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尽管多数新教大学与天主教大学相比水平不高，但是，恰恰在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区域内建立的两所大学进一步发展成为领导潮流的模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了19世纪的大学教育——它们是改革派大学哈勒和格丁根。
事实上，除了这两所大学以外，历史学家毕兴还列举了1789年的其他新教大学：阿尔特多夫、比措、杜伊斯堡、埃尔兰根、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吉森、格赖夫斯瓦尔德、赫尔姆施泰特、耶拿、基尔、莱比锡、马堡、林特伦、罗斯托克、蒂宾根和维滕贝格。
另外还要提及柯尼斯贝格，它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属于勃兰登堡-普鲁士。第一所带有指导性的改革派大学是哈勒大学。此前，勃兰登堡-普鲁士已经有三所大学，一所受加尔文派影响的大学在杜伊斯堡，就是说，在这个君主国的西部地区。此外，在勃兰登堡的核心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有一所。另外一所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贝格。
新教邦国的大学
1694年，选帝侯就在哈勒建立了一所新大学。哈勒大学是1680年归属于普鲁士的过去的马格德堡大主教的领地。与以前建立的大学不同，这所大学拥有较好的资金保证。哈勒大学被看作是德国的第一所现代改革派大学。与大多数受限于教派的高校不同，在哈勒，两个新教教派，即路德派和改革派相容共处。这一点得到改革派邦君的赞同，并特别符合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君主的需要，因为在这个邦国内，人数不多的加尔文信徒和胡格诺分子与占人口多数的路德派比邻共居。哈勒的财政支持不仅出自选帝侯的而且也出自邦国等级的钱袋。具有吸引力的学校总是生源不错，尤其毕业生还可以优先服役于普鲁士邦国政府。
这所新大学及其教学事业因两位应聘来到哈勒的教授而闻名。他们是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当时，在欧洲范围内，科研活动和大学教育中普遍使用拉丁文，托马修斯第一个使用德语讲课，并传授一种实际有用的教育观念。弗兰克也主张在科研中要使用德语；在虔信派信徒施佩纳的影响下，他还在教学活动中赋予哲学与神学实际意义。
毕竟，在哈勒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要求，即自由研究、理性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由此，迄今为止一直高于诸学科的神学系在德国第一次被当作与其他院系平起平坐的科目。虽然哈勒与其他多数大学相比较现代、较开放和较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受到明显的限制，正如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言行所表露的那样。
1706年，27岁的沃尔夫受聘于哈勒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并教授其他学科。这位著名的启蒙哲学家在课堂上传授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因此引起与新教权威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哲学家在公开绞吊的威胁下于1723 年离开了哈勒大学城。174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聘任他重返哈勒。这个例子表明，当时在现代的改革派大学中也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两种研究观念，一种坚持权威原则，另一种则主张研究自由。
与在帝国其他大学中一样，在当时的哈勒，真正的自由研究还没有成熟。在此不仅是天主教世界观的局限，教授与科学研究者受权威原则的控制，而且新教教会也持局限性很大的世界观念。
对于新生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格意义上，在哈勒这所改革派大学中，早期启蒙思想家如托马修斯和沃尔夫为启蒙运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启蒙运动只是在1736年建立的第二所改革派大学格丁根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兼任联合王国坎伯兰和特维奥特戴尔公爵的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委托格哈德·阿道夫·明希豪森男爵建立格丁根大学（今哥廷根大学），目的是建立一处为汉诺威选侯国服务的现代教育设施。当然，成功的最重要前提是特别优裕富足的资金保证。其中用来维持学校工作的费用由邦君支付，大部分由邦内贵族承担，就是说，由选侯国的各等级负担。
通过这种方式，根据1万佛罗琳的基础资金，学校每年可以进行1.6万佛罗琳的预算，比资助较高的哈勒多了一倍。在这样的资金装备下，格丁根大学能够支付教职员工的平均工资，甚至能够设立一个孤寡退休基金。因此，格丁根大学对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作为不久将来的楷模，格丁根大学开展的各类自由活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学习与教学的自由不仅是追求的、宣传的和保证的目标，像在哈勒大学那样，而且还是真正实践的。明希豪森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这所新大学在短时间内获得声望，并通过竞争获得优异的学术成就。
尽管国家独自掌握招聘教授的权力，但是教授们还是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教学内容。许多东西在格丁根至今还起模范作用。如果说，在哈勒已经有了德语教学，那么在格丁根就是第一个排除国际通用语拉丁文，完全使用德语的学校。此外，格丁根大学的学年被细分为学期。在相对自由的制度下，所有院系中的科学研究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研究工作被赋予了特别的、很高的价值。
如此，实验性自然科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点永久地保留在该校的课程规章之中。举例说，格丁根的解剖学者、生理学家和植物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尔，使医学从书本知识变成了实验科学。约翰·马蒂亚斯·格斯纳使古典语言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通过教学，他开始将古典语言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扩大了普通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视野。
格丁根大学的图书馆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其他大学的藏书因为资金缺乏而或多或少地受局限的时候，格丁根大学动用了大量资金建设了一个巨大的科研图书馆。它每年大约可以得到3000佛罗琳拨款，其藏书量很快达到3万册，并逐渐增加。到18世纪末，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已有藏书8万册。特别被视为现代和进步的：教授和学生都可以从图书馆借出图书，而不是限定在阅览室阅览。
如果要对格丁根作为例证进行分析，那么应该强调，在当时它还是个特殊例外，其他新教大学的教学研究还没有发展到如此现代的程度。小的大学，如赫尔姆施泰特大学，在1700年有341名学生就读，并逐年减少，明显地失去了意义。然而可以说，新的运动，如理性主义、虔信主义和启蒙运动在帝国的范围内主要是在新教各领地和城市及高等学校中展开，在这些地方比在天主教区域内起步更早。天主教教会通过禁令和限制阻止接受新的思潮，特别当这些新思想反对启示神学的时候。
上述新教大学中有许多在17世纪末及18世纪深受加尔文派的影响，如杜伊斯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大学。另外还有在黑博恩（黑森）的纯粹改革派高等学校，17世纪初著名的法学家约翰内斯·阿图修斯曾在此任教。
爱尔福特和海德堡双信仰大学
尽管被毕兴描述为“双信仰”的爱尔福特大学（又作埃尔福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在这个时代没有发挥特殊高等学校的作用，也没有著名学者荟萃于此，但是，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即与其他大学不同，在这两所大学中同时聘用基督教两大教派的教授。两所大学分别位于两个教派比邻混居的城市，都是大多数居民属于新教，而邦君信奉天主教。
爱尔福特属于美因茨选侯国，由美因茨大主教和选帝侯统治。海德堡是普法尔茨选侯领的第三个首都，自1685年起，由普法尔茨-诺伊堡和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天主教家族的选帝侯实行统治。
在一个大部分居民是新教信徒，统治者是美因茨天主教大主教的城市中，17世纪初时，爱尔福特大学中的各种世俗学科新教教授占多数，只是一个神学系中有信奉天主教的教授。自1566年起，为了培养新教牧师，设立了一个新教神学的教授席位，不过它不属于神学系编制。尽管如此，爱尔福特大学的做法在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容纳两大教派的神学家同时执教。
三十年战争中，当1631年侵占爱尔福特时，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努力地促使这个官方为天主教、实际上新教教授占优势的大学新教化。在作为该校校长期间，他组建了一个新教神学系，解散了原来那个天主教神学系。在后来的几年中，这所当时欧洲惟一的混合教派的大学变成一所拥有著名教授的、纯粹的新教大学。
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定，1624年是标准年，各教派应恢复那一年的状况。因此爱尔福特重新归属美因茨选侯国。因为大主教与城市之间就执行和约条款问题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一个帝国小组接管了原有权力的“复位”事务。大学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它也要恢复到1624年时的形势。纯粹新教的地位被取消，神学系重新归属天主教教授，虽然开始时确立一个教授职位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由于努力进取的耶稣会士和极具挑战性的教会神职进入神学系，很快于1651年出现了冲突，因为那些由法学家、医学家及哲学家组成的纯粹新教诸系，反对允许耶稣会士介入校长的选举。尽管选帝侯约翰·菲利普·冯·舍恩博恩希望教派之间和平相处，但是直到1657年双方才达成共识，选出哲学系的东方语言学教授、新教牧师尼古劳斯·施腾格为校长。1661年，他接受了《奥格斯堡信纲》的教授席位，就是说新教神学的教授席位被重新确立。
由于爱尔福特人的反叛和一位皇帝使节的残酷镇压，选帝侯陷入困境。随后，利奥波德一世宣布对这座城市执行帝国监控。1664年，爱尔福特被占领，自此永久地屈从于美因茨选帝侯的统治。他重新组建了大学，并很快建造了教学大楼。除了法学系以外，医学系也得到了特别的推动；这是一个稳定发展的系，拥有优秀的教授。在天主教神学家中，奥古斯丁修会神父奥古斯蒂努斯·德·布尔戈·吉邦作为天主教经院学派的代表人物起了重要作用。稍后，哲学系的苏格兰修道院神父安德烈亚斯·戈登作为天主教的启蒙思想家对经院哲学发起了攻击。
从18世纪中期起，爱尔福特大学的地位开始降低，学生人数也在减少。尽管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没有能够阻挡这种颓势。即使是这样，爱尔福特大学在1650-1800年的150年间，由于其双信仰的特性，还是提供了除海德堡大学之外的又一个两大教派同存共处的有益例证。在那个时代，所有其他大学都深受教派制约，原则上只能聘任天主教的或新教的教授，非此即彼。
虽然存在某些困难和争议，但是双信仰性在爱尔福特大学实际上比在海德堡大学发挥了更好的作用——因为在海德堡大学引起的矛盾更多。早在16世纪，那里就有路德信徒与加尔文分子之间的纷争，并且根据当时掌权选侯的教派所属而时为轩轾。从1561年到1578年，加尔文派神学家扎哈里亚斯·乌尔西努斯起草了著名的《海德堡教义问答》，它几乎传遍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还是加尔文派最重要的教义书。
从1588年起，直到三十年战争开始以前，这所大学都属于纯粹的加尔文教派；在战争中经历了极为惨烈的岁月。在巴伐利亚占领及统治下，海德堡大学在短时期内被天主教化。尽管如此，在校学生还是非常少。1652年起，重新获得权力的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1649-1680年）重新建设这所古老的加尔文改革派大学。然而，在很长时期内，它都没有能够达到1618年以前的水平。在普法尔茨继承战争期间，从1689-1693年这座城市和大学再一次遭到破坏。
自1685年起，天主教的普法尔茨-诺伊堡一系的继承人成为普法尔茨选帝侯。诸位选侯特别照顾和优待自1697年起就是人口中少数（大约占30%）的天主教信徒。由此，约翰·威廉（1690-1716年）越来越多地招聘天主教学者前来海德堡大学。
1706年4月时，该校有五名新教教授和四名天主教教授。1706年夏天，不顾学校反对，选帝侯硬把五名耶稣会士请进了天主教神学系。因此，现在是六位改革宗教授对九位天主教信徒。在整个18世纪，教师队伍中的天主教徒都保持着多数。加尔文派教徒失去了此前在海德堡大学的优势地位。此后，加尔文教派的教授们与耶稣会士之间的争斗再未中断。尽管如此，在整个18世纪及以后，还是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改革宗信徒出任海德堡大学的校长。
海德堡大学与爱尔福特大学是帝国境内，甚至当时欧洲范围内，由天主教徒和新教信徒共同执教的、具有效能的大学。虽然存在着绝对有意义的、富有前瞻性的双信仰性，但是，18世纪还是一个科学研究水平一般的时期。艾克·沃尔加斯特对此进行了实际而独特的评价：“因其始终的一般性水平，18世纪是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内，丧失了作为改革派信仰堡垒的显著特征。并且，因为新的邦君极力要改变海德堡的传统，所以，它在不同教派的包围中变成了一所天主教大学。这个曾经的第三日内瓦变成了一所没有什么影响的耶稣会大学”。
参考资料：
Paulsen,Geschichte I. S. 513; Hammerstein, Universitäten, S. 73-89.
Hammerstein,Universitäten, S. 7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