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8月15日起启动了秋季高校返校工作。澎湃新闻从北京市教委获悉，截至目前，50余万大学生已经回到校园，北京各高校正逐步恢复教育教学秩序。
与之同时，在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有必要、“相对封闭管理”如何落实等话题也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9月8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狄涛等通过北京卫视《老师请回答》节目作出了回答、回应。
“对学生来说，目前按照教委和学校‘非必要不出校’的规定执行，是非常有利于疫情控制的。”吴尊友表示，大家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从担当起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理解这项政策。
为何要倡导大学生“非必要不出校”？
目前，电影院、地铁等公共设施都已经正常运营，为什么还要倡导大学生“非必要不出校”？
“我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因为政策出来以后确实社会反响很大，尤其是大学生们会觉得是被限制住了”，吴尊友说，“但我们回顾一下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大连的疫情和乌鲁木齐的疫情，当第一个病人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范围的传播扩散了，这时再进行防范已经晚了。”
吴尊友指出，如果发生疫情，在传播链调查中，我们的学生涉及到传播链了，学生又是校园内传播链的源头，那就会给学校带来防控和管理上的困难，会非常麻烦。
吴尊友还谈到，从1月份以来，特别是6、7月份，北京、大连、新疆都发生了意料外的突如其来的聚集性疫情，这说明尽管各项防控措施都在落实，也不能保证未来不再出现疫情。
“我们只能保证疫情发生后，能尽早发现、把规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吴尊友说，回顾1、2月份，当疫情刚刚发生时，武汉封城，离汉通道限制76天，武汉一千多万人，为了全中国、全世界的疫情控制，作出了巨大牺牲。对学生来说，目前按照教委和学校“非必要不出校”的规定执行，是非常有利于疫情控制的。
“如果真的发生疫情，你要是成为学校疫情传播链的源头了，你也会感到自责。所以，大家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从担当起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理解这项政策，能够接受，并且能够很好地做好宣传。”吴尊友说。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是歧视大学生？
开学后，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是对大学生群体的一种“歧视”？
对此，狄涛表示，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希望“非必要不出校”能成为学生的一种自律。
狄涛指出，高校最大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同学们吃、住都在一起，高校的防控确实与社区和中小学不同。
“社区防控中行之有效的手段——戴口罩，在宿舍生活中就很难完全落实，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是要从源头上减少感染病毒的可能，这也是倡导‘非必要不出校’的基本考虑。”狄涛说。
狄涛还提到，疫情期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做了一个校园疫情传播的模型，模型显示如果有感染者进入到校园而没有及时被发现，那么一两周的时间就可能会造成聚集性的爆发。这种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校园防控的要求要更严一些。
狄涛希望，作为当代大学生，能够主动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在自律的基础上，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一种自觉。
“我们注意到，一些学生在网上确实有些情绪，这其中既有部分学校政策宣传不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个别学校执行政策存在僵化、一刀切的现象。我们要求学校设身处地体验学生的生活，动态地调整防控措施，同时要充分沟通，形成师生共识。”狄涛说。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否属于违法？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从法律层面上讲，这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这应该从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说。
王晨光表示，“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疫情的风险，且这个风险的严重程度还很大。我们现在仍处于国家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防控阶段，也就是法律上讲的‘应急阶段’。我们现在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防控阶段，叫做‘常态化防控阶段’，零星的小的地区区域疫情的爆发仍然可能存在。”
王晨光指出，每天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中，都有一些感染确诊病人，这提示我们目前仍然处于一个特殊的应急状态，应急状态下就一定会有一些与正常状态下不一样的措施，这些措施会限制人的某些自由，但是有法律根据的。
“比如我们在高铁上、飞机上要戴口罩，有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因为海外其他国家的疫情还很严重，这些都是现实。我们恢复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但同时会有一些防控的限制，要隔位就坐，要控制人数，这都是为了防范疫情的复燃。”王晨光说。
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各学校都恢复了开学，学生都回来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防微杜渐，从小处做起，这也是每一个公民，包括我们在校大学生应尽的法律义务。
“在疫情防的时，我们要有一个权衡：哪些是更大的利益，哪些是暂时可以受到限制的一些自由。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疫情防控的所有措施，都是依法有据的。”王晨光补充说，“当然各个学校还要有更精细化的、灵活的一些举措，这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