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宁铂、施林、陈师从（从右至左）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届学生。被视为“神童”的88名少年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最小的13岁，最大的15岁。当时，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人才奇缺。如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摆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迫切问题，少年班的成功曾掀起创办少年班的热潮。 铁矛/摄
武汉大学中文系1977级一班三组的同学在校园里合影留念。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570万考生走进尘封10余年之久的高考考场，不少青年因此改变了人生命运。 谢湘/供图
天津大学77、78级校友为母校捐建的“天大之星”雕塑。 资料图
1978年高考复习大纲。 资料图
历史犹如滔滔大河，奔流至1977年时，拐了一道弯。水花四溅的拐点，就是恢复高考。
每个飞溅的水滴都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无数水滴托举起了时代巨浪——很多亲历者把恢复高考看作是个人命运的拐点，时代的拐点。
“改革来得如此彻底，超出想象”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一度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恢复高考让年轻人看到人生与国家的希望。
“春雷声”最先从广播和报纸传出。很多人的记忆中都有按捺不住喜悦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奔走相告的情景。
“那种感觉可以说期盼之中，又意料之外。”世界工程组织联会主席龚克清晰地记得40多年前的那一天，自己年轻的心被希望揪起时的悸动。
当时，22岁的龚克已在798厂当了将近8年工人。“文革”中，他被迫中断学业，15岁就到了工厂，青春流逝在车床边，越想把工作做好，越发感到知识不足，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
恢复高考前，他连续5次申请上大学（有3年工龄即可申请），可总是得不到机会，最让人感到无望的是，“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机会。”当时上大学，没有透明的规则，更没有凭自身努力去争取的可能。
邓小平复出后主管科教工作，人们预测着将在科教领域发生变化。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发出了高考要恢复的强烈信号，龚克和身边的年轻人都坚信，这一天一定会来、一定会来！“可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改得这么彻底！”龚克一连用了几个“没想到”。
速度出乎意料。那年7月16-21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教工作，随即于8月4-8日连续5天与科教界代表座谈。虽然已近正常开学时节，但邓小平毅然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刊登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
力度出乎意料。不论家庭出身、不需单位批准；基础学历、年龄不受限制，已婚照样可以报考；本省市招生的学校和专业登在报纸上任申请人选报……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意愿，能通过考试，没有任何人能剥夺你上学的权利。”龚克说，大学的大门重新向所有人打开，一个公平竞争的时代到来了。很多人感慨，前进的方向盘又回到了自己手中。
冬天的高考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1977年高考是在寒冷的冬天进行的，但在很多亲历者的记忆中，那个孕育出无数青春梦想的冬天里，尽是希望的色彩。
高考前，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最紧俏的就是中学课本，有的人端着小板凳半夜就去排队。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龚克参加了考试。屋里没有暖气，玻璃还透着风，龚克戴着裁绒的帽子，穿着棉大衣，带着手套答题。考完试排队买饭，和同学讨论考题的快乐情景仍在眼前。
“1977年高考是在一个遍地金黄的季节。”武汉大学中文系校友雷喜梅对高考的回忆美如一幅斑斓的水彩画：晚稻在田间刚刚收割，野菊花还没完全凋谢……初冬的校园，洋溢着融融春意。
少年张维一直在嘉陵江畔等待春天。他喜欢坐在川北小城里位于半山腰上学校操场边，望着粼粼波光，将手中的石子用力扔向远方，仿佛看着梦想渐行渐远。“我长大了一定要上大学！”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同伴说。终于等到了春天的消息，他每天在临建棚里的昏暗灯光下苦读至深夜都不觉疲倦，终于从千军万马中突围，后来成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范围有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同场，还有的兄弟叔侄一家同试……一时间，洛阳纸贵。
河北省永清县一中教师庞金富参加了1978年高考物理阅卷，他记得考生中，更多的是在那个岁月中蹉跎多年的知识青年，很多题答不上来，偶尔要是碰上一张答得不错的卷面，阅卷老师都兴奋不已。
与此同时，“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形象仍留存在个别学生心中，一名考生在物理试卷上作诗：“儿子出题难，孙子监场严，老子不会做，白交五角钱。”
而这样的举动已经为当时的师生所不齿。恢复高考让历史的车轮指向了新的方向，中国重新迎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时代，这个意义远远超出高考本身。
“恢复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得到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龚克认为，这场历史性的制度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改变了一代代人的命运，也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即将发生巨变，为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虽然那一年仅有27万人如愿考上大学，但这一巨变让青年一代看到了希望，赢得了民心、提升了民气，使之后的改革开放顺理成章。“它看起来只是教育中的一个环节，但恰恰就从这个环节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治国理念的转变”。不再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才能让一个国家充满力量的再次出发。
时代的大路正在越走越宽
考上大学之后，让龚克“没想到”的事，还在继续。
他入学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没想到，自己这一届还没有毕业，中国就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国家学位制度，形成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拿着学位毕业的新中国大学生。
他没想到，在对外交往很少、外汇紧缺的情况下，邓小平下大决心“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龚克有机会经过考试选拔，成为最初出国留学中的一员。更没想到，当自己在国外完成学业时，中国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制度，龚克则成为最早的中国博士后之一。
邓小平提出，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不仅是教学中心，也要成为科研中心。龚克认为，这一主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学的面貌，让一批研究型大学迅速兴起，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从根本上得以提升。教育的变革成为全国变革的先导，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支撑。
很多人都经历了从老路走上新路的转折，亲历和参与着社会各个领域的风景变化，感受到时代的大路正在越走越宽。
武汉大学中文系校友陈晋是在北岛的诗歌、刘心武的小说、徐迟的报告文学以及评论界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中，打开了思想的新天地。当时潘晓提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切中了当时无数年轻人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的心态，引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陈晋看来，走过老路又经历了转折的青年人，更知道新路的来之不易，他们知道新路到底新在何处，更珍惜这条新路，愿意以己之力参与这条新路的塑造。
回望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天津大学天津校友会原会长张元龙形容，就像一群人进入了一个大森林。每个人都有一条小路，有的人欣赏了美景，有的人跌落山崖，有的人始终没有走出那片森林。幸运者成功登上了七七高考这块高地，开始新的选择，来到另一个世界。
龚克抓住了时代的一次次机遇，成长为一名大学校长，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沧海桑田的巨变。当年他留学回国时，“海归”还凤毛麟角，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海归”教师比比皆是。近年来，中国高校的学术地位快速提高，“我们的毕业生已是世界生源和就业市场上的佼佼者”。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恢复高考开启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科教兴国的大路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而高考制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选拔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为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恢复高考开始，我们走上了一条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以适应人民群众发展需要的改革之路，”龚克说，今天人民群众期盼公平又有质量的教育，高考也要适应新要求、引领新发展，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按照教育的规律积极去探索，以当年恢复高考的胆识和决心去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向不变，改革始终在路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