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发钱,你愿意生孩子吗?人口减少85万,我们怎么办?

一和一学习网 2023-01-18 09:05:23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这意味着近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大家对负增长的出现并不意外,可数字背后的问题让人担忧,生育率究竟该如何提升?火热的讨论占据了这几天的热搜榜——昨天,“缩短教育时间能提高生育率吗?”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一周前,“深圳育儿补贴标准征求意见”更是提出对生育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一孩7500元,二孩11000元,三孩19000元,争论从评论区延伸到各社交媒体……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阶段,几年前,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最直接的就是现金补贴了,那么问题来了,给你发钱,你愿意生孩子吗?

全国第一个拿到育儿补贴的奶爸:

尿不湿不用自己掏钱了

“每月我们家能领到500元补贴,大约可覆盖一半的育儿支出。”攀枝花市东华街道的二孩爸爸杨军向“之江潮”记者展示了一张最新的月账单:今年1岁半的女儿要花掉尿不湿455元,奶粉315元,玩具衣物等其他支出246元,总共1016元。

杨军是全国第一位申领到育儿补贴金的人——从2021年6月12日起,攀枝花率先施行鼓励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每月可申报领取500元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周岁为止,总共可领取1.8万元。

杨军(左一)和家人在一起。攀枝花市委宣传部供图

育儿补贴让攀枝花市民生出更多孩子了吗?“较政策实施前一年,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二孩出生增长5.58%,三孩出生增长168.40%。”当地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之江潮”记者。2022年下半年最新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在当地政府看来,“在国家全面三孩生育政策与市里育儿补贴政策效应叠加下,市民生育积极性确实有所提高。”

截至去年底,杨军已拿到3500元,2022年度的育儿补贴金将在今年一季度兑现。有了这项政策,杨军愿意生三胎吗?“不考虑,没有人带娃。”杨军的回答很现实。

虽然没能鼓励杨军生三胎,但育儿补贴对当地的正向刺激还是显而易见的。在攀枝花市一家企业工作的李晴(化名),正处于育龄,一直在犹豫生还是不生。她留意到,政策出台后的一年半内,身边已有五六名意向二孩的同事,陆续怀孕、生娃,大家普遍认为“有这个钱可以拿,总比没有钱好。”

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不乏和李晴同事类似的观点,证券市场也用股价给出了回应。在深圳市征求意见后的第二天,A股三胎概念板块内金发拉比和安奈儿2股涨停,据证券时报报道,主力资金净流入逾500万元的三胎概念股多达24只。其中,金发拉比甚至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涨停。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鼓励生育源自2500多年前的勾践,《国语·越语》中记载,“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此外,生男孩,越国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猪……最终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让吴越争霸的天平向勾践倾斜。

如今在国内多所城市,育儿补贴金额大多累计在2000元至4万元不等,数额较多的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且孩子3周岁前,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

育儿补贴只是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一项,此外还有购房指标、托育服务、教育减负等系列政策组合拳,比如杭州、南京、厦门、长沙等地,“二孩或三孩家庭,允许新增购买一套住房”;甘肃省临泽县和济南市,为二、三孩家庭提供购房补助、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苏州、合肥等地加大财政支持,解决0-3岁幼儿的托育难题。

在日本生了俩娃的杭州人:

每月都有钱,但养娃远远不够

各地政府政策频出,发钱、补贴能促进中国生育率有较大转变吗?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看来,可能性不大,“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在日本,补贴确实减轻了一些养孩子成本,但是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没看出有太大影响。”在日本大阪生活了24年、生下两个孩子的杭州人王雅茹(化名)说。

王雅茹和丈夫都是拿着日本永久居住身份的浙江人,“只要加入日本的健康保险,怀孕期间、孩子出生后都能享受到福利和补贴,我生两个孩子的时候都有。”王雅茹说,“在我的办公室,12位女性,只有两人有孩子,1人结婚没有孩子,其他9位都是单身。”这些补贴与政策,并没有打动日本女性结婚生子。反映在日本楼市,最受市场欢迎的公寓以一室一厅、二室一厅为主。

2000年,王雅茹到日本留学,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日本政府提供了30万日元(约人民币1.6万元),今年4月1日起,这个数字提升到了50万日元(约人民币2.6万元),“足够支付在医院生孩子费用了。”女儿出生后,王雅茹每月领到了1.5万日元(约人民币786元)的育儿津贴,直到女儿3岁。

这之后,王雅茹每月领到1万日元(约人民币524元)的儿童津贴,直到女儿15周岁后的第1个3月31日为止。

2012年,王雅茹的儿子出生了,每月领到的育儿津贴、儿童津贴也是同样的数目,但是和育儿成本相比,这些钱杯水车薪,“如果读公立学校,教育成本不贵,但是我女儿从初中起就读的私立学校,学费87万日元(约人民币4.5万)一年,加上教辅费用,每年要花100多万日元(约人民币5.2万)。”

最让王雅茹省心的政策,是针对孩子的医疗补贴,“从小学到高中18岁毕业为止,孩子每次看病最多超过500日元(约人民币26元)部分可以全额报销,每月最多支付1500日元(约人民币78元)。”

从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来看,从1990年的1.6、2000年的1.37、2010年的1.34到2020年的1.3,整体呈现为在低水平稳定且略有下降的态势,反映出日本的生育支持措施并未促进生育率有效上升。 

同时,日本各地政策也在不断加码,就在上周,东京宣布取消二孩保育费,养娃成本又省下了一笔。

相对应的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为1.3,2021年仅为1.15,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22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鼓励生育这件事已不得不做了。

“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对于生育和家庭发展有丰富的政策工具,不同政策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并不相同。”任远总结道。

生育保险、灵活用工、普惠制托育托幼......

生娃这件事要有越来越多社会支持

在浙江以及长三角地区,年轻人是怎么看待鼓励生育政策的?

“之江潮”记者针对长三角适婚年轻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58.59%的人对深圳征求意见稿中“生三孩最多补贴1.9万元”的补贴数字不感冒,选择了“不愿意生娃”;“如果多孩家庭享受的补贴更多,你愿意生几个?”的问题中,61.35%的人仅愿意生1个,34.36%的人愿意生2个,3个及以上的人占比甚微,部分受访者做出“一个也不生”“为什么要生”等回应。

“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应该仍然会是低生育率。”在任远看来,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成本高,如深圳拟推出的补贴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会特别明显。

不敢生娃的因素有哪些?综合另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收入、住房、带娃、教育等方面的顾虑占比均在60%以上,养娃经济压力大成为最主要因素。也有不少参与者提出“社会福利保障”“女性事业的影响”等因素。

发钱不能有效鼓励生育,那社会应该做些什么?“育儿假、哺乳假、减免税收、工作和家庭的支持、企业提供生育保险、灵活的用工制度,方法有很多,需要了解民众最迫切的困难、最迫切的需求,从而来增加民生福祉。”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需求,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

“提高生育率,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病区主任周坚红说,在今年的浙江省两会上,她带来了一份提案,重点面向0-6岁婴幼儿和适龄婚育妇女,从妇产科医生的角度,提出在大学课程中设立生殖健康教育选修科目,助推生育意愿。此外,周坚红建议将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等费用较高的检查纳入医保范畴,以及降低剖宫产率等。

在“浙有善育”的角度,浙江在去年也出台了实施方案,从生孩子的保驾护航,到婴幼儿照护人才的培养等落地,针对的是“生”和“育”的问题。

任远同样给出了类似建议,“城市中,家庭的小型化、年轻夫妇工作忙碌等使家庭婴幼儿照护有一定困难,对这些地区,婴幼儿的托育托幼服务等生育配套最为需要,要加强普惠制的托育托幼政策。”

此外,如今社会的主力生育年龄段为80、90后人口,00后人口也即将或已开始加入生育队伍。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任远提出应该有不同的服务和体制,如青年人口要在婚姻上给予支持;生育期的人口要给予产假、陪产假、婴幼儿托育的服务支持,对年龄大的女性生育,要加强大龄生育的服务等。

中国人口史上几次人口负增长

梳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发现,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其中偶尔也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多是因瘟疫、饥荒、战争、朝代更替等带来的人口的短期缩减。

在天灾人祸之下,人口减少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人口“大落”的速率最高可达100‰,这意味着百年休养生息累计的人口,可以在一场一二十年的战乱中损失殆尽。

战争对人口的减少是巨大的。1208年,蒙古进攻金和西夏前夕,金、夏境内人口总数在5500-6000万之间,经过26年蒙古铁蹄的蹂躏,人口只剩下1050万,数量不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罕见。

回顾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口数量呈现阶段性大起大落,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经历了六个阶段,但增长幅度并不均衡,第二三阶段人口翻番共需1300年,第六阶段人口翻倍只用了40年。

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的倍级增长。

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此后,陆续出现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80年代,十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

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

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

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现象成世界趋势

人口负增长现象不止出现在中国,放眼全球,目前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俄罗斯、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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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死亡率相对稳定的今天,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低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2020年约93个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主要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所有欧洲、北美洲国家,韩国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35个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于4,其中91%的国家来自非洲。

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且新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对越低,但是中国却是例外,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5,低于高收入国家。

人口进入负增长

未来挑战加剧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具体时点。从表面上看,人口负增长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却是人口和社会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

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

从老龄化速度看,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而我国预计只用约22年。

目前,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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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看,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

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全社会养老支出也在不断扩大。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也将在社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养老服务等领域带来持续性挑战。

人口负增长

我们如何应对?

近日,“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世界人口发展形势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听听专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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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表示,全球人口在2022年突破80亿,人口增速相比50年前已经大大减缓,预计还将进一步下降,到21世纪末将趋于零。低生育率、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现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分析指出,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会具有老年人口规模超大和占比高、高龄化凸显、少子化显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长期照护需求旺盛、家庭照护能力脆弱、区域差异大等七大人口特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认为,未来我国劳动力规模还会进一步减少,但不大会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更应引起关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表示,人口负增长是一个长期的人口变动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人口负增长不同阶段的人口特征、人口机会不同,收获人口红利的手段也随之变化。

原新主张“人口红利转型论”,提出未来30 年的新人口机会为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低龄老龄化、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形成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型、资源型、长寿型、素质型、配置型等综合型人口机会。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厚莲副研究员也认为,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人口负增长不会阻止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基于“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逻辑思路,提出可以将人口迁移和流动作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转手,发挥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从而实现我国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丨钱江晚报、橙柿互动·都市快报、之江潮

编辑丨水里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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