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本文作者周清澍与方晶、梁从诫（右一）摄于干面胡同寓所。
1957年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出反击右派的信号时，我正好从长春进修结业回到学校，看到满校园都贴着大字报。学生中最冒尖的是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团委组织了一次批判谭天荣的大会，一群崇拜谭天荣的女孩子跑到团委找两位女领导人辩论，团委就将当年在燕大附中初露锋芒的梁从诫和张磊等人请来，这些能言善辩的干将不仅解了暂时之围，而且在以后不断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成为不可或缺的批判主力。不过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有的“干将”也被打成右派。梁从诫等人后来也遭到批评，同他一起在反右中建立功劳的杜经国同学差一点戴上帽子，但仍被从轻发落往青海。
本文作者与研究生同学合影。左起：吴乾兑、梁从诫、何玉畴、周清澍。
云南大学的四年
我在东北师大进修两年，回校后毕业分配留校，9月又改调新成立的内蒙古大学，但仍留在北大进修。1958年元旦，我还到小梁住的25斋与研究生同学欢聚。12月，我奉命回内蒙古大学，并直接下放到土默特旗农村。与我同届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因1956年开始实行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已改为四年制，因此，他们皆迟至1958年夏毕业，小梁分配到云南大学。
据我后来了解，他初到云大颇受重视，在他以前，从未有北大毕业生分配来校，何况他是全国首届副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原来是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早就认识他这位清华园子弟，因此对他特别器重。小梁给我来信说，他刚到校不久就带学生下乡搞运动，闲下来学生要求学习，老师只有他一人，手头又无参考书，他居然开出三门课，包括不是他主讲的课。
1959年8月11日他给我来信说：
寒假我回北京一趟，把如枚和梁建都接来了。……系里给了我很重的教学任务，一个人教三、四年级两个年级、三个班的世界现代史，还要给另一位先生代一年级的课。……这学期中间有一段我真是焦头烂额，三个班进度都不同，我是忙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礼拜天都不敢出去玩（这种情况在我这一辈子中都是少有的），多少次上课前夜只睡三四小时，……因为叫苦多了点，支部上还挨了一顿批评。
他后来还对我回忆起在云南的往事，也谈到他和周如枚、梁建的小家庭生活，特别是周如枚充当中缅边界谈判翻译的趣闻。
1962年10月24日他来信说，1961年“科协”通过组织部将周如枚调回北京，10个月后小梁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1962年7月初回到北京，调到外交部，又转到国际关系研究所，跟着副所长陈翰笙搞美国农业问题。他信中说：“在昆明教了整四年世界现代史，对昆明、云大、现代史和昆明人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回顾这四年，没有什么值得向老友报喜之处，但自问也不是碌碌无为，至少空手建起了这一门课程，我教过并经我帮助的两位助教现在也总算接下了我扔下的摊子。”“回来，当然有回来的好处，业务上搞点名堂出来的条件无疑是好得多了。有老师，有资料，看得多，听得多，不似在昆明那么闭塞。但是在昆明那种独自负担一方面责任，一切靠自己努力的锻炼却相对地少了。生活上，北京远不如昆明，无论吃的，住的，更不用说天气、风景，都是昆明好。到所之后，分配给陈翰老当学徒，……翰老是赶鸭子上架，给了我一个题目：《美国剩余农产品出口和国际关系》。限年底交初稿。现在每天和翰老学英文，我们办公一般是提倡 No Chinese speaking,……总之，跟着这些大专家，只要自己努力，我相信总能有所成就的，几年内，对美国农业问题取得发言权我是有信心的。”
从这封信中，洋溢着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大干一番的喜悦心情。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
1963秋，中华书局邀我驻书局读书写作，因此，我在翠微路中华书局长住数月之久，同小梁分别五六年后，我们又重聚在一起。当时，他住在东单外交部街老外交部对面的四合院里，是周如枚所在单位的家属宿舍。他告诉我，如枚已同他分居，只留下他这个家属一人独居。原因是小梁出了男女关系问题，老同学传出各种流言，我也不追问他。他主动向我承认是自己的错，表示对不起如枚，可是如枚不原谅他。后来终于离婚，儿子随母并改姓周。
我一人在京,常晚上到他宿舍造访,长夜叙谈,往往是赶末班地铁才回翠微路住处。他言谈中，已不是过去那么满口革命言辞，对所在单位也颇有看法：一个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庞大研究所，居然没几个通外文的人，很多人根本不能适应研究业务,照样能混日子。有位女干部，口口声声标榜她是童养媳出身，他讥笑学术研究只问出身而不考虑业务水平。
梁思成的再婚与逝世
他告诉我,父亲梁思成又再婚了,对象是建筑系教师程应铨的前妻。他和姐姐都反对这门亲事，隔几礼拜就回清华园大吵。他说可怜的人是外婆，原来外婆一直在女儿家过，林徽因去世后，他俩在大吵一番之后，就将外婆接出来孝敬一番。
1968年10月以后，中央和地方都举办五七干校，1969年他随外交部干校下放到江西上高县劳动。“九一三”事件以后，各种干校的人员已陆续抽回。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毛泽东出席10日的追悼会。恰巧这月9日梁思成逝世，周恩来总理在陈毅追悼会的两天后，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为梁思成举办隆重的追悼会，消息发在《人民日报》上，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备受压抑的高级知识分子颇受鼓舞。小梁也因奔丧回到北京。
他告诉我，追悼会虽只有李先念、郭沫若参加，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总理安排的，甚至还关心到梁思成的家属。总理还记得林徽因的母亲是随女生活，询问她是否还健在，得知林母在世时，就批给她每月50元养老。
俄语翻译班同学合影。左起：诸光明、徐连达、某某（忘记姓名）、张志斌、周清澍、李祚焮、梁从诫。
小梁的“再就业”
同年,我因参加中华书局校点《元史》，他得知我在北京，就来中华书局找到我，告我他已同方晶结婚，并邀我到他东直门的住处吃饭。我们重聚时他向我吹嘘：他在农村不仅适应了艰苦的劳动，还学会扶犁赶牛耕地的高级农活，得意地向我袒露身上健壮的肌肉。后来听人说：他曾遭到批判，称他为“梁三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但对我却毫无流露。
1973年冬,我被借调到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中国通史》，长住北京，我们有机会经常来往，这时才得知他已不是外交部的干部，等待寻找新的岗位，而且新婚夫妇也无自己的住房，幸亏得到金岳霖先生的帮助。当时金老住在干面胡同，单身拥有社科院最高级的四室宿舍，腾出两间让他们居住，从此他们也像亲生子女一般，尽到了侍奉老人直到送终的责任。
小梁回到北京，直到“文革”后期，大学重新复课，若干学术单位恢复正常，我们老同学积极帮他联系工作单位。首先是我所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当时正接受国家编写《沙俄侵华史》的任务，需要引进熟悉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及外语熟练的人才，我的朋友刘存宽积极向所推荐他，研究室负责人虽与他同为清华教授子女，但对他似乎印象不佳，予以否定。接着同班同学龙盛运向刘大年所长推荐，刘所长对他1955年批判胡适时的表现还留有良好印象，同意将他调入。近代史所管人事的干部往外交部调取档案时，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却建议不要接收他。人事干部回所汇报，领导也不敢坚持调进他了。
直到“文革”结束，百废俱兴。1978年，我们的同班同学殷叙彝，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得知他的老领导副局长姜椿芳正在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是向他推荐小梁，他终于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创办《百科知识》杂志，从原来的专攻世界近现代历史改行为无所不包的百科知识编辑。
在《百科知识》任编辑
杂志编辑对他是不熟悉的工作，他上任后却干得非常投入并很出色。他不同于一般编辑，还能改正作者的来稿。有次我去看他，见已有客人在坐，原来是一位投稿作者在听取他的意见，我就旁坐恭听。来稿本来不属小梁的专业范围，但他就其内容提出了补充和修改，当向作者征求意见时，只见客人频频点头虚心接受，由此可见这些年来小梁学识大有长进。
小梁为了扩大《百科知识》稿源的广泛性，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主动联系作者。因我当初曾学习亚洲史，他向我询问有关研究中东的学者，我就举荐我们的老同学彭树智，他正在西北大学主持西亚史的研究。
他观察问题政治敏锐性很高，《大百科全书》本不属他的工作范围，但他从外国文学卷中发现“土耳其文学”的辞条有问题，将唐朝在外蒙古树立的阙特勤、毗伽可汗等碑说成是土耳其文学，这两碑刻的是突厥、汉两种文字，是唐玄宗派遣“高手工六人”前往，绘写刻制，与远隔万里的小亚细亚何干。为此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他的看法，在蔡美彪先生的支持下，借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外国文学卷的编辑主任冯至和副主任季羡林二位先生亲临参加，听取有关专门研究者的意见。作者也出席会议，原来他是一名驻土耳其的记者，并非专业人士，由于他懂土耳其文，就请他撰写辞条。他不知土耳其有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和历史背景，经过澄清，原稿的错误得到了改正。
《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属于首创，邀请老牌《大英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来华交流，事后他得意地告诉我，邓小平接见时是由他担任翻译。
在中国文化书院任副院长
1984年，北京一些学者发起成立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他也被网罗进去。学院中的导师，都是高校的教授或社科院的研究员，在文化书院是兼职，他是一位有日常工作任务的杂志编辑，不可能兼职。1988年，他毅然辞去公职，应聘到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出任处理常务的副院长。
小梁调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由副总编辑阎明复去外交部办理的调动手续，原来他俩曾是重庆南开中学同学，现又在同一单位工作，自然就熟悉了。1986年，阎明复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他主张将知识界社会精英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小梁也名列其中。1989年3月，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五次会议增补梁从诫为特邀政协委员。5月4日北大校庆，我们同班同学相约回校聚会纪念毕业35周年，我应邀来到北京，但在聚会时，却不见小梁的身影，据说他有活动出国了。
此后他又活跃在全国政协，并曾来呼和浩特视察，顺便看我。有意思的是，同届政协委员中，还有同班的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殷叙彝，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三位同班同学同时出席1993年全国两会。张磊还当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曾发起与梁从诫合编《梁启超全集》，因小梁去世而作罢。
我去他家，发现他正忙于写作，在金岳霖先生故去后，金老的卧室变成了他的工作室，写作工具已不用纸笔，而是用电脑。他向我解说：用电脑写作，补充修改非常方便，不用誊抄。并介绍他用的五笔输入法。因此也让我萌生学用电脑的想法，但实现已在他这次介绍近十年之后了。
自然之友
此后数年，我们很少见面，突接他的来信，说在1993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利用自己的广泛社会联系，聚集许多社会名人，特别是文物考古界的老同学——时任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等。我国的社会团体多属官办，即使是纯学术团体也挂靠在企业、学校等单位，才能获得经费和办公场所。他得意地在信中说：我们是国内第一个纯民间的社会团体，成立大会没有开会场所，只好借公园在室外举行。
“自然之友”成立以来，不断听到他开展环保行动的消息，如来内蒙古植树，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和藏羚羊，在可可西里地区反盗猎行动等。
我一次在看电视新闻时，突然出现梁从诫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还是当年那么伶牙俐齿，侃侃而谈。查对当日的新闻，他是在作加强环保的发言，也是历次政协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此后，他在历次政协会上都提出了有关环保的重要提案。
小梁虽没学成建筑，然因家庭的耳濡目染，积累了中国古建筑的知识，也产生了感情，自然将环境保护扩及保护古建和古文物。学世界史专业的他竟被学考古的老同学推举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自从小梁创建“自然之友”之后，他已成为社会名人，不断听到他的各种传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他曾代表自然之友在桂林与克林顿座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曾会见他，他以个人名义向布莱尔递交了要求在英国禁止藏羚羊绒贸易的公开信。由于他对环保事业所作的贡献，不断得到国内外的各种大奖，如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等等。
2004年，我从侨居洛杉矶的女儿家回到北京，前往干面胡同看他。好些年不见，发现他有了很大的改变，言谈中离不开环保，而且身体力行，家中卫生间马桶旁摆着几罐用过的水，为的是节约用水，准备冲马桶之用。年过古稀的他，还骑自行车去自然之友上班，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他来近代史研究所看我时，是戴头盔、骑摩托来的，当时还是时髦罕见的行头，现在为了节约能耗，减少污染，古稀老人又改用自行车上班。他还得意地告诉我，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只有他骑破自行车，被门卫阻挡，验过证件才能入内。中午留我在灯市口一家小馆吃饭，自备碗筷，吃完有剩全部带回，不用一次性餐具，一切都体现环保和节约。他还告诉我，中国文化书院停办后，他已不是公职人员，既无铁饭碗工资，也无退休待遇，生活已显拮据。
2004年“五四”北大校庆，是我们毕业50周年，在京的同班同学又回校聚会了一次。这是我们这群年过古稀的老人的聚会，也是小梁和老同学最后一次聚会。
2006年，他骑自行车出行时遭遇车祸，此后健康每况愈下，连走路也困难，后来甚至头脑糊涂。
2010年4月21日，我从洛杉矶回到北京，决定结束十年侨居美国的生活，准备终老于故国。抵京后，立即想看望阔别数年的小梁。打电话过去，是方晶接的，她告知我小梁患老年痴呆的消息，已不能认人，甚至对新来的人反感，建议我不用来了。10月28日小梁去世，11月2日举行告别仪式。老同学周承恩等传来不幸的消息，在呼和浩特的我，已无法参加吊唁了。
周清澍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