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炎
上网课，称得上是2020年教育界的一大景观。疫情下，各国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国际旅行一夜之间变得遥远，就连学生上学也成奢望。中国的疫情控制成效显著，大部分学生在秋季学期已基本复课。不过，不少中国留学生仍得滞留家中，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则通过网课参与国内高校的教学与研究。
举全家之力、支付高昂学费后，孩子却呆在家里上一年网课，不少中国父母正面对这样的难堪与无奈。在美国，学生家长一样无法消受疫情下的子女教育。美国中产家庭大多与子女绑定，押上父母房产贷款，或孩子出生便买教育保险，以求下一代不会跌落中产的底线。
当21世纪莅临，美国中产家庭的教育投资风险越来越大。大学毕业生平均收入逐年下降，连名牌大学也难保学生拿到高收入的工作，高等教育的含金量缩水。这次疫情不期而至，无异雪上加霜。名牌大学的品牌效应一半来自校园的“大墙”，不是说校园有围墙，而是名牌大学门槛高、学生少，有艳羡的学习氛围和传说的讨论空间。封闭性与排他性让名牌高高在上，大家纷至沓来。如今哈佛、耶鲁也上网课，远程传输和录屏，使高端课程有被分享的潜在可能。封闭环境和神秘氛围的淡化，品牌的光环也会黯然失色。
反观美国普通公立或社区大学，随政府教育经费的年年削减，早已开设网络课程和远程教育，招生数量巨大，还有大量国际学生，以人头学费缓解经费短缺。名牌大学上网课，与普通学校的落差缩小了。美国学生疫情期间会考虑就近升学，报考名牌大学的数量也在减少，加之公立大学失去大量国际学生，美英高等教育整体滑坡。
其实，这并非疫情的后果，而源自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与时代脱节。自19世纪以降，欧洲经典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只注重认知性教育，强调系统知识与深度研究，追求卓越和不凡。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是高门槛，过滤筛选出社会新贵——知识阶层。学历成炙手可热的社会资本，20多岁上了4年名牌大学，可以终生受益，教育背景决定人一生的地位与收入。但随着城市化与人口富裕水平上升，对服务经济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衡量人才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标准。
即使疫情之前，学界就已意识到，富裕社会对于护理、物流、平面设计、美容、装饰和文化创意的需求越来越大。2020年的疫情，无疑使人们更加明白，护士、快递、社区服务对社会的贡献巨大。这些专业不入名牌大学的法眼，大众的观念仍旧是高学历高工资，低学历低收入。教育观念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造成父母教育投资之后，却收获挫折与失落。
与此叠加的是，互联网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爆炸、信息更新，让传统教育捉襟见肘。人必须一生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胜任所从事的工作。几年象牙塔的教育，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价值，学院派身价贬值。错过了系统教育的蓝领阶层，对靠学历攀缘社会阶梯的体制愈发不满。反智、反精英的愤怒积蓄已久。
前数字时代，电视、广播、报纸都无差别地平面推广信息，不能满足商业对细分市场的需求。网络时代，电商用社交媒体精准投放广告。这种推送模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促生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不仅网络媒体区别对待用户，用户也自创个性网页、博客、推特或微信公众号。网络文化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化，要么标新立异，凸显个性，吸引点击量；要么跟风站队，充当“点击”数。温和、客观的言论，埋没在大数据的汪洋大海之中。
新媒体无限放大了差异，让大众观点分散，多元、立场不一贯。千禧一代不追随父辈的足迹，不相信一套系统性观念能改造世界，眼里只有具体问题，围绕问题站队。这种部落主义，使宏大叙事支离破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西方世界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法国思想家阿兰•巴丢（Alan Badiou）评价说：“21世纪初发生的事件无法用现成的语言命名。”
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宏大叙事和文化共识的西方世界，现有机制也无力疏通民众的意愿，这恐怕是西方思想界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如何更新传统知识的范式，创生新知识型以回应变化的现实，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焦虑。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