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的遗书里,她看见了好学生的伤

教育不只是考到985、211

撰文 | 译蔚

运营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2016年6月10日,小斯在参加完高考后的第二天,留下2800字的遗书,跳河自尽了。

在小斯的遗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痛苦。从小,他的爷爷奶奶就说,考一次100分或者得一次A+就奖励一块钱,然后他的作业本上便满满的都是A+。后来虽然没有给钱,但他从学习成绩好,做一个学霸中找到了优越感。

他的父母对他的要求异常严格,也不夸赞。有一次,小斯月考考了全校73名,他在电话中和妈妈分享这个好消息时,他的妈妈说“才73名”。

电话另一边,小斯快气哭了。学校竞争激烈,其他同学考到前600名家长都有奖,而自己呢?“不要把我和那些非常努力学疯了的同学比,我不是多么有志气、多么高尚的人,我只是遵循我的心,做一个我想做的人。”小斯说。

他又提到了玩游戏,看见同学玩《穿越火线》时,他也玩,等《穿越火线》技术熟了,同学又去玩《逆战》了,他又玩《逆战》,等《逆战》技术等级上去了,仓库里全是极品了,同学在玩《英雄联盟》。小斯试着玩了玩,实在不好玩。“我就是想刷存在感,我爸说我骄傲,真是可笑,我一直很自卑,个子矮,穿的衣服不好,他们说的事,我一件都没听过。反正我越来越自闭,心里越来越……说不出来的感觉。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好,除了成绩。”

小斯试图用较差的成绩引起爸爸的关注,但他爸爸却说:“你是不是不想在达外读了?我给你转到其他学校去,莫浪费老子的钱。” 

林紫

林紫试着想象一个决定去死的孩子当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以如此细腻真挚的方式,写下很早就想写的这些心灵历程。每想象一次,便多一重心痛。

直至生命的终结,小斯也没有奢望父母的理解。

在20多年的心理咨询中,林紫见过很多和小斯相似境况的孩子。

林紫是“林紫心理机构”的创始人,她和她的团队及200多位签约咨询师一起,接待了数十万个家庭,处理了数千例心理危机个案。

疫情期间,林紫的团队也在为近20所院校的孩子们提供心理咨询。她发现,疫情3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上升约30%,来访者中,80%出现中重度心理危机,伴随自残、自伤、自杀等极端行为,自杀危机发生比例是之前的3到5倍。

“现在的孩子不是太脆弱,而是所受的教育中,缺少了最重要的内容——生命教育。这不仅仅是学校和社会的事。”林紫写作《生命教育7堂课》,希望为大众做普及。

以下是林紫的自述: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

在日常咨询中,因为“恐学症”而带着孩子来咨询的父母,占到青少年咨询案例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重点学校,而且大多是父母老师眼中曾经的“好学生”。

在这些父母看来,只要孩子能去学校,一切痛苦就根本不算痛苦。他们经常说的是:“那么大点的人,要啥有啥,还有啥好痛苦的?跟山里的孩子比,他们承受的这点压力、挫折算什么?太不懂事了,故意跟我们作对!要说痛苦,他能比我们还痛苦吗?我们一天到晚已经够累够烦了,他还来添乱!”而咨询的目标,也常常只有一个:尽快返校。至于孩子内心的感受,“那都不是事”。

这些孩子缺乏自我价值,当他们不断努力,但却感觉到不被认可时,他就会把成绩、外在的行为表现等同于自己的生命,觉得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豆瓣小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中写道,我们高度服从、重视他人的正向反馈、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过度反思等等,因这一系列好学生心态导致的负面情绪和行为,称为“好学生困境”。

1998年成立心理机构前,我是一名老师,当时我便发现,越是优等生,出现高度服从、重视他人的正向反馈、害怕失误的情况越多。

我做的第一个危机干预的案例,是一名30多岁的成功人士,当时他正好升职为区域总经理,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但他发现他开始不敢去上班了。

我们见面时,上海非常热,他穿着长袖衬衫,衬衫的纽扣也系得紧紧的。整个人看起来有点紧张,建立咨询关系后,他逐渐放松,流下眼泪,把袖子挽起来给我看,胳膊上都是烟头烫的疤痕。

在他升任总经理前,他已经有抑郁倾向,为什么升职这件好事反而让他真正抑郁了?在儿童青少年阶段,他就一直是好孩子、好学生。他觉得他取得更大的成就,周围的人会更喜欢他,他也会觉得更成功。

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成就动机”。由于人格特质,成长中的家庭养育模式,以及所得到的支持,一些人有高成就动机,喜欢挑战,能够战胜自己,取得新的成就,觉得很开心、很愉悦。但是像小斯说的“他在做学霸里找到了优越感”便不是高成就动机,而是低成就动机。就像小斯所说,他并不想做一番大事,并不想成为伟人,只想做自己。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描述里谈到好学生高度服从,重视别人的正向反馈。好学生所有的自我价值和优越感都建立在“我学习很好,我听话,老师们都说我好”。他在其中获益了。

这种获益不是他发自内心要取得更高的成就,只是为维护自己的优越感,所以不断努力,但努力却不能让自己快乐。

这种状况下,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成长模式,不需要以学霸的标签获取优越感,而是用他的方式去生活,会更成功。

还有高依从性,是学生们口中的高服从性。孩子优秀,老师、家长们不断给出正向反馈,“你是听话的,是乖的,你要放弃独立思考,只要按照我们指定的方向走,你一定能成功”。

久而久之,当他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面对真实世界时,会非常恐慌。如果外界不给他一个正向反馈,他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他没有建立起自我核心价值。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好学生都这样。有的孩子是高成就动机的,这和他的人格特质、家庭教养模式等有关。

儿童抑郁症问题存在已久,现在大家说它是一个时代病,或成立“好学生受害者”小组,是因为大家在觉醒,重新审视,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吗?

当大家发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都如此,他重新找回自我的可能性便增加了。之前,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们还在不停反思,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情商低。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孩子有勇气走进咨询室,并得到帮助,然后很多家长开始意识到孩子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理解,时代病背后蕴含着一种积极的力量。

教育不只是考到985、211

从1998年我创办国内最早的非药物心理咨询机构,二十多年来,大众关于心理健康的认知和重视逐渐增长,尤其是对抑郁症的探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和日常生活中。不过,高频次的出现,不一定是最准确的出现。

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家长对抑郁症的危险性了解不足,中度到重度抑郁的自杀风险很高,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通常我们建议他们在用药的同时,接受心理治疗。

抑郁症的成因是多样的。可能是精神原因,也有可能是身体有疾病。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工作者,我们接待这样的孩子,第一件事是让他去医院里做一个专业的诊断评估,如果到达中到重度,一定要遵医嘱吃药,甚至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现实生活里,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住院后,会给孩子的成长留下污点,或认为药物会对孩子的大脑智力产生副作用,因此焦虑。甚至有的家长不愿意配合医生,这会延误孩子的治疗。我们既不要对这些症状盲目恐慌,也要重视治疗。

还有一些其他情况也容易被忽视。有的孩子被老师批评行为有问题,家长也会觉得孩子不听话,“这么简单的事,你认真去做不就好了吗?”没有人从孩子的身体状况,以及他内心切入。

我做老师时,班里有位男孩,白白净净,很乖巧,但他课堂纪律不好,总被各科老师叫到办公室,他的字写得也非常潦草,老师看不清。每次被批评后,他总是红着脸,低着头不讲话,但还是改不掉。

我很心疼他,有一次我握着他的手,想和他一起写。摸到他的手时,手非常软,一点力量都没有。男孩子个子比我高。我的经验告诉我,他的状态一定和他的身体状况有关,而不是他故意和老师作对。当时,我通过班主任联系到他的家长,让他们带孩子尽快就医,发现孩子的确是脑部病变,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医生的答复是,手术成功的几率不大,只能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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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爸爸是船长,半年时间都不在家。妈妈是超市经理,非常忙,每天都等到超市关门才回家。这位妈妈后来问我,她很忙,想将孩子托付给我。但对孩子来讲,他们缺乏的是父母的陪伴,尤其在他身体出现状况时,更需要家庭的支持。当时我就意识到,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成长中陪伴的重要,或者尽管知道要陪伴,但更会考量现实情况。

我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孩子曾经是学霸,但高三突然开始厌学,父母觉得现在心理问题高发,孩子如果厌学,一定是心理问题。但如果家长对心理问题的理解不够,他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思想问题,会觉得是孩子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思想没有摆正。

但事实上,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缺乏某种微量元素,导致营养不良。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位有医学背景的心理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告诉家长,要尽快带孩子做身体检查,同时也要来面对孩子心理层面的挑战。从原来学习很好,现在不想学了,他内心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自责。

那时,我便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家长和老师们意识到,教育绝不仅是知识层面的灌输,不是孩子考到985、211,而要关注他整个的身心状态。

“我们小朋友不是人”

近些年媒体报道了很多儿童青少年因抑郁症自杀的新闻。孩子们的伤痛得以被看见。如今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也是一号难求。时代病的背后意味着更多的求助。

最近,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发布了一封信《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这封信充斥着说教,“成绩不如意,只是考试的结果,不是生命的全部”、“同学关系紧张,大家都很忙,要各自照顾自己”。

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很担心,因为这封信的表达并不专业。很多人误以为这样的说教便是做生命教育、危机干预,试图挽救孩子,实际上它和专业的生命教育及危机干预没有一点关联。

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孩子的情绪问题严重爆发前,我们能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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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生命教育7堂课》中也谈到,学业压力、亲子冲突、早恋问题,只不过是诱发因子,不是导致孩子自杀或危机的唯一原因。

孩子如何去理解当他痛苦到要放弃生命时,生命到底是什么?他所感知到的痛苦和真实自己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从没有人帮孩子梳理过这些问题。

有一个刚升一年级的小朋友来咨询,他讲的都是成人的事,我说你刚才讲的是大人的事,小朋友很自然地说,我们小朋友不是人。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表达。

孩子会认为他们不是人,因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大人会说这是大人做的,你们小朋友不可以,或者你们小朋友不能这样想。孩子也这么认为,我现在可以不被尊重,不可以提需要,因为我还不是人。

一位来访学生讲了一句非常有代表性的话,他说学校只要求我们每天刷题,做练习,不用想其他的事,老师一定会保证我们考上985、211,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好学生的人生目标是我要考985、211,我的目标完成后,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从小学、中学、大学,每年开学都是危机频发的时候,学校会有意识为学生们请学者讲生命教育。

我也会接到这样的邀请,去学校里做一堂讲座,最长三小时。实际上这三个小时里能做的事很有限,和孩子的接触也是一过性的、短暂的。它很难产生系统长期的支持。

在我们还没有对生命教育有更深刻或更专业的解读时,尤其是接受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成人,会觉得生命教育可能就是去教导孩子,“你应该这么做”,甚至有的生命教育结合所谓的感恩教育,觉得孩子给家长洗洗脚,或者看一看人体解剖图,讲讲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就可以了。

事实上,从孩子出生到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有要去面对的挑战和课题,成人世界里没有被消化的情绪、现实因素也掺杂其中,孩子们很难只从口号式的教育里爱上自己的生命,度过他的危机时刻。

看见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在咨询室里让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孩子逐渐达成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最困难的是整个家庭的变化。他咨询过程中,家长是否愿意配合,非常关键。

就像开头提到的那个孩子小斯,他QQ背景图里的一句话让人非常心痛,“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这其中的想法是,他是我的爸爸,我要听他的话,所以他说的是对的,我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在25年的工作中,这是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做现场讲座时,台下常有上千位家长,一半是爸爸,我问爸爸们为什么不愿意赞美和肯定孩子。所有爸爸的回答是一样的,“因为爱你,所以才对你更严厉,不能表扬你,怕你骄傲,希望你更好”。事实上,爸爸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也感受不到。

还有情绪化的父母,小斯的爸爸说打就打,使孩子的身体遭到冲击和伤害,有的家长甚至误认为,打骂才能让孩子有敬畏之心,然而事实上打骂也许能带来“畏”,却不能产生“敬”。

很多家长说,我加班后,回家还要和孩子沟通。问他怎么沟通,父母一开口,就会让孩子感到自己被审问,会觉得你们永远只关心我的成绩,不关心我这个人。还有父母永远讲得多,听得少。一边说,你讲,一边不停地给孩子做各种评判和总结,最后孩子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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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一中高三学生做心理减压游戏活动。(@视觉中国 图)

父母们缺乏心理学知识,他们不知道从出生到成年,孩子的生命发展规律是什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有的父母非常想了解孩子,想打开孩子的心门,但外在冲击力越大,孩子把心门关得越紧。

一部分家长不停地给孩子提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好孩子们,家长、老师会觉得他有更大潜力,还会更好。

在咨询过程中,我们至少有一个阶段要做家庭治疗,重要的抚养人要参与进来。一方面教家长怎样预防可能持续发生在家庭里的危机情况,另一方面从更深的关系层面帮孩子营造更好的家庭环境。

如果父母愿意配合、做功课,往往会看到很多家庭从泥潭中爬了出来。

每一次咨询,我们都要想这次咨询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有的练习是在咨询室里进行,有的需要来访者将练习变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生命教育7堂课》中有根据生命教育主题设计的练习。

比如做下面这些事:教孩子做家务,让幼小的生命在脚踏实地的生活中产生适量的多巴胺;带孩子做运动,让幼小的生命在趣味横生的动静之间产生适量的内啡肽;陪孩子回归自然,让生命与生命在物性和慧性的互动中产生应对压力的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所有这些,看上去不像用头脑的学习那样“有用”,但却恰恰是生命活力的来源。

再比如孩子的情绪管理问题。我在一次讲座中也讲到,出差前一天,我女儿情绪爆发,我和她通过画画的方式做小游戏。我允许她不开心,我说不开心你可以画X,我让她选颜色,她选了黑色的水笔,然后在A4纸上画满了黑色的小XX,画完后我说这些XX很多,妈妈来看看,如果我把它变一变,会成什么样子?

我选了一个橙色的蜡笔,为它涂了一个底色,涂完后,我说你看还能不能把它再画成其他东西。后来,我们把它画成了一个千鸟格的手提包,还画了一个蝴蝶结。画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说一句和情绪相关的话,但孩子最后很开心,扑进我怀里了。

《生命教育7堂课》中写了很多和生命教育、危机干预有关的小练习。

当我们完成了危机干预,生命教育并没有结束。透过危机干预启动,以孩子作为一个承载者,把生死话题带到家庭,这个家庭再去看待日常的事情,它的接纳度、弹性会更大。

比如最早的时候,很多家长觉得辅导孩子写作业痛苦,我和他们念四字箴言,“活着就好”,这并不仅仅是个玩笑,很多家庭真正经历生死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以前所执着的那些事都不是什么事,在生死面前,在真正去陪伴孩子这个非常真实的生命面前,其他部分都可以向后放一放,这个家庭的包容度也会增加。

他可能不会成为一名画家,但他仅仅作为一名工艺师,他就很开心,他什么都不做,只因为喜欢画画,他把他的家庭布置得很美,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享受。

他喜欢美食,成为一个美食家,或是他觉得自己在做视频方面很有创意,并为此骄傲。

这就是看见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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