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从1971年到1983年，我在基建工程兵服役了13年，由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军人。有人说，有了当兵的经历，一辈子不后悔，我要说，有了当基建工程兵的经历，一辈子会感恩！基建工程兵是我终身感恩的大熔炉！虽然基建工程兵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的战友之家平台，继续了基建工程兵大熔炉的功能，这里有久违的战友，珍贵的回忆，感人的作品、永驻的军魂，还有深厚的友谊！所有这一切，都使湮灭在岁月中的记忆碎片逐渐拼合，逐渐清晰。于是我将这点滴记忆草草成文，以表初心。
——刘希模
▲刘希模在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成都）战友联谊会上发言
基建工程兵
是我终身感恩的大熔炉
作者：刘希模
在基建工程兵我步入社会，迈向人生
人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到18岁以前，基本上是步入社会的准备阶段。这期间的婴儿学步，幼儿学语，小学初中学文化，高中学知识，都是为步入社会打基础。然而我却在1971年还不到16周岁时，离开学校步入军营，成为基建工程兵一支队五大队的一名新兵，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在这里，遇到了我政治道路的引领人——五大队十二中队指导员王世芳。他是辽宁人，讲话浓浓的东北口音，给人的印象是严肃，严格，严明。记得在我当连队文书时，几个战友想玩扑克，但那时买不到扑克，我们就在宿舍自己动手做扑克。用纸裱糊牌面，用萝卜刻成黑桃、红心、方块、草花的印章，盖印在牌面上。正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制作中，王指导员推门进来了，把我们狠批一顿，并没收了我们的全部劳动成果。他是那种表面上很严厉，骨子里特别关心战士成长进步的基层政工干部。此后我也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政治及技术理论知识，没有辜负组织的心血，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71年3月加入了共青团，1973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这里，我开始学习木工技术。十二中队是木工中队，我的师傅叫项道隆，江苏扬州人，部队随军职工。他手把手教我使用锯、斧、刨、凿等木工工具，遇到我心不在焉时，他总爱用上海话教育我：“侬个小仡佬，勿要老三老四咯！”我除了向项师傅学习外，还从会箍圆桶的周师傅（名字忘了）那里学了计算圆周和锥形拼装的一些方法。同时，连队技术员沈庙福，连长周洪福也经常在现场指导或示范我们如何划线，如何开榫。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走上用木工手艺谋生之路，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自己设计并指导木工做出了一套至今仍不落后的木制组合家具。现在，其他人都联系不上了，但连长周洪福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他转业回了老家上海嘉定，七十多岁了身体非常好。
▲前排左是连长周洪福，右是连队技术员沈庙福，后排左是五大队工程股工程师马成礼，中间是我的师傅项道隆。
▲1974年我和连长周洪福（左）在鞍山219公园。
▲1989年周连长从上海到北京出差，我们在北京颐和园。
▲2019年12月我到上海看望周连长，左起：我、周连长的夫人、周连长，朱汉鹏（原十二中队副指导员）。
基建工程兵培养了我珍惜时光，刻苦自学的习惯
我1971年1月当兵时，满打满算只上了8年学，而且有4年是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没有老师，高年级同学给低年级代课；没有课本，老师的讲义由学生刻成蜡版油印发给同学；没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常常召开批斗大会或者大游行。按照当时改革的学制，我是70级初中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应征。入伍后大概是1972年10月份，五大队宣传股办了个新闻报道员培训班，一个区队（营）去一名，一共4个人，三区队是我。
▲这是培训班结束时三名学员合影。前左叫张朝喜，四川人，右叫梁永禹，河南人，后面站立的是我，还有一位姓陈，好像是二区队的，忘记什么原因没参加合影。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不仅接触了过去未曾接触的知识，而且接触到了宣传股许多资深干事。负责我们培训班的干事叫刘益福，是宣传股的老干事，说话有点口吃但满肚子学问。他使我知道了新闻“三W”原则——何时，何地，何人；知道了写好消息的三个技巧——虎头，猪肚，豹尾；他用“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这样通俗易懂的句例，让我明白汉字组合顺序的变化所表达的精确含义。这些句例对我这个半拉子初中生来说，如同醍醐灌顶，脑洞大开，至今难忘。1973年1月培训班结束回到连队，我担任了连队文书，为了适应写总结、出板报等工作需要，我买了许多中文写作方面的书如饥似渴地自学恶补。
1974年初，我调到五大队宣传股做报道员。宣传股里人才济济，股长洪玉祥是四川人，胖胖的身材，总是笑眯眯的，但对文字要求很严格。记得我开始阶段写的几篇简报，每篇他都改的面目全非。他修改后的文稿，我都要对照我写的稿子反复琢磨，从中掌握写简报的要领。后来的股长陈恒善看书看报看文件善于摘录的好习惯深深地影响了我，至今我还保留着几本我的《读报摘记》，使我受益到现在。清华大学毕业的罗大银干事，性格沉稳，理论根底深厚，思辨能力强，书法很有功底。在一起工作的4年多时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1969年入伍的年轻老干事陈铁，办事干练，文笔很好，既是我的偶像，也是我文字上的师傅。我从誊抄他写的材料到我们合作一起搞材料，他都一步一步地教我。尤其是遇到部队搞政治教育或者指导老兵退伍等工作要总结典型经验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常常是到连队先一起听连长指导员介绍全面情况，接下来我俩分头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在广泛调研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两人一起汇总情况并研究出纲目，然后分成两部分分头去写，成文后互相交换修改，最后由他统稿。这样不仅使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写出的材料成功率很高。
▲这是1978年10月陈恒善股长调往支队组织科任副科长前，五团宣传股开欢送会时我写的日记。照片是陈股长临走时的合影，左起：段忠林（五团电影组长）、刘希模、陈恒善、罗大银。
▲1977年五大队政治处副主任黄家清带领工作组到十六连指导老兵退伍工作。左起：刘希模、李枫（后勤处助理）卿立贵（十六连副连长）黄家清、陈铁（宣传股副股长）、王自立（十六连指导员）。
再次见到陈铁股长已经是时隔37年的2019年10月在成都，他约几个成都的老战友在公园小聚，他去公园门口接我，虽然我们近四十年没有见面，但是在老远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
▲2019年10月，我在成都参加冶金指挥部的战友聚会，在成都又见到了当年五团宣传股的几位老战友。左起：王平（五团电影组长）、王家元（后来到宣传股）、刘希模、陈铁、贾宪生（从支队宣传队到五团宣传股）、李列兵（五团保卫股）。遗憾的是我们只聊了一个中午，时间太短。相约再聚。
我在五团宣传股工作期间正是全国遵照毛主席“学点哲学”的指示，掀起学哲学热潮的时期。我有幸参加了上级机关的学哲学培训班，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五篇哲学著作，同时接触到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哲学著作。为了准备给干部战士的学哲学辅导，我订阅了《哲学研究》、吉林大学的《社会科学战线》学报等杂志认真阅读。后来在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时，又比较系统地自学了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政治理论基础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
1978年底，我调到一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不久接手了政治部秘书工作，自由安排的时间比较多。那时部队的自学风气十分浓厚，许多同志学习英语、复习数理化准备参加高考。我自知高考无望（我的数理化基础连初中一年级都不够），于是，我和直工科的王保明、刘志国报考了鞍钢业余大学中文系。每周1、3、5晚上和周日上午上课，学制三年。我们三人不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雪，坚持骑自行车去上课。可惜的是还差一个学期，我调到北京了，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我的付出没有白费，有了在工作中自学和业大的基础，我到北京后第二年就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的学习资源非常丰富，我报了各种自学高考辅导班，把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甚至上下班乘公交时都用来背考题。一年半，我考完了党政干部基础科大专的全部课程，在我们公司第一个拿到了自学高考大专文凭。
▲我的单科考试合格证，也是我的心血。
基建工程兵给了我落户北京的机遇
前几天，《战友之家》登载的李传吉老战友的《我在基建工程兵风雨十春秋》的文章，不仅勾起了我的许多感慨。我和李传吉老战友不认识，但我们却有相似的经历，只不过我们打了一个交叉，互相交换了战场——他到了我刚当兵时的四川，我却从辽宁的一支队到了他当兵的北京六支队；他调出前在六支队五十三大队，我调入后在六支队五十二大队。
1982年初，有关基建工程兵要撤销的消息已经在部队传开了，部队中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想法都有，当然也成为时刻困扰我的大问题。因为当时我已经在北京谈了对象，尚未结婚，即使结了婚，按照部队的转业规定和北京市接收转业干部的政策，我是根本不可能进北京的。当年4月底，我到北京冶金指挥部报送材料，见到了从一支队干部科调到指挥部干部处的罗仕钦干事，他给我介绍了兵部关于干部对调的有关规定，并催促我尽快结婚。我就在罗干事的办公室给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盖如毅首长打电话汇报了情况。老首长对我的情况非常理解，也非常关心，当即口头批准了我的结婚申请（让我回鞍山后办理文字审批手续），并请罗干事在冶金指挥部给我开出结婚介绍信。于是，在“五一”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拿到了结婚介绍信，五月四号在北京万寿路街道登记，领到了结婚证，五月六号就回到鞍山。没有婚礼，没有婚宴，没有宾客，也没有新房，更没有蜜月。这样的结婚，既是在物资比较匮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少有的，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回到鞍山后，我一边工作，一边焦急地等待调令。大约是七月上旬，有可靠消息说很快就批准了，我就让爱人到鞍山。原计划她在鞍山住一段时间后，我们一起回甘肃老家，然后回到北京，我自己回到鞍山办理调动手续。没想到七月底调令就来了，要求“八一’节后必须去报到。于是我匆匆收拾行李，在七月二十八日离开鞍山。一支队政治部首长对我很关心，给我开出了批准探亲的证明，财务给我预支了探亲的路费。更没有想到的是，我被分配到五十二团组织股，股长是63年兵，年轻有为，很有才华，不愿脱下军装，因此他大部分精力在活动调动；干事当中大部分也准备转业回原籍，我虽然刚到，但必须接手许多工作。因此政治处领导没有批准我的探亲，我只好把探亲路费寄回给一支队。直到3年后，我才带着爱人和小孩回了一趟老家。
我来到的六支队五十二团，曾经参加过北京地铁一号线、二号线的施工，独立承担了北京市二环路工程的重点项目西直门立交桥工程，北京市北护城河治理等重大工程的施工。1982年我报到时，西直门立交桥已经通车，部队正在紧张地进行北护城河的治理工程，地铁二号线也开始试运行。过去我也多次坐过地铁一号线，没有特殊的感觉，但是当我坐在试运行的地铁二号线上，想到这是我们基建工程兵施工完成的，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2017年10月刘希模（左）到鞍山看望原基建工程兵一支队盖如意副政委时合影。
1983年7月1日，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全体指战员脱下军装，改编为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总公司（现在的北京城建集团）。一个省军级单位压缩为厅局级施工企业。指挥部首长和相当一部分支队的领导离休进入干休所，一部分团营干部降职安排。和我一起对调回京的原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刘锡智担任了城建安装公司党委书记。我所在的五十二团与五十五团合并改编为第一工程公司，李传吉老战友所在的五十三团和五十四团合并为第二工程公司。整个部队的主要工程任务也由地下修地铁转变为地上盖楼房、修公路、疏河道等等；管理体制也由过去的指挥部——支队——大队（团）——区队（营）——中队（连）变为总公司——工程公司——工区——工程队；核算方式也由不计成本的完全计划体系变为以成本为中心的独立核算体系。为了尽快实现部队由兵到工的转变，北京市主管领导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我们与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政集团对口学习。北京城建集团发扬基建工程兵善于学习，敢打敢拼的优良传统，很快适应了建筑施工企业的各项管理规范和工程技术要求，逐步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建筑施工企业的一支劲旅。现在的北京城建集团中过去部队转业的干部职工绝大部分都退休了，但军魂犹在，传统未丢，堪称基建工程兵的骄傲！
哦，基建工程兵！每当听到这个番号，总是令人心情激动，浮想联翩！我忘不了1971年元月11号凌晨，我们一列车分不清模样的新兵走下闷罐车厢，走出四川江油火车站，走到军营的情景；忘不了新训期间首长讲军史，讲党史，讲军纪；忘不了在修建涪江水泵站时紧张施工的场景；也忘不了为鞍钢建设炼钢高炉和齐大山尾矿坝那火热的施工现场。是基建工程兵13年的岁月教育我做人，给了我知识，磨练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的性格。有了基建工程兵大熔炉锻造的基础，我才能在集体转业后由一个普通的职工成长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因为这个基础，我在1998年至2002年担任北京市顺义区主管城建的副区长期间，实现了由企业领导到政府领导的跨越。同样是因为这个基础，我才能在2002年起担任了13年的北京市大型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领导，做到了由政工干部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转身。我终身感恩基建工程兵大熔炉对我的锻造！
▲1965年7月1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奠基。
▲北京地铁二期工程1984年9月正式通车，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给地铁二期工程建设单位题词。
▲刘希模（右五）在成都冶金战友聚会上与战友们合影
作 者 简 介
刘希模，男，汉族，甘肃山丹人。1955年3月生，1971年元月入伍，在基建工程兵一支队五大队服役。1978年12月调一支队政治部任秘书。1982年调北京六支队五十二大队任干事。集体转业后曾任北京城建一公司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党委书记。1998年后曾任北京市顺义区副区长，北京天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首开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北京房地产业协会会长等职。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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