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1月下旬，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公告称，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河海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等规定，经学校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对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该消息引来大陆媒体的热议。公告显示：因这125名学生难于联系，退学决定书无法直接送达，特予公告送达。从其公告标注的“第一批”措辞推测，其后至少还会有“第二批”名单。
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近年大陆高校加大对延期毕业博士生和硕士生的管理力度。仅今年1月，除了河海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退了6名2012级的博士生；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也发布公告，清退了3名博士研究生。去年10月，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公示了对52名超期博士研究生的退学处理，“读博”时间最长的，达18年之久。去年12月，沈阳农业大学也对236名超期在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进行了清退。北京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去年都公布了清退名单。
各大学开始清退超期的研究生，与政策有关。2019年3月，国家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指出“个别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师德师风、学位授予等方面仍有学术不端、论文作假等问题发生”，要求各单位切实落实质量保证主体责任、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对学术不端行为坚决露头即查、一查到底、有责必究、绝不姑息，实现‘零容忍’”；“对连续或多次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单位，将视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核减招生计划、暂停直至撤销相关学位授权；“对于情节严重、无法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坚决撤销学位授权”。
不过，目前高校清退的研究生多数为在职研究生，这种清退和所谓的“严出”也没有直接关系。“严出”主要体现在学业考核环节上，如对博士候选人的考试或论文考核方面的严格，而目前高校清退的多与超过修业年限有关。从公告宣称的这些被清退的学生与学校及导师已经失联很久，即可证明，学校与导师对此也有管理失责之嫌。从公开资料可查到，2018年在学博士生38.95万人，在学硕士生234.17万人，即使统计中国各大学的所有清退数量，也是少之又少。
教育部2014年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明确禁止高校“因导师设课”，要求高校转变只重科研、忽视课程的实际倾向，对不合格的研究生，将进行分流甚至淘汰。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硕士研究生整体淘汰率不到5%，博士研究生淘汰率更是低到不足1%，而在一些教育发达国家，此数字可能高达30%-50%，如美国的博士生淘汰率为38%，而国内高校研究生大部分采取的还是“严进宽出”。
该《意见》还要求探索建立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也就是说要结合研究生中期考核或设立单独考核环节，对研究生经过课程学习后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进行综合考核。教育部也规定了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率，分别为5%和10%。不过由于各大学的考核机制，仍以校内评议为主，所以真正要求研究生进行课程补修或重修，或要求调整培养计划甚至分流或淘汰的，比例几乎低到可忽略不计。目前各大学清退的，仍然只是部分“失联”的在职研究生。也就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研究生，从制度层面看，眼下仍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性强的淘汰机制。
这种几近零淘汰的博士生教育导致了很多问题，如博士生缺乏学习动力，导师自然也对学生要求不高，没什么对学生督促研究的压力，使得很多博士生求学动机出现了异化，只是为了混一个可找高薪工作的文凭。这使得大量平庸的学生，只要不违法违纪，学业勉强对付，就极难被淘汰，这种机制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能力自然让人怀疑。欧美等国的博士水平很高，与严格的淘汰机制是完全相关的，从“博士生”到“博士候选人”再到“博士”，有一套极严格的遴选机制。
对博士生的淘汰，核心原则其实是学术上是否真正有创新力，也就是能否为人类的科学和知识积累增加新的内容。但由于中国大学整体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很多学术委员会的导师创造力也弱，加上大家常处在“面子治学”的氛围中，如何考核博士生是否有学术创新能力，就更是难上加难。如今复旦、浙大等一些大学，已开始试行固定比例的淘汰制，但中国大多数高校并未展开。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一名博士在网上公开售卖SCI论文已10年，已先后卖出了100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刊，牟利数百万元，买家多为高校师生，就可见这一行生意有多大的市场。而这些漏洞，都会给培养真正有能力的博士制度带来困扰。
中国现已成研究生教育大国，如何建立更为完善的管理与淘汰机制，及与其相关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学分制、导师淘汰制、分流机制等已变得极为迫切。虽说“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的口号已说了多年，但在多数高校还属于走过场，对于建立一个合适中国土壤的博士教育机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