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心的记忆文/刘南方
近期与一位早年的同事通电话，相互谈及我们一同在我的家乡安福县洲湖中学任教时的事，勾起了我很多难忘的念想，尤其我是在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更是我终生不可忘怀的铭心记忆。
洲湖中学是一所仅次于县城安福中学的学校，坐落在安福县第二大镇洲湖的东边，离镇有三四华里的田家村旁边，校舍虽较陈旧，环境却颇为不错，古时曾是安福县很有名气的复真书院。它建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山地上，坐北朝南，校门有个较高的檐廊，两扇厚实的木制大门，进门两旁各有一排较矮带廊的房间，中间是宽敞的鹅卵石通道，栽有几棵高大的柏树，对面是一栋高耸的破祠堂，以后拆了建成一座大礼堂，学校的集会都在那举行。礼堂的左边还有一栋破旧的祠堂，是危房，可我刚去的时候还同三个老师各在四个角上的一间房里住了一年多，直至新礼堂建成后才搬走，破祠堂却空荡仍存，雨天偶然用作体育课堂。
礼堂和祠堂的后面是两排四栋单面一层的教工和学生宿舍。出了宿舍左边的一道院门，是一片开阔地，在那建有几栋新旧不一的教室，有旧青砖的，也有新红砖的，单面一层和两层楼的都有，教师和学生共种的菜地也在那。教室的再后面出了土围墙是一大块泥面的运动场，篮球场足球场都有，学生晴天上体育课和早上师生做广播体操就在那。和运动场紧相连的是一大片马尾松树林，可供师生早晚散步游玩。
校门口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一栋青砖瓦房，右边的用作厨房和教工餐厅，左边的前面用作理发室，背面是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卧室及教工会议室。校门外有一块较大的空地，东西两边各有一棵千年古樟树，树干很高很粗大，有四五人围粗，树冠像两把撑开的巨型大伞，一般的小雨站在其下滴雨不沾。两树中间拾级而下走入一条东西相通的乡间大路，西边通向洲湖镇，东边通向田野和一些远处村庄。在石级与大路之间有一条蛟龙似的水渠，渠水清亮可鉴，热天凉爽，冬天温暖，早晨冒着青烟似的热气，终年不断流，枯水时候也有半个来流量，师生都常在那洗漱和洗衣。民间说它是一股龙泉水，源自洲湖镇的西边一块长满了杂草的沼泽地，从西向东穿镇而过，蜿蜒来到学校门前再流向东边去灌溉农田沃土。
学校因地势较高，视野广阔，站在校门前，近眼可见毗邻的阡陌农田和一条从洲湖镇边流来的潇水河，河水发源于罗霄山脉中段，流经永新安福吉安三县，最后在吉安市汇入赣江。在陆路交通贫乏的年代，这是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洲湖镇街市上买卖的南杂百货大都由这条河流从吉安市船运过来，永新和安福上南乡的竹木也基本经它放排至吉安以至更远的地方。在洲湖镇河边有一个较大的码头，每天上下的货物不少。我在上学期间，为挣学费，还曾跟我父母亲帮老家的供销合作社到这来挑过盐到一个山区分社去，从早累到晚，来回五六十华里，三人才挣得两块多钱，至今都深感挣钱不易。
眼过潇水河，向远处望去，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田野村庄，再远处是黛色的山脉，高低起伏，犹如奔驰的牛马，人称南山。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每个学期都有几次组织学生上南山去砍柴火，运回学校来烧，以减轻学生的膳食负担。每次去，为保障学生安全，都有部分年富力强的老师同往。我正当二十多岁，每次都是必去的。砍柴很辛苦，不仅路途远，来回三四十华里，而且上坡下坎，柴火压肩，挑扛都很费力，加上肚饿口渴，早上出门，下午才回，不带中饭。好在学生大都出身农家，从小习惯，因此一个个都生龙活虎。老师见学生这样，也无有谁好意思叫苦的。
我是1965年下学期到校去的，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师。初来乍到，面对一个新环境，开始我很有点新鲜感，但总的情绪不是很高。原因是我受时俗的一些偏见影响，对教书不感兴趣，为防进入此行，早在初高中毕业升学时，我就坚持不报考师范类学校，最后上了原江西大学中文系。可谁知不愿做的事，命运却偏安排要去做。我1964年7月大学毕业，8月分配至上饶县郑坊中学任教。这是一所小学戴帽的农村学校，条件很差。
我深感失望，就像兜头连浇了几盆冷水，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强压着难以言诉的心情呆在那，一面不露声色地尽力做好学校分配的教学工作，一面心想既然教书何必在此，不如回到自已的家乡去。于是次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经调离和调入双方的教育局与学校同意，我来到了洲湖中学。
可能是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的地缘关系吧，在呆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心结渐渐有所散开，感到教书还是挺有意思的，整天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这不正是读书人的大快事吗？但是我尚没有达到热爱的程度，更没有做到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变化还在日后的磨合中，而且这个变化开初应该感谢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个忠厚本分的农民，识字不多，却十分尊师重教。按照我的家境，我是无条件多上学的，更不用说上完大学。但我父亲一直有个观点，说团箕晒谷也要教崽读书，意思是家里的收入再少也要教儿女上学。所以在我几次因家庭困难濒临辍学的时候，父亲都千方百计地坚持让我继续上学，并鼓励我说：“你要好好下生色学，只要你学得，我再苦再累也要让你学下去，最后完成学业。”
父亲这样做，可能与他小时候没有读多少书的不幸遭遇有关。听他说，他只上了半年不到的私塾，一次因与几个小伙伴离开学堂去野外玩耍，遭到私塾先生的残忍惩罚，叫他们双膝跪在碎瓷上，头顶上还顶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再放着一盆水，不准挫腰，不准水洒出来，否则要加倍时间跪。几个小孩的膝盖都被碎瓷刺破了，流了一地的血，伤口刺骨地痛，一个个都痛哭流涕，身子不停地摇晃着，水也不停地往外洒，罚跪的时间一再地增加，直至天黑了也不放他们回家。
就我父亲一个儿子的我祖父见儿子久不回来，就去学堂找，一进门见着这副残忍的情景，又心疼又气愤，马上去找早已回家的私塾先生，斥问他这样惩罚孩子，不要把孩子活活惩死？私塾先生却振振有词地说：“黄君不打教不成，打了黄君做好人。你怕把孩子惩死了，就把他带回去，别来读了！”我祖父气愤地说：“不读就不读！”
我父亲从此真的再没上过学了，跟着祖父在家种田。然而长大后，他深为自己识字不多而懊悔，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女读书。尽管后来的家境不允许他有能力将五个儿女都如愿以偿地完成理想的学业，但基本都上过学。我是他第一个孩子，因此特别注重对我的培养，当我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他非常高兴地长呼了一口气，说：“总算有个熬到头的了！”
对于我的工作做什么，他并不很在意，反说：“世事都得有人做，哪能由人随心挑挑捡捡？”当我回到了家乡，来在洲湖中学教书，他高兴地连说几个“好”。一次他到洲湖镇办事，顺便到学校来看我，见面就说：“你能在这里教书好哇。你知道这里古时候叫复真书院吗？那是出秀才的地方呢！秀才在乡下有几个？你如今能在这当秀才的老师，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啊！你不要嫌当老师不好，好好安心教书，千万不要把人家的孩子教坏了。‘天地国亲师位’，老师是受人尊敬的，哪个人家不把老师当祖宗样来供奉呀？”
他说得很激动，话语有些老旧，但说得很真诚，也很实际。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唐人韩愈的一篇《师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很少。他在开篇第一段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为此人们不仅尊崇孔夫子，而且将老师都归在尊崇之列，所以才有“天地国亲师位”的说法。
别地有没有我不清楚，但在我的家乡几乎所有的人家厅堂正墙上都贴有一张写着“天地国亲师位”的条幅，长年累月享受着各户人家的供奉祭拜。对于这些我本都是知道的，韩愈的《师说》还作为课文给学生讲授过，但我偏偏对老师这门崇高的职业缺乏正确的认识。这次父亲的一番朴素话语，可谓是给了我重重一记当头棒喝，令我心里为之一震。
事正凑巧，恰在此时我们国家正在热烈开展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号召全国军民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活动。为了推动学校师生的学习，校领导要我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编写一个文艺节目，由校文宣队在周会上演出。我接受了任务，把报纸找来，认真地学习。王杰是个1961年8月入伍的解放军某部工兵营班长，1965年7月，他奉命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埋、排雷和爆破训练。
当月14日上午，现场突然出现意外，炸药包即将发生爆炸，在场有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来不及撤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杰临危不惧，毅然扑向炸药包，英勇牺牲，保全了在场的民兵和人武干部，他却献出了年仅23岁的生命。事迹很感人，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抓住他舍身救人扑向炸药包这一英雄壮举，编写了一个类似活报剧样的小节目。虽然节目编写得很一般，甚至是粗劣的，但演出的效果仍旧比较好。不过对我来说，主要的收获并不在此，而是因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我在编写的过程中，王杰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
我与王杰相比，我们都是同时代人，他的年龄还比我小两岁，可他入伍五年，在人民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却锻炼得非常出色，入了党，当了班长，荣立了两次三等功，被评为了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最后他以舍身救人的英雄行为践行了自己的誓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与他相比，我惭愧得无地自容，连自已从事的工作都还心猿意马，甚是不该。
我的灵魂受到了触动，心灵发生了深刻变化，决心从此来个大变化，安心当一名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为了鞭策自己，我遵照毛主席说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结合学习王杰的英雄事迹，我拟了一副“学英雄生死苦为革命，遵方针德智体全发展”的对联，用红纸写了贴在自己的房间墙上，作为我的座右铭。
以后我真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心情舒畅，工作分外积极有劲头，与师生的关系也更加亲密融洽。而且每天早晚，我都喜欢站在校门前的两棵大樟树下，眺望着远处的景色，欣赏着学校的美丽环境，特别是冬去春来，雨后天晴之日，晚上凝望洁净如洗的星空，早上欣看霞光四射的日出，远近景色交融，我心里很有一种超然物外之感，觉得万物都很美，脑里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唐朝诗人王勃的一首《登城春望》诗来：“物外山川近，晴初景霭新。芳郊花柳遍，何处不宜春。”
心细的校长发现了我的变化，他适时地找我谈话，鼓励我努力争取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给我介绍了党的章程等知识。在他的启发下，我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向党支部写出了入党申请书，填写了志愿表，恳请校长和县教育局派驻洲湖片区的一名教育专职干部做介绍人。几个月后，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把我叫去参加，问我入党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做一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做到敬业有为，积极向上！”
随后不久，经党支部讨论同意和属地管理的洲湖公社党委审查批准，我的入党心愿实现了，党龄从1966年6月25日算起。
这是一个至今想来都十分激动的日子，虽然时光已过去了五十五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所说的话，所立的座右铭，还牢记在心，至死不忘。尽管后来的情况有了变化，到1968年8月之后我离开了学校，脱离了我热爱的教育工作，被调到县广播站编写广播稿件，继后又调入县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工作，从此正式从政了。但是对于我早先许下的初心精神依旧努力践行，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做一般干部还是当领导，我都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尽力做到敬业有为，积极向上，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躬尽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