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艺人郑爽被爆出“海外代孕弃养”事件，连日来热度居高不下。一方面，网友震惊于涉事方对待代孕宝宝好似商品一样的态度；另一方面，“代孕合法化”的声音再次受到严厉抨击。而在这些讨论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随着生育年龄大幅推后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不孕不育率逐年攀升，庞大的辅助生殖需求正在催生一个千亿级市场。
▶▷隐秘的角落
地下代孕风波再起
前有导演陈凯歌短片《宝贝儿》因涉及代孕话题被骂，后有四川代孕母亲遭客户退单生下女童无法上户，再到艺人因与前男友的官司纠纷被爆出“海外代孕弃养”事件，近段时间，“代孕”一词频频登上热搜。
而上一次受到此种关注，大概要追溯到2015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的发布。与此前的计生法修正案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争议颇多的“禁止代孕”相关条款，一度被解读为“代孕合法化”的开端。不过，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专门就此做了解读，指出关于代孕的管理有两种部门规章，一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二是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根据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也意味着代孕在中国仍然没有合法地位。
业内人士指出，代孕虽然在国内被明令禁止，但地下市场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背后有庞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生育难题。对于这些无法自然受孕的家庭来说，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最后的希望。
辅助生殖技术，顾名思义，即采用医疗辅助手段帮助不育夫妇妊娠，其中包括人工授精、配子移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俗称“试管婴儿”）等。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1978年，10年后，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有专家介绍，目前试管婴儿技术成功率在50%左右。而随着女性年龄增大，成功率会显著下降，40岁以上的女性试管婴儿成功率不到10%。更有部分不孕家庭因自身疾病等多种因素，无法自己孕育婴儿，“借腹生子”的代孕行业应运而生。
据估算，中国每年有100万例试管婴儿出生，但有多少通过代孕则无人知晓。公开资料显示，号称国内代孕中介第一人的吕进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第一个客户出现在2004年。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地下代孕产业发展迅速，也催生出跨境代孕市场。广州一家代孕公司的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早在10年前一年就有近300名孩子出生。而媒体报道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跨境代孕业务受阻，国内地下代孕市场更是订单明显增加，费用也水涨船高。
▶▷庞大需求
资本争入千亿市场
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调研预计，我国不孕不育率到2023年或将增长到18.2%。而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辅助生殖行业投资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已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到2020年，辅助生殖市场的潜在规模或将达到约1072亿元。
默克中国生殖事业部负责人崔玄告诉记者，辅助生殖市场与人口和政策密切相关。中国老龄化日益严峻，出生人口减少，出现最佳生育年龄产妇生育率下降，高龄产妇大幅增长的现象。有数据显示，目前在生殖中心就诊的女性平均年龄在32-34岁左右，35岁及以上的高龄女性占辅助生殖人群比例为47%。这也意味着因卵巢功能减退等因素造成的不孕率增加。加上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平均生育年龄上涨，高龄孕妇人群增加，辅助生殖的需求将会持续上升，未来中国的辅助生殖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千亿级的市场，正在吸引各路资本加入。2019年6月，锦欣生殖赴港上市，成为“辅助生殖第一股”。而早在2018年6月1日，康芝药业即收购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司51%股权及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51%股权，标的总价值6.3亿元，收购价格3.2亿元，正式进军辅助生殖领域。
在辅助生殖产业链上游，据易凯资本一份辅助生殖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辅助生殖类药物由默克雪兰诺、默沙东、辉凌等占据大头市场。此外，丽珠集团、复星医药、通策医疗、华大基因、达安基因、仙琚制药等也纷纷进军辅助生殖领域。
崔玄透露，尽管受新冠疫情、育龄女性人口减少和结婚率及生育意愿下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短期来看，中国辅助生殖市场增速将会放缓；长远来看，不孕不育发病率的上升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中国辅助生殖市场带来下一波强劲的增长。默克正加码进军中国市场。近日，默克将GeriTM新生代胚胎培养箱正式引入中国，有望在胚胎培养环节为临床提供更加创新和高效的解决方案。作为辅助生殖领域的大佬，默克还将在未来8-10年引进四五个跟实验室设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新的药物也在引进计划中。
而在生殖中心牌照方面，根据国家卫健委官网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我国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达到517家。“这块国家监管比较严格，牌照非常稀缺。”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未来前景
如何防止过度商业化
一方面是需求庞大，一方面是政策限制，除了地下代孕市场，更多的辅助生殖需求被海外中介市场承接。
从国际来看，各国代孕政策不尽相同。有印度这样允许商业代孕明码标价，也有英国这样仅允许“亲情代孕”的“非营利性代孕”，即便是美国，各个州对于代孕的政策也立场不一。譬如此次艺人被爆出其中一个婴儿的出生地内华达州，明文允许代孕，而华盛顿所在地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则明确禁止代孕。
“我其实也很困惑，到底是该赞成还是该反对。”作为辅助生殖行业的新人，广州的李莉（化名）近年来一直关注着市场的变化。她见过不少代孕行业的乱象：不良公司偷偷替换孕妈、虚假宣传甚至体检也是走过场，“还有代孕宝宝已经生出来，客户却因生意失败、闹离婚等各种原因，无法支付尾款，孩子砸在公司手里。”但她也接触过不少砸锅卖铁卖房卖车，也想要生下孩子的客户。
既然有需求，为何要“禁止代孕”呢？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代孕存在非常复杂的伦理争议。根据精子和卵子来源不同，代孕至少可以分为四五种，最极端的代孕，是夫妻精卵均需要购买或捐赠，利用第三者怀孕生子，生下的孩子从血缘上来说，跟法律意义上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英国还允许当母亲卵子有问题时，找到其他女性捐献卵子，将卵细胞核提取出来与母亲卵子合并，这种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下的产物，如果再加上代孕，理论上孩子有三个“妈妈”。代孕让血缘关系复杂化，也带来人类伦理的困境。
代孕引发的官司纠纷也并不鲜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代孕”，有400余件国内已公开的涉代孕纠纷判决书，其中涉及经济、孩子抚养权等各种内容。
“但是需求确实存在，中国已经成为海外代孕最大的客源地之一。”李莉指出，海外代孕也面临多种风险，中介公司拿了钱跑路，客户跨境维权并不能得到保障。
专家认为，代孕如果要合法化，要解决允许什么样的人代孕，允许哪些人实施代孕等问题，防止代孕向交易发展，被商业因素驱动。
南方日报记者 严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