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叫我来巡山，听听三刀侃大山
很多瞬间，你会觉得此情此景，似曾相识。
那是因为历史像时尚，总是在转圈圈。好比学生上学老师授课，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总有相通之处。
仿佛那些年，我们一起虐过和虐过我们的老师，早已起死回生。让人不禁怀疑教育这个行当，具有穿越的超能力。
据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回忆，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一纸文凭。
有史料为证，“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
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
另外，有学问的教员，不如校外有地位的兼职官员受待见，“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从行政级别上，国子监祭酒官至从三品，相当于教育部部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其下各职，大多可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找到对应位置。
从称呼习惯上，古时学生被称为老爷，而校长及教员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也就是说，大学堂相当于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是翰林，即可出而为仕。
此情此景，很眼熟对不对？是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百年后，这样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您比如，如今的象牙塔里，学生混日子，何尝不是为了一纸文凭。
在学生眼里，最好的老师，注定不一定是那些学问好的老师，而是那些脾气好的肯通融的懂放水的老师。
至于学到什么，不重要的，出来混张毕业文凭而已。文凭者，敲门砖而已。
所以，有的老师守着一份发黄的讲义怎么也舍不得换，大小通吃过大年，倒是可以评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标兵。
以前的教员还发发讲义，现在的老师进步了，没那么傻，而是“请同学们记笔记，期末要考哦”。
受到热捧的老师，注定不一定是那些学问好的老师，而是那些有一官半职社会活动能力超群者。
这很好理解，社会很骨感，得以侧身其门墙之内，好歹“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再不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一两缕进入坦途的便捷，也不枉大费周折选其当导师俯首听命是也。
学问做得好，自然好。但如果只有学问好，那只是老学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如果官还做得大，项目拿得多，社会翅膀硬梆梆，那才能振翅高飞。
当然了，比起古时候，学生不是“老爷”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流水线的工业半成品。
老师们，更像是三班衙役。行政管理人员，类似六房书吏。而“大老爷”的荣誉称号，自然落在了各种长们的头上。
有了行政权，意味着拥有更加便利的条件，去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源。这样名利双收的美事，何乐而不为。
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百年难题。其实，其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
然而时至今日，各省仍不乏有顶尖大学博士毕业生引进计划，毕业两年即有机会担任分管科技的副县长享受副处级待遇这样的规定，也不在少数。
如同古时，中了举人，当了进士，就离当官不远了。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旧戏重演，却是以新戏之名。演员就像流水的兵，戏目却是铁打的营盘。只不过你若仔细看过一遍，再听听那曲声，却依稀还是昔日之调。
按道理，旧戏重演，愈演愈烈，愈娴熟愈得心应手才是。正所谓唱念做打一遍遍，功力精深一点点。
问题在于，戏是老戏，演员却是新演员，没有得到老师傅的真传。所以总是重复老脚本，功力丝毫未见长。
历史就像小猫转圈圈，自己玩得可高兴了，可是，转的圈圈多了，难免头晕，停下来歇会儿，然后，接着转。
好比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对教育的期待，不应该仅仅是一纸文凭的需要，更应该是一个人格的塑造。
然而知易行难，软弱是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难啃的骨头大家总是选择放在最后啃。
类似去行政化和“如何培养人”这样的复杂问题，愿意去想的人并不多。正所谓大家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可，万万犯不着去找邻居家帮忙。
所幸我们的教育，开始强调源头建设。比如立德树人，就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这也正是令人警醒的事情，和咱们发朋友圈一个道理，正所谓缺什么晒什么，什么不够强调什么……
话说何时我们不打转了，历史的循环论没市场了，我们的教育改革也就进入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