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诺贝尔奖的公布，都在国人心中激起涟漪。
10月6日，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分享了202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至此，日本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人数已攀升至26人。
特别是，2000年以来，日本已经有21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获奖者（含三名美籍），进入井喷期。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言犹在耳，一晃20年过去了。翘望诺奖又一年！
分析普遍认为，日本频频收获诺奖跟第三次教育改革关系甚大。
自上世纪70年代始，日本政府察觉到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而科技发展的本质是教育质量的提升。
1971年发布纲领性改革文件，重视四点：
一是提倡构建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二是注重个性化学习。重视个性化发展、强调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三是强调教育的国际化。深刻领会本国传统文化，同时接触外国的多样文化、新思维和新模式。
四是重视教育信息化发展。
诺奖平均得奖年限是28.7年，这就跟该国目前“井喷式”获奖态势构成了因果关联。
日本拿这么多诺贝尔奖，背后的教育启示令我们深思。
一是高度普及的公平化教育。
日本以“重视基础教育公平性”而著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学楼、体育馆、游泳馆和操场等基础设施都是按照统一标准建造的。
教师每六年、校长每五年就要轮岗，保证所有的公立学校师资水平相近，老百姓没有了择校冲动。
矛盾少了，心平了，教与学就好了。
二是有较大自由的教学空间。
在大纲的基础上，基础教育教师可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
学生课外活动丰富，每个学生都要进一个体育俱乐部，一般冬季1.5小时、夏季2.5小时，周六则是全天，几乎所有教师都参与指导课外俱乐部活动。
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活动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这与我们全民聚焦考试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亲近自然、热爱阅读、培养自立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也是值得称道的共性经验。
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下村修，认为自己获奖是“阴差阳错”，不过是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小时候因为常常在海边玩，看到会发光的水母觉得非常有趣和好奇，自己研究了二十多万只水母从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希望解答一个童年的困惑。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曾尖锐批评东亚教育体系，称其“是浪费时间”。
他不仅抨击了日本的专利制度，还将矛头指向了整个东亚教育体系，认为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
诺贝尔奖非常青睐“叛逆”型人才，而这正是我们教育体系中最缺乏的特质。
中村修二则强调，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应试中。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格拉布认为，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过于循规蹈矩。
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免疫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也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有时不要循规蹈矩地思考问题。
有专业机构研究了几十位诺奖获得者，他们的共同特征包括：
从小具有一种自发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想象力；具有高度的创新性、独立性和求异性；具有反潮流精神。
在我国，江苏教育是走在前列的，但也卷入了分数的大潮中。
层层下压，高中要出成绩，初中先出成绩，小学必须也出成绩。
苏南某小学校长说，现在上面抓得紧了，四年级以上每周组织考一次试；还设立了创新班，不同学校还要相互比一比分数，理由是“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短期来看，家长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抢到了稀缺的学校资源；
从长远来看，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
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恰如基础教育阶段的延伸：压力传导，恶性循环。
2025年尚未结束，截止9月22日，已有68位中青年学者(31至60岁)离世，平均年龄47.4岁。而未被公开的个案可能更多。
“教学和科研压力”“熬夜”“加班”是所有案例文本资料中频繁提及的词汇。
当留下或者晋升的名额极其有限时，每个人并不是和固定的标准赛跑，而是要彼此“卷”赢对方。
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奖，只是一种现象级。
她1972年拿到青蒿素结晶，直到2011年获拉斯克奖前，没有“973”“863”“杰青”“长江”等等这些帽子，也没发过一篇CNS。
在今天这套体系里，屠呦呦大概率连副高都评不上。
一个评论刺痛人心，却精准刻画了当前教育链的恶性循环：
“我们的学生，在小学时失去睡眠，在中学时失去快乐，在大学时失去梦想，最终在职场中失去创造力。”
正如中村修二所言，教育不是一场从起点就知终点的机械跑道，而应是一片让每个灵魂自由生长的原野。
当分数至上、论文至上的评价体系不被摒弃，任何改革只是缝缝补补的形式主义。
一句话：我们的孩子不是不能得诺奖，而是死在了通往诺奖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