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7日，这是很平常的一天。在杭州的半山安贤园里，正在举行着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在这个东方古国的墓园里，安置灵龛的却是一个碧眼金发的洋人。这个看上去年纪也很大的老人，将手中的盒子放到了坟墓里去。
站起身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愿主保佑在异国他乡魂归故里的你，老朋友，阿门。”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是杭州本地人，只有少数的几个和他一样金发碧眼的人在低头默哀。他们前方的一方矮矮的墓碑上面贴着一张黑白照片，同样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人，下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平“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6.24-1962.9.19 ”这个老人的中文名字叫，司徒雷登。
“我笃信上帝会解决一切”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父母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致力于在这片古老但很混乱的土地上传播主的意志。虽然出生在中国但是从小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司徒雷登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母的这这份工作，成为了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在他长大之后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并且还获得了牧师资格。
成婚以后的他便回到了中国，从杭州正式地开始了他的传教士生涯，他觉得自己会为让主的声音响彻这片大地，这份伟大的工作奉献自己的一生。但是忒弥斯仿佛与这个年轻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使得他的踏上了和他意想之中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
“育人，是为了更好的传教。”
随后的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合格的传教士和神学工作者正式地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从小在中国长大，亲自目睹了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样子。他觉得中国人虽然是一个很坚毅的民族，但是好像在他们的内心缺少了一些东西。
因此他觉得他可以将“上帝”带给他们，使得他们找到新的精神上的动力。虽然司徒雷登有过十多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但是他还是没有彻底的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那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所谓的“上帝”可以解决的。
所以虽然司徒雷登的传教事业进行得还算可以，但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他有一点灰心，觉得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新的身份来帮助他传教。
正好这个时候南京金陵神学院邀请他来学校执教 ，他认为在中国老师是一个从古至今都备受尊敬的职业，如果他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一定可以更好地传教。于是他来到南京，成为了一名希腊文教师。
“我开始觉得育人和传教一样重要”
成为了南京神学院希腊文讲师的他开始了他在中国几十年的教育生涯。原本他来教书是为了更好地传教，但是讲了一段时间的课之后，他发现其实在中国这个国家。教书育人和传教一样重要，每当他跟人说他是一个牧师的时候几乎没多少人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如果说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的话。
人们就会对他进行亲切的问候，好像可以和他这位大学老师交谈片刻就可以使自己这一段时间没有白费一样。司徒雷登他觉得好像找到了真正适合这片土地的东西，这里不光光需要上帝的光辉，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上帝的作用。
从那时起，他就把教书提升到了和传教一样高的地位。对于他的教育工作也开始认真了起来，几年之后，他已经是中国教育界一名小有名气的教授了。
“那就叫燕京大学吧”
在南京工作几年后小有名气的司徒雷登，遇到了他在工作以来最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北平的两所教会大学要合并，但是因为多种原因从1900年一直拖到了现在，终于有了一点合并的可能，但是合并之后的校长一职却一直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的朋友因为他的能力而推荐他去担任这所联合大学的校长，但是也有人劝他不要趟这趟浑水。但是他思考良久之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即日启程北上。
到了北平之后他才知道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巨，虽然两所学校都是教会大学，并且都在北平。但是对于合并一事一时间达不到统一，甚至多次双方都提出不合并的请求。司徒雷登和北平的很多教育界名流共同斡旋调和之下，逐渐促成的这件事。
但是在新学校名字上双方又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司徒雷登听从诚静怡的意见，将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这个名字得到了双方的一致认同，随后两所大学合并成功。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上帝也可以为读书让路”
很多人听说了燕京大学的成立，并且还听说这座名字充满中国色彩的教会大学的校长居然是一个外国人，顿时就让人觉得这所叫燕京大学的教会学校给人一种不伦不类之感。其实一开始司徒雷登他也觉得这所学校叫大学也有一点不伦不类，因为无论是学生的数量，老师的数量还是学校的面积，都跟“大”沾不上一点关系。
小区很小，就在北京城原盔甲厂之中。学生只有94人，老师基本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博士学位获得者。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司徒雷登着实头大了一点。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将燕京大学看做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鞠躬尽瘁的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学校运转没有钱，他就四处筹集资金，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学校没有老师，他就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寻找适合燕京大学的老师，不惜任何代价请他们来燕京大学任教。学校的地方不够大，他和同事们在北京城到处的寻找合适的地址，最后寻得了一块地。
这块地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地产，司徒雷登亲自登门拜访。用诚意打动了陈树藩，他以六万大洋的白菜价将地卖给了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新校区的建筑用地，并且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的奖学金。司徒雷登还聘请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对新的校区进行了详细的设计，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具有中西结合并且美轮美奂的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自豪地称“燕京大学的校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可以说，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经历。甚至可以违背信仰。
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其中明确要求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对此，司徒雷登没有丝毫的意见和不满并且率先执行新规章，说服原来不满意的校董。
使得新规章可以在燕京大学顺利的实施下去。使得燕京大学可以顺利的存续，为以后的经济建设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人才。司徒雷登这位“燕京之父”可谓功不可没。
“我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即使没有上帝”
在燕京大学工作了许久的司徒雷登，后来因为许多的原因离开了他工作了十多年的燕京大学。回到了美国，因为他曾经为中国做出的特殊贡献。
在美国遭到了很多的不公平对待，生活拮据，靠着微博的资助生活，后来一度中风，并且有一定程度的奥兹海默综合症。在他弥留之际说出了想要葬到燕京大学的遗愿，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遭到了拒绝，所以直到2008年，才被送回杭州进行安葬。
这个一生都在为燕京大学奉献自己的老人，最终还是没能回到那个他牵挂了数十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