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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撰文 | 张天祁
责编 | 徐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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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100亿，致力于支持“最聪明、最有成就、也是最胆大的一批人”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来了。
1月13日上午，“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名单揭晓。来自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领域的58位科学家，成为首批新基石研究员。
腾讯公司将在10年内出资100亿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为200位杰出科学家提供资助：实验类最高500万元每人每年，理论类最高300万元每人每年，并连续资助5年。研究员在资助期满后如通过评估，还可以获得续期资助。
首批入选的科学家大多处在“年富力强”的阶段。首批58位“新基石研究员”以中青年科学家为主，平均年龄48岁，其中包括8位“80后”，最年轻的年仅38岁。另6位女性科学家入选。
和此前多数资助计划不一样的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选人不选项目”。这意味着不对科学家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
以“选人不选项目”为出发点设计“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来自资深科学家们与作为出资方的腾讯公司达成的高度共识：这个全新的资助项目，将专注支持基础研究，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期待他们全力以赴，探索人类未达之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潘建伟表示：“原始创新是基础研究中最难的工作，自由探索难以预测、难以规划、风险极高、耗时漫长，往往不容易得到稳定资助。”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谢晓亮表示，“‘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在这些方面的设置十分重要，就是为了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到科学研究上,不必为寻找资源疲于奔命。”
用风投的方式投资原始创新
通常的研究项目评审都是谈成果、谈资历、谈规划，但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谈法却很新鲜，要谈梦想。梦想、勇敢、大胆这些更强调个人特质的词，频频出现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介绍中。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终审面试、形式上就很像一场选秀决赛。在经历了重重筛选后，进入面试终审阶段114位优秀的候选人不仅在回答科学问题，也在讲述自己的科学梦想。
“有些科学家真的讲得很激动，会把自己的过去的成就、将来的梦想讲述出来，我们作为评委也很受感染，”西湖大学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施一公说。
创始人讲故事，投资人拿赞助，这仿佛不是发生在科学界，而是发生在一个互联网初创公司的故事。
实际上，新基石与其说是一个人才项目，不如说更像对科学家的一项风险投资。除了受益方不同——风险投资的收益方是投资人，而原始创新的收益方是全社会。
正如《风险投资史》所说，“风险投资不只是一个生意，也是一种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方法、思维方式和哲学，通过大胆支持勇敢的创新者来更好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
作为科学研究中最难的一环，原始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因此注定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研究仪器再高端、方法再完善，大部分科学家做的工作，始终是在科学大厦上做渐进的改进。原始创新的产生则没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要靠科学家的灵光一现，或者按施一公的说法，靠“突发奇想”。
资助原始创新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角度上和风险投资很像。都是面对未知和不确定，都要靠人的经验和突发奇想，都要做出现在科学界/市场上所没有的内容。所以在这两个领域的选择标准也有惊人的近似，人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深厚的资历和合理的规划，重要但只作参考。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要求申请者提供近十年的文章、代表作和在研项目资料。但施一公说，“在我个人看来，申报人发过多少文章，有多少专利，有多少引用，都不是关键，也不是标准。”相反，回忆评审时，科学委员会的几位老师经常提到的词是品味、审美、眼界。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就认为，“选人不选项目的基本点，是选择科学家的眼界。原创性基础研究的难点都是在它的无穷的自由度，怎么知道哪个方向能够出现真正重要的基础科学发现？只能看这些研究员过去体现的创造性。”
申请人在过去的论文之外，还要提供一份对未来的研究计划。不要求特定格式，也不限定研究方向，更不需要第一年成果如何、第二年成果如何这类硬编出来的规划。看这个研究计划，更多也是看申请人创造性、原创性。
如果说，过去对项目评审、人才评价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五唯”这种呆板僵死，只知道堆砌客观成绩的评价标准上。这次“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评价标准开创了一条新路，创造力、眼界、品味这些多少有些主观的判断标准占了上风，评判重心也从过去的成绩转向未来的规划，考验的是评审者的眼力。
考验眼力，就有走眼的可能。就像风投一样，资助原始创新追求的是高回报，就要承担高风险。实际上，哪怕只有10%的概率能实现从零到一、能做出原始创新成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非常成功了。
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申报人的科学能力与科学品味，选出最有探索精神的申报人，要进行包括初筛、初审、终审在内的多轮评审。按照规定，评审将采取严格的回避原则，保障评审过程的客观公正。所有参与评审的专家须主动披露与评审对象的利益关系情况。
施一公回忆，国内外几百位优秀的科学家参与了评审。经过初审的候选人大概有300多人，每一位都要经过多达10位国内外最顶尖的科学家评估，判断他的原创性，科研潜力和突破的可能性，打分后才能进入面试。
中国版的HHMI研究员项目，也能成为诺奖得主的摇篮吗？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不仅钱多，而且不对获资助的“新基石研究员”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简单来说，只支持，不要成果。
施一公曾经明确表示，“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导向是非常鲜明的，我们希望出现原创突破，从0到1的突破。5年以后，项目做评估的时候肯定不会去数发了几篇科学、几篇自然、影响因子是多少、有多少引用。”
每年数百万的资助，却不要求任何考核，对为项目和资金烦恼奔波的科学家们来说，这个条件好得简直像电信诈骗。质疑自然也相伴而生，”能公平吗？“”这样的模式能有产出吗，怎么衡量成果？“
在这方面，“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老前辈，HHMI研究员项目是一个成功的先例。以五年为期，HHMI为入选科学家们提供充足的研究资金，而且不设研究目标。HHMI表示，它们只是想让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实现最雄心勃勃、最冒险的研究计划，不再担心没有足够的资源实现想法。
HHMI这份冒险的投资，确实收获了丰厚的回报。1978 年以来，有30多位HHMI 支持的3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HHMI研究员项目的口号是“人，而不是项目”。HHMI研究员项目官网上记录着他们的理念，“我们相信，当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能够自由追求大胆的想法时，最具变革性的突破就会到来。”
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教授古斯塔夫·曼索认为，HHMI是促进创新的一个很正面的例子。他认为，创新来源于试错，是通过试错进行学习的成果。激励创新的最佳方案是，对创新者早期失败进行很高程度的容忍，对长期的成功奖励。简单说就是给合适的人足够的支持，让他们自由探索。
HHMI研究员、2022年诺贝尔化学家得主卡罗琳·贝尔托齐把自己在糖核酸方面的发现归功于HHMI资助带来的研究自由，"如果偶然发现这个问题并向NIH申请资助，我会被NIH研究部门嘲笑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HHMI项目容忍早期失败，奖励长期成功，给予资助者极大自由。NIH项目则周期短，要求发表，如果失败就很难续期。
研究发现，HHMI项目确实让研究员更爱探索了，获取更大的自主权后，HHMI研究员发文的关键词、领域，以及引用他们文章的领域都和以前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代价是他们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比以前最低引用的文章还没人理，不过，这也侧面说明了研究员确实在自由探索。
让科学家自由探索，这也是施一公对“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期望，“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科学家在申请时甚至还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方向取得突破。因为得到了资助，科学家更敢想，从而实现了突破。”施一公说。
“如果他在计划的方向上有了一点点进展和突破，说实话我还是挺失望的。如果他不在这个方向努力，而是突发奇想，在另外一个方向重大突破，对我而言太好了！这就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基础研究，我们还需要更多社会资金的加入
在基础创新方面，我国的投入仍然不够。
根据《2021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国内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817.0亿元，占整体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的6.5%。
这个占比数据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2021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答记者问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到25%。”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部分问题出在资金来源的结构上。
在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出自政府、高校、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四类机构。在2006到2016年间，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的贡献在逐渐上升，到2016年已经占到了25.8%，非营利组织也是一大经费来源，2006年到2016年间稳定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10%左右。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
而在中国，基础研究的经费90%以上经费来自政府，社会资金基本缺席。2018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3.1%，其他几乎都来自政府。这年美国29%的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企业，10.4%的来自非营利组织。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2018 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采取政府引导、税收杠杆等方式...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从资金的性质上，社会资金也更适合用来支持基础研究，尤其是原创研究。谢晓亮表示，“常规科研基金的申请通常需要提供比较完整的研究数据和结果，获得多数同行专家的认可，这对于原创性的项目往往是很难的。而社会资金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灵活性，有了社会资金的参与，就可以针对原始创新进行大胆有力的支持。”
在施一公看来，国家经费和社会资金可以发挥互补的作用，“社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原创突破，国家经费可以更多去支持核心技术突破，形成互补和互相支持的态势。人尽其责，企业和国家各尽其力，这样的局面是非常好的。”
施一公说，“国家一直鼓励和希望社会力量、企业能够对国家的科技未来做出一份承诺，这是国家一个大的导向。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能够成立，拿出100亿的经费来支持基础研究。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应该是是第一次，也开了社会力量支撑基础研究的先河。”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540-6261.2011.01688.x
2.https://www.nber.org/papers/w1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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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893972
6.http://www.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21/12/20211208.htm
7.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31/content_52625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