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孙玉石（1935年11月16日-2024年1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史家，1955年毕业于鞍山市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教授。1964年留校担任助教，1985年晋升教授，1989年至1994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2003年1月退休。本文节选自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国农业大学徐晓村教授（1954年-）纪念孙玉石先生系列短文，文短意长、如见其人，特此分享。
一、中文系的教授不爱当干部
我入读北大中文系的时候，系主任是严家炎老师。不久严老师任届期满，系主任换成了孙玉石老师。
于是有人说：现代文学教研室出干部。
因为严家炎老师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孙玉石老师也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
孙老师听说这话很不高兴。
说：“我是共产党员，得服从组织安排。我当系主任是牺牲了自己的学术时间，出来为大家服务的。”
我第一次听孙老师这么严肃地说话。
孙老师的系主任只当了一届，接任的是温儒敏老师，也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温老师之后，是陈平原老师，还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
1990年5月东京学术聚会（伊藤虎丸、孙玉石、陈平原
他们仨还都是王瑶先生的学生。
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不爱当干部的还有朱德熙先生（“必记本”注：1920年10月24日-1992年7月19日，语言学家和古文学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副校长。）他当了北大副校长，只干了两年多就辞职不干了，说是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
二、“我不参加学术会议”
说这话的时候，孙老师已经退休了。
他说：”我参加学术会议就得提交论文，写一篇论文就得三个月，一年开四次会，就不能干别的工作了。”
我听了很惊讶，以孙老师的水平，写一篇论文要三个月？他那十七卷的文集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孙玉石老师与导师王瑶先生及师母杜琇女士
闻一多先生曾称赞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在清华读研究生时的副导师是闻一多，导师是朱自清）笔下很快，可他写《中古文学史论》，不过二十万字左右，用了六年，平均一年也就三万多字，差不多等于三篇论文吧。他还写过一篇论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历史联系》用了七个月。《〈故事新编〉散论》一文，是钱理群老师协助王瑶先生写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此事，说王瑶先生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因为有的材料、想法是写在台历上的，我猜钱老师就是从台历上的记录知道了这个时间的。
朱德熙先生写文章也慢，他说：“有的人写文章能够下笔千言，我真佩服。我写一千字，起码要用掉两三千字的稿纸。一篇文章写完，就像得了一场大病。”
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孙老师晚年的居所在蓝旗营。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或二十一世纪初专门给北大清华的老师盖的。当时看很高级，现在看就是普通的高层居民楼，而且一梯多户，乱哄哄的。孙老师家朝哪个方向我不清楚，但总是黑呼呼的。进门是一个小厅，能放一张长沙发，两把椅子，一个茶几，坐在沙发上，正对着的是厨房。
吴组缃先生为孙玉石老师夫妇题字
沙发的后面，挂着吴组缃先生和王瑶先生给他们夫妇写的条幅（孙老师的夫人张菊玲老师是吴组缃先生的研究生)。进门右手的墙上，是刘海粟给孙老师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写在信纸上的，而是随手撕下的宣纸的一角，大概有四分之一平方米吧。大意是他正在友谊宾馆做画，请孙老师去见一面。因为孙老师找到了一篇鲁迅佚文，其中，提到刘海粟对中国美术的贡献。沙发正对面的厨房门旁，是卫俊秀写的条幅。卫俊秀（“必记本”注：1936年毕业于山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山西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是书法家，这幅字是他送孙老师的。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孙老师的时候，这些字都不在了。
孙老师都捐出去了，说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孙玉石老师夫妇与严家炎先生夫妇、谢冕先生夫妇、王信先生、钱理群先生、方锡德教授、解志熙教授、李今教授、高远东教授、陈晓明教授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