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本应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真的，学生应该是最单纯的存在。而如今一些学校及机构对于名校升学率过度的追求，再加上社会对于高考状元的过度炒作，让高考这件事，越来越像一门令人百味杂陈的生意。
2019年陈同学，以657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护理学专业，被高中母校奖励10万元，但入学半年后却突然退学。2020年，他再次参加高考，在学校相关领导建议下，又一次填报了北大护理系，但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其后传出准备再次复读
但是这一次，学校承诺奖励给陈同学的10万元现金并未到账。根据陈同学的说法：“他这次的高考成绩是全校最高分”。但是并没有达到北大数学系的分数，同时鉴于，如果陈同学不填报北大，那么2020年陈同学所在学校就可能没有学生被北大录取，加之校长学校承诺奖励10万元，陈同学再次填报北大护理系，并解释为“顺便帮了校长一个忙”。
陈同学的这一行为打破了高考及名校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也不符合大家对于考上北大、清华将步入人生巅峰的认知，这种跳脱的行为不免让人心生惋惜。事情曝光之后，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有人觉得陈同学的这种方法属于浪费教育资源，每年的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名额有限，大多数人考上的可能性极低，而陈同学的两次退学的做法也浪费了两个名额；也有人觉得考霸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考生与院校之间是双向选择，既然录取了就允许存在退学的现象，很正常！
复读两次为了前途还是“钱”途
但其实很多时候，外人置身事外的超然视角未必就一定恰当准确。那些说陈同学为了10万元白白浪费两年时间的人可能并不理解陈同学的这种执念，这或许是从他的成长环境里塑造出的价值观，可能就是教育对改变贫困的极端重要性。
这也反映了大批寒门学子的内心想法，对于这部分学生而言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教育资源，从小的生活环境大多充斥着艰苦与困难，高考是唯一的出路，金钱可能是改变生活最直观的方式。
在这件事中我们去讨论个体的选择，意义不会太大，如陈同学究竟是不是为了高考奖励选择复读，既然奖励政策在，既然重读不违规，各取所需或者各有前途的选择，都是正常的。
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挤占教育资源不可原谅
事实上，陈同学这样的案例此前就有，媒体上时有报道，这类情况也被称作“考霸”现象。
在2020年高考中，湖南高考理科第一名杜青云，高考成绩为718分（裸分698分，含20分加分），是一名复读生。而他在2016年，曾以704分拿下湖南高考理科第二名，大三时退学复读；至于其退学的原因，无人得知。
2015年，钟祥一中的常文杰以690分拿下湖北省理科第八名，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在大三时被北大劝退。2019年，常文杰再次参加高考，以712分获得湖北省理科第一名，后被清华大学录取。
社会中大家对于“考霸”现象意见不一：有人膜拜“考霸”，认为反复参加高考能稳定地考出高分进北大清华是真实力；有人质疑“考霸”为了获得高考奖励反复参加高考。京誉君看来，在此事件中更该反思的问题是：这些“考霸”的反复重读对教育资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高考被誉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2019年报名人数达到了1031万，2020年高考人数增长40万人达到1071万，每一名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是对名校充满了渴望，而这些“考霸”利用自己的优势反复弃读，都是对另一名有望上北大却上不了的考生机会的挤占。
金钱下的“高考激励”是否脱离了教育本质
拿钱出来激励高分考生的政策，在应试教育锣鼓喧天的时代，看起来也是非常正义的。京誉君了解到，在某些地区为了激励高中学生被报考清北，当地政府会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财政资金奖励学生和老师。
2013年3月，某省市对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和学校实行一项奖励政策。这项政策出现在当年该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力加强高中教育管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高考升学率，每考入清华、北大一名学生，县政府奖励50万元。力争用2—3年的努力，打好教育翻身仗”。
2015年，某省县有7名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其中一人是该省文科第一名，县政府拿出140万元对这7名学生和任课老师进行奖励。
福建某市在2013年推出奖励政策，对本市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按照每生30万元标准奖励，10万元奖励学生，20万元奖励学校和老师，所需资金列入市财政预算。
各地各校还拉开奖励差距，设置为北清、其他“双一流”大学等不同奖励档，这无疑会加剧升学竞争，也助推高分复读现象。按照分数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唯分数论、唯清北论，就像当年“速度优先”的政绩观一样。拍脑袋奖励，只看成绩不看效应。用巨额奖金的磁吸效应诱导高分考生陷入“复读循环”。
结果呢，就是放大了社会扭曲的成绩观，让所谓的素质教育成为泡影。
也许像陈同学一样的“考霸”还有很多，也许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无奈，深陷局中的他们现在可能并不以为然。在未来再回首此事，陈同学们会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这两次选择，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