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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有两句话引发关注，一是“（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二是“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这两句话有关系，但侧重点不一样。
这个通知的立意是“防止（学生）沉迷网络和游戏”，所以要求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相对于成年人，中小学生的自制力或普遍弱些，也不能完全要求他们自负其责，所以这样合理的规制也是必要的。
当然，这里有个对“个人手机”的定义问题。现在不少小学生都有使用各种品牌的电话手表，看起来像手表，也能当手表用，但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话，甚至还可以上网玩游戏，这算手表还是手机？通知太简略了，没有考虑这一问题，但在实施中是需要澄清的。
逻辑上，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之后，学生是不可能在学校利用手机做作业的。“不得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则涵盖在校在家所有情形，不过，这是否意味着老师不得向学生布置电子作业呢？似乎没有。因为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得要求学生利用电脑或iPad完成作业”。那问题来了：老师又如何区分学生的电子作业是利用手机完成的，还是利用电脑或iPad完成的？也就是说，只要电子作业这一形态存在，似乎很难做到“不得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总之，是否应该禁止电子作业？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恐怕回避不了。
至于“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被寄予了最多的关切与期望。此话何解？指的是任何形态的作业，包括口头作业、书面作业与电子作业及实践作业等，不得通过手机短信、家校/师生群或钉钉之类的App布置，只能在课堂口头布置或写在黑板上，还是禁止通过手机布置电子作业，作业只能使用非电子形态，抑或兼而有之呢？简而言之，限制的是发布渠道，还是作业形态，抑或兼而有之？从道理上讲，单单限制发布渠道意义不大，限制作业形态才能起到让学生少用、不用手机的作用，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应是“兼而有之”。这又回到了电子作业废存问题。
作为一名小学生的家长，亲身经验是小学老师布置作业的两个抓手，都有手机App，一个是微信家校群，一个是钉钉。前者所要求的统一名字往往是谁谁谁的爸爸/妈妈，后者用的是学生的名字，如“某某某的作业”，但不是外宾谁都知道钉钉被要求装在家长的手机上。作业不仅是布置给学生的，更是布置给家长的。所布置的作业，除了上述理论上要求学生完成的教育类作业外，还有大量要求“家长协助完成”或家长完成的非教育类作业。家长的两项日常工作是去微信群接龙与去钉钉打卡。如果不（及时）接龙打卡，是会被在家校群点名的，仿佛被示众，“仿佛”两字仿佛可以被去掉。被点名的家长如果不及时回应，老师会很快点对点跟你联络。所以，如果不对包括两个抓手在内的手机App下手，限制其使用，“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的规定或不免虚掷。
要做到“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从要求关闭所有微信家校群、禁止学校与老师使用钉钉“管理”学生及其家长开始，这两个“抓手”归根结底都是抓住、抓牢学生家长的手，让学校与老师的控制力直达每个学生家长、每个家庭，所以实质上是形成了一种权力与控制关系。或有人说，家校群便利了家校之间的及时了解与沟通，是有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的。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没有家校群，老师仍可以通过短信、微信与电话联络上学生家长，学生在学校的状况仍可以及时传达给家长，这种一对一的联络更有私密性，避免了广场效应。这当然没有家校群“便利”，但家校群的“便利”是对学校与老师而言的，“便利”的是对学生家长的“信息抵达”与控制。每一次群公告就是一次无声的高音喇叭广播，于无声处听惊雷。没有这种“便利”，才能在家校之间建立恰应有的物理距离、心理距离与权利边界，让教育回归教育，并消解家臣服于校的畸形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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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