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我被母亲以“走亲戚”为名骗上开往湖北农村的班车，下车后才知自己成了别人家花3000元彩礼“买”来的媳妇。
那张皱巴巴的婚姻登记证明上，我的名字和张春并列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冒名登记结婚。 婆婆王秀英后来坦言：“当时怕你年纪不够，借了远房亲戚的户口本。 ”这种在90年代农村并不罕见的做法，却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01 陷阱与转机
我至今记得抵达李家坳那天的细节。 母亲临行前塞给我一包水果糖：“去姑妈家玩几天就回。 ”可班车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三小时后，迎接我的是一挂炸响的鞭炮和院门上的红喜字。 婆婆攥着我的手说：“闺女，李家不会亏待你。 ”而那个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李建国，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手指紧张地捻着衣角。
最初三个月，我以绝食抗争。 直到某个深夜，婆婆推开杂物间的门——那是我被安排的“婚房”，她指着油灯下我高考复习资料上的批注突然问：“你还想考大学？ ”得到我哽咽的肯定后，她提出改变命运的交易：“给老李家生个孙子，我们就供你复读。 ”
这个看似荒唐的协议，竟成为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传统观念仍深的农村，通过生育来维系家庭关系是常见做法，但我的情况却因高考诉求变得特殊。
02 扭曲的共生
李建国是初中文化，相比村里其他青年显得沉默寡言。 他最初对我保持距离，每天清晨会把热粥放在我门口。 有次我发烧，他连夜步行到镇上买药，回来时裤脚沾满泥浆。 这种朴实的善意，与买卖婚姻的残酷形成微妙对比。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我发现婆婆偷偷收集我丢弃的草稿纸后。 原来她托人在县教育局打听过，我当年的高考分数其实够上中专。 “这闺女是读书的料，”她在家庭会议上说，“但要留个保障。 ”于是补充协议诞生：我需以书信形式向村里汇报学业，寒暑假回李家坳居住。
这种看似开明实则控制的安排，反映了农村家庭对资源投入的谨慎。 婆婆既想投资我的潜力，又害怕人财两空。
03 暗流汹涌
复读的一年充满戏剧性。 我在县一中寄宿，李家每周送来自家种的蔬菜。 有次婆婆突然带着村委会干部出现在教室外，名义上是“关心学习”，实为确认我没有逃跑。 这类监控与照顾并存的行为，让我活在持续的矛盾中。
更棘手的是经济问题。 1992年大学学费加生活费每年需千元以上，而李家年收入不足两千。 为凑足费用，公公李明启卖掉祖传的银元，李建国则去矿场做临时工。 这些付出成为道德枷锁——每当我想起离婚，婆婆那句“咱家挖煤供你读书”就会在耳边响起。
04 裂缝中的光
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那天，李家坳炸开了锅。 邻居议论：“飞出去的凤凰还能回窝？ ”婆婆当着全村人宣布：“张家闺女是李家的人，毕业就回来生娃！ ”
但城市生活很快带来改变。 大二时我接触到家事纠纷调解案例，开始意识到冒名婚姻的法律问题。 当我试探性提出离婚时，婆婆的反应出乎意料——她没吵闹，而是拿出本记账册：每一笔学费、生活费都清晰记录，末尾写着“待还情分”。
这种情感与经济的捆绑，正是家事纠纷复杂性的体现。 我既想追求自由，又无法漠视背后的付出。
05 漫长的和解
转机出现在2000年。 当时我在深圳找到工作，李建国来城里打工。 目睹我熬夜做项目后，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离了吧，你别被咱家拖累。 ”这个曾被村民讥笑“窝囊”的男人，在建筑工地找到尊严，开始理解婚姻不能勉强。
离婚过程却波折重重。 婆婆要求签署“赡养协议”，规定我月收入的20%归李家；村委会则因集体土地分配问题拒绝出具证明。 最后在司法所调解下，我们达成特殊协议：离婚后我保留李家“干女儿”身份，公婆生病时需承担部分医疗费。
06 余波与新生
如今二十年过去，我在深圳成家立业，李建国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每年春节，我会寄礼物回李家坳；婆婆脑梗住院时，我负担了部分费用。 这种超越婚姻的家庭联结，或许是对当年那段荒诞往事最温和的交代。
去年清明回乡，婆婆摸着我家孩子的头说：“要是当年逼你留下，现在咱家还是土坯房。 ”她终于承认，放手比束缚更需要勇气。
这桩非常规婚姻的解决过程，体现了家事纠纷中情、理、法的复杂博弈。 当年若一味强调婚姻自由强行离婚，可能引发更大矛盾；而完全屈服于旧俗，又会造成终身遗憾。
现代家事调解中第三方介入机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正是司法所的介入，帮助我们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法律间找到平衡点。 如今农村地区推广的数字家事服务平台，更能为类似困境提供缓冲带。
特殊年代的特殊婚姻，没有简单的善恶对立。 重要的是在困境中保持人性温度，让错误开端也能走向光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