盘,输出自己的心得和观点。这种全程强调主动性的学习模式,也要求学生鼓舞起百般精神去投入。

“我们希望通过通识教育的实践,能够对大学教育做出一些改变。中国的大学现在本质上还是专业教育。你去看学分就知道了,各高校的纯粹通识课程的学分,不会占到总学分的10%。学生本科阶段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果一毕业,大多数学生又不做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还要‘改行’。这时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没有多少用处了。有用的是什么?有用的是通识教育培养的健全的心智能力、自学能力、思辨能力、超越困难的精神品质等等,这些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学生的立身之本。”朱自强说,这种学习之道,其实应该从孩子的童年就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应以此为基础,一以贯之,培养心智健全、保有浓厚学习兴趣的孩子,而不是等到大学了才来“纠偏”。

但即便是迟来的“纠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彻底改变学习方式,行远书院的学生精神面貌变化很大,行远书院学生最后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近几年都是全校最高的,他们学习能力变得非常强。”

把绘本阅读“写进法律”

朱自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即留在他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被动地承担了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儿童文学缺乏了解,最初有两年打不起精神来,当时读到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很多都属于二三流,儿童文学学术界的研究能力也比较弱。”

几年后,他作为教育部公派的访问学者,去日本留学考察。日本是亚洲儿童文学的发达国家,学术水平在全世界也属于前列,尤其是儿童绘本创作独树一帜,这无疑来源于日本人独特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传统、绘画传统,以及他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留学之初,朱自强的日文水平就不错,可以直接研读日文原作,此刻方知儿童文学亦别有洞天。回国的时候,他携带了十几箱沉甸甸的行李,全部是在日本收获的原版书籍。

“其中大量是优秀的日本绘本,还有欧美儿童文学发达国家的那些世界级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比如凯斯特纳的文集、林格伦的文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引进翻译,国内根本看不到这些书。特别是绘本,那个年代真正的绘本在国内非常少,我们自己的绘本创作水平也很低。”

朱自强希望把这批优秀的绘本译介到中国,他翻译了其中十本,拿着书稿跑了长春和沈阳的多家出版社,出版社给他的回复都是相似的——“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社的编辑都说这些书很好,可如果按照国外原版书的品质来印刷,定价太高,怕没人买。”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缩印:把左右跨页统统缩小,然后在一页纸上,缩印四个跨页的图。但朱自强觉得,绘本是翻页的艺术,随着翻页,故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它的整个讲述逻辑和节奏,都跟形式紧密相连。一旦篡改,原书的艺术魅力就荡然无存。

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境况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加入WTO,让中国经济有了腾飞式的发展,语文教育的理念也随之出现了变革。

“在9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场整个社会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当时就提出人文性的问题。要重视人文性,当然就要重视文学性。到了2001年,回应90年代末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我们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是不提‘文学’二字的,完全是遵循60年代出现的工具论,把语言当作一个工具,所选的教材也是满足工具性要求的,但到了2001年,开始把儿童文学阅读写进了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比如阅读板块,明确规定了在小学阶段,一年级二年级要学童谣、童诗、故事,到了小学中年级要读童话和寓言,这是以前没有的。这么一明确规定之后,整个小学语文教育就都跟着动了起来。”

语文教学观的发展,也带动了绘本发展。在日本,小学语文教材一二年级每册必有一本绘本作为教材。中国的小学也开始意识到绘本阅读对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效用,这种重视,进而向下延伸到了幼儿园,“绘本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也说明儿童文学的发展是需要经济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温饱都有问题,你怎么能拿得出钱来买这么贵的书?”

正因如此,朱自强在《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一书中,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史中“黄金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种勃兴与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中。2020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里规定:儿童在幼儿园阶段的课程资源不允许有教材,为符合学前儿童的特质和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学前可以使用的课程资源只有三种:一是玩具;二是道具;三是绘本。如果草案通过,就等于把儿童绘本阅读写进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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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 (受访者提供/图)

推演法的妙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南方人物周刊:实际上,早在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改革之前,你在1999年承担的教育部的小学语文文学教育项目中,已经提出了小学语文核心理念必须是文学教育,当时这种观点的接受度如何?

朱自强:我从儿童文学这个角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之初,所提出的“文学教育”这一理念是具有超前性的。其实,直到现在,在教育的现场、实践的现场,在语文课堂上,“工具性”的教学依然压倒“文学教育”的教学。两者是不相容的。你只要强调它的工具性,最后就会消解人文性和文学性。把语文,全称式地判断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是持“建构论的语文观”,我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构论的语文观,认为我们的语言、语文,它有传达信息的功能(包含了所谓的“交际”),但是它还有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功能。认识世界是指什么呢?我们人类认识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没有语言,在我们的头脑中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绝不是简单的工具论就能解释的。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教育部的科研项目之后,你持续研究语文教育,最近的成果就是《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听说在家长和老师中都广受欢迎。在那本书中,你从文学阅读实践中提炼了18种方法。这“降龙十八掌”你能给我们简单举例介绍一下吗?

朱自强:比如说十八法里有一种方法叫推演教学法。所谓推演教学法就是,我们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们之前没有读过,而且你选的这个故事一定是有一个发展主线,这个主线贯穿始终,但一波三折,而且是前有车、后有辙,下有蔓、上有瓜,有前因后果。然后你讲到其中某一处关键地方,停下来,不讲了,问孩子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让小孩子自己去推演、判断,并拿出一个结论来。

为什么它是阅读的好方法呢?小朋友在推演、判断的时候,他必须回到他所面对的故事文本,这个文本此前给他提供的各种信息,他要去分析,建立关联、建立因果关系。这种思维是人类思维逻辑的基础,而且是最强大的一种思维能力。通过推演教学,引导小孩子们把故事一步一步发展下去,直至完成故事。这种教学方法既是阅读教学,也是写作教学,更是思维训练。

阅读是一个“建构”,读者面对作家给出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代入进去,建构属于阅读者自己的意义。阅读就是建构意义的心智过程。在推演法中,通过一系列的猜测、判断、联系、推论,建构意义的能力就会在这过程中被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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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3日,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一位小读者正在阅读外文童书。 (视觉中国/图)

死记硬背好词好句,只会扼杀孩子语言的灵气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我们目前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好像被扼杀了。

朱自强:归根结底就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应试教育反映到语文教育上来,强调的是所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的时候,就是要“知识”,不要“见识”,知识就是那种信息得来的东西,现成的,而见识需要孩子们自己来发现、来获得。应试教育要求你死记硬背已有的知识,不培养学生发现新的知识这个能力,

死记硬背的典型,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有感触,语文阅读课,主要学的就是所谓好词、好句、好段落,然后还得抄。那些所谓的好词就有很大的问题。什么样的词叫好词?应试教育的语言观里,就是形容词是好词,成语是好词。一写作文老师就要你嵌几个好词在里面,有了漂亮的形容词就表扬。可这都不是端正的语言观。

在生动的语言表达里,形容词派不上大用场,成语也派不上大用场,最重要的是用好动词。动词用好了,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才算提高了。你看文学家老舍、诗人余光中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余光中说,一个诗人只有当他在表现力枯竭、黔驴技穷的时候,才拉来形容词敷衍了事。

可是我们却让孩子先背一些形容词、背成语。最离谱的是学什么呢?是让孩子们学一些词语的什么AABB、ABAB、ABCC的这种结构。这个完全败坏了孩子们学习语言的兴趣,也扼杀了他们的能力。这些都是应试教育的工具论的教学实践造成的弊端。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家长都会有类似的体会,小孩在没有进入小学之前,他们有一种没有被规范过的语言,那个语言很有灵气,但进了小学之后,常常就被语言的范式束缚住了。

朱自强:你说得太对了。老舍说过,小孩子懂的词不多,但是他会用这些词颠来倒去组合出非常有趣的话来。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观察小孩子的语言,你就会看得到,比如山东喜欢吃面,擀面条,妈妈用刀切面条,刀邦邦邦邦这样切,三四岁小孩子说,“妈妈你看,这刀在走路。”多么生动!有的农村家庭,筛米的时候要把糠簸出去,小孩子看到了,就说,“妈妈,你把人也放到簸箕上簸一簸,这样,就把好人坏人分开了。”这些孩童的语言都是极有创造性、有表现力的。但是上了小学,我们的一些工具论的语文教育就开始压制这种自由的表达。

工具论的语文观,就是训练孩子做规范性的表达,就像掌握工具一样,必求正确,而且要有规定的标准和规格。一有标准,一有规格,就容易把小孩子语言的灵性遮蔽,甚至是扼杀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看到一位名师,给小学二年级上语文公开课,他教的是一门口头交际课。他就跟孩子们说,我们说话要说得全、对、好。什么叫“全对好”呢?比如说全,老师就问“你吃饭了吗”,学生回答“吃了”,这就不全。你必须说“我吃饭了”才全。

但实际上语言是灵活的。你吃饭了吗?“吃了。”这就可以了。你吃饭了吗?“嗯。”也可以。可是他要求你必须说得全,我们有的语言学习要求就是这么死板。

再比如,“妈妈钻进冰箱找东西”这句话,老师认为说得不对,让小朋友们说一个对的。孩子们马上明白了,站起来说,应该是“妈妈打开冰箱找东西”,再问另一个孩子,也说“妈妈打开冰箱找东西”。你也打开,他也打开,全都说是打开,但是最有创造性的恰恰是“妈妈钻进冰箱找东西”。这个是特殊情境下的一个语言表现:家里买了一个大开门的冰箱,东西放在很深处,必须往里边探身子,天气热,正好借找东西凉快凉快。“钻进冰箱找东西”,它有什么不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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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江西南昌,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新华社/图)

给孩子自主的选书权,也是给了儿童人格权

南方人物周刊:你长时期研究儿童文学,在你的学术梳理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目前情况如何?我知道你之前有一本书《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个黄金时代是怎么来的?

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到了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儿童文学,鼓励、呼吁、提倡作家们都来创作儿童文学。当时出现了一个儿童文学的小高峰,我称为“短暂的黄金时代”。像我们所熟知的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1957年出版,就是那个时代的。还有像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包括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到现在依然是经典。19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就出现了一个飞跃。但紧接着是“反右”和“文革”,儿童文学当然也深受其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才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所以我定义这个黄金时代是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已是四十多年了。

我把这个黄金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向文学回归”的年代,以前的儿童文学太多教训了,有很多说教意味。19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儿童文学也开始质疑以前那种浓重的说教风气。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晓和曹文轩。曹文轩就提出,儿童文学是文学,你首先要把儿童文学当文学看,那个时代出现了向文学性回归的思潮和倾向。

第二阶段是在1990年代,我把它称为是“向儿童回归”的年代。1980年代追求文学性是有偏颇的,他们的文学性,有很多是成人文学的标准。为了追求文学性,他们写的人物年龄也偏大,往往都是高中生,写低幼孩子的作品就很少,觉得在低龄儿童这个年龄段,发挥不出文学性。但到了1990年代,以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为代表,就开始向儿童性回归了,它更贴近现实中真正的儿童,写法上那种趣味性,讲故事,就都回来了,因为1980年代的时候追求文学性,还有消解故事、消解人物的主张,儿童文学如果消解了故事,儿童文学就不能成立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2000年至今,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分化期,是一个逐渐走向多元、成熟的状态。很多重要的分化在这个时间段里完成,比如说绘本从幼儿文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类别、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通俗儿童文学读物出现等等。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书方面有困扰,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书目,你有什么好建议?

朱自强:给孩子选书是挺难的。这里涉及一个偏好问题。我们大人给孩子选书的时候,有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大人自己的偏好。你可能觉得这是好书,但孩子不感兴趣,而孩子想看的书,大人又不认为是好书。

我的主张是:只要不是真正的坏书,比如里边有暴力倾向、有儿童不宜的内容的,那就开卷有益,大人也不要去剥夺孩子们对阅读的选择权,不要小看这个选择权,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儿童人格权利的问题。

现在好的书单推荐很多,家长稍微关注一下,就可以知道童书专家的评价,拿来作自己的参考。我个人也有六项选书的标准,可以供大家参考。

六个标准:第一是以儿童为本位,作家要真正地去了解和表现儿童。第二点,要传达端正的价值观。我们有些童书传达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训诫儿童的一些作品,甚至有的时下当红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里也存在着错误的价值观。第三就是要有宽厚的同情心。第四是丰富的想象力。第五是独创的创意性。第六是幽默感,幽默感是儿童文学应该具备的宝贵特质,好的幽默一定是包含智慧的,是让你笑了之后会去思考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跟一线的语文老师交流教学的过程中,他们会反馈哪些教育上的痛点?

朱自强:痛点主要还是来自应试教育,它带来的弊端太多了,语言能力学不好,最重要的是它把孩子的童年生活破坏了。学习虽然是要付出辛劳,但它是一个启发心智、令人愉悦的精神活动,怎么变成了一种痛苦呢?

儿童教育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学前教育,小学、中学教育,还有家庭教育。教育观念的改变,要是启蒙不了家长,想改变应试教育是不可能的。现在事实状况是什么呢?很多老师想摆脱应试教育,家长不干。

南方人物周刊:家长们也很委屈,他们觉得是整个一套高考选拔制度造成了这种“剧场里人人都站起来”的内卷,家长为了孩子不在残酷的人才选拔中落败,就倒向了只要分数的实用主义。

朱自强:我们理解在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家长也很无奈。但根本上,还是他们对人生和成长的问题没想明白。家长就觉得,我不走应试教育这条路孩子就考不了好大学,考不了好大学将来就没好工作,没好工作就住不上好房子、开不上好车,这就一步一步归顺到应试体系中去了。但是他不追问:有了好工作,好房、好车,人生就幸福了吗?考上北大,人生就幸福了吗?北大教授徐凯文有篇很有名的文章,说北大学生很多都患了“空心病”,30%到40%的学生厌学,对人生失去信心。这就是应试教育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没太想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人生,到底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幸福的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状态带给我们所珍视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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