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哲学家、南开大学原教务长、原法政学院院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荣誉教授车铭洲，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1日6时2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85岁。
车铭洲，1936年生于山东。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1986 年调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车先生曾说：“实事求是，是科学方法，也是道德境界。作为道德境界的实事求是，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一是自己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二是尊重他人实事求是的权利。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他人求到了他们的是，并不妨碍我们求自己的是；反之亦然。宇宙广大无边，世界丰富多彩，如果仅仅有是有非，只是黑白两色；有是，有也是，才是五彩缤纷。”
车铭洲一生潜心学术研究，著有《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合著与主编有《现代西方哲学概论》、《现代西方的时代精神》、《现代哲学思潮与青年思想教育》、《现代西方哲学源流》、《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现代西方思潮概论》。201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和《现代西方哲学概论》，作为南开大学百年学术文库的一卷。
车铭洲执教南开几十载，桃李天下，著作等身，为我国哲学和政治学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南开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车铭洲的逝世是中国教育界的重要损失。
“苦没什么，精神不能弱”
车铭洲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10月就来到了南开任教。刚来到南开，他首先面临的就是重建时期极差的物质条件。面对种种压力与挫折，车铭洲为自己立下三条要求：一是必须热爱哲学，二是必须读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三是必须把哲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学者常健是南开大学哲学系七七级学生，同学中有现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郭树清、曾担任天津市政协主席的邢元敏。给文革后、高考恢复的第一届大学生讲课，哲学系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每个老师都各有特色。
常健回忆道：“冒从虎老师慷慨激昂，陈晏清老师字句严谨，听车老师的课则是另一种享受。车老师讲课时，总是满面笑容，深入浅出，不时地讲出一个笑话，全班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感觉回味无穷，回去再传给其他没上课的同学听。在轻松中见学问，举重若轻，大概算是车老师讲课的特色吧。记得车老师给大家布置作业，然后在课堂上对每个同学的作业进行点评，特别对一些同学作业中的思想火花予以肯定，使同学们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学习的事情，常健经常去车老师家里请教。当时南开大学的地震棚还都没有拆，车老师就住在操场的一个地震棚中，条件十分艰苦。但车老师工作勤奋，出了一本又一本学术著作，让人肃然起敬。
车铭洲的得意门生，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回忆：“我开始登门求教时，车老师刚搬出集体宿舍，一家三口住两间平房。一个冬日，我去请车老师看一封信。进门，屋里冷如冰窖，车老师披着大棉衣正坐在木椅子上伏案埋头读书。”那一瞬间成了他对冷和苦的直观理解。“苦没什么，精神不能弱”，车铭洲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精神的作用是当下的。
重建南开政治学系
1986 年，南开大学开始筹建政治学系，车铭洲遂应学校要求转教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并被任命为政治学系主任。从此以后，车铭洲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十余年之久，成为南开大学政治学重建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他后来于1993年还兼任南开大学教务长，1994年又兼任实体化之前的法政学院院长。在车铭洲的领导下，南开政治学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了两大基础问题，一是选拔培养教师队伍，二是规划学术研究方向，这为南开大学政治学在下一阶段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车铭洲的学术专长虽然不是政治学，但是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于国际学术界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清晰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对于重建之后南开政治学的发展战略有成熟的思考。
车铭洲1986年接手系主任的时候，刚刚组建的政治学系教师很少。车铭洲主张，尽管南开政治学的发展急需师资力量，但是选拔教师的标准不能降低，应该看重其素质和潜力，要保证政治学系教师的水平符合南开大学的声誉。车铭洲在回忆起当年政治学系重建阶段的时候，认为至今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面对师资力量严重短缺的困难，车铭洲并不急于从其他高校招兵买马，而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着眼于依靠南开大学相关学科的力量，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建设教师队伍。
针对政治学系的青年教师只有硕士学历的现状，车铭洲认识到中国高等院校的未来发展一定会对教师提出博士学位的资格要求，当时的政治学系由于教师较少，每个教师的教学任务都很繁重，而且每个人都面临着评职称的巨大压力，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存在很大困难。提出攻读博士学位不仅是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更是政治学系发展的需要，因此他要求和鼓励青年教师克服困难，尽快攻读博士，取得学位。在车铭洲“博士化”战略的指导下，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这些青年教师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考取了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完成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车铭洲在政治学系教师队伍建设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青年教师的要求很高、很严。在那个时期，由于车铭洲的要求，政治学系职称评定的标准始终比学校的标准高，如申请副教授资格的教师，除满足学校的条件外，必须要有已经出版的独立完成的专著。
车铭洲教授（右）
（摄于2015年“师道与哲学”暨车铭洲著作出版座谈会）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政治学系青年教师的工资待遇低、住房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辛，但是他们都非常热爱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对车老师的要求没有怨言，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纷纷脱颖而出。像朱光磊、蔡拓、杨龙、葛荃、王正毅、沈亚平、谭融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后来的集中爆发，正是得益于车铭洲在这一时期的严格要求。
车铭洲教授著作
在1984-1998年南开政治学的重建阶段中，在车铭洲的主导下，培养了南开政治学教师队伍的主要班底，形成了南开政治学的研究特色，为逐步确立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
车铭洲非常看重学生，他将师生关系形容为学友关系。学友，即学习、研究当中的朋友，彼此是平等的、友好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既有交流式的讨论也有面红耳赤的“争论”。他说：“我希望给同学们一点影响而不是传授给他们知识。知识，他们有能力学，而且他自己会选择符合他自己特点的东西去学，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就行。”“学生是老师的一面镜子，学生好，就说明你这个老师好。所以学生价值总是老师价值的体现，学生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一个优秀的大学就在于不是光培养一种人，而是多种多样的人都在你这里出现，都有条件成长，这才是伟大的大学。大学不是一二一走步子，不是要“统一模子”。
只要是学生真心喜欢的，只要是有特点的东西，车铭洲都支持学生去做。哲学系曾有学生因为要参加山西山药蛋派的作家协会而不能按时交外国哲学的作业，车铭洲非但没有怪罪反而支持他，认为他在作家协会上收获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一篇哲学论文。
车铭洲是哲学家，学生们记住了他的睿智之语：“球赛是集体运动，彰显团队精神的特殊魅力，是文明化的战争。观察球迷怎样看球赛，可以判断社会的文明程度。”
“实事求是，是科学方法，也是道德境界。作为道德境界的实事求是，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一是自己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二是尊重他人实事求是的权利。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他人求到了他们的是，并不妨碍我们求自己的是；反之亦然。宇宙广大无边，世界丰富多彩，如果仅仅有是有非，只是黑白两色；有是，有也是，才是五彩缤纷。”
“我愿意教学生，愿意跟学生一块学习”
车铭洲曾说，作为一个教师，他这一生走了一条路，干了一件事。一条路，不是丝绸之路，就是上学、念书、教书、写书，生活方式极为单调，但是生活的内容不单调，因为什么？大学跟军营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学生，一届一届的青年在南开大学学习。“作为一个教师，我接触了这么多优秀的青年，这么多优秀的同事，接触到这么多文化财富，先进丰富的思想。我愿意教学生，愿意跟学生一块学习。”
车铭洲认为，教师的功劳不是教知识，而是鼓舞学生。“知识能教，但要靠学生自己刻苦研究才能学到。能力不能教，只能靠学生自己锻炼提高。学生学知识，长本领，出成就，都靠学生自己。教师起什么作用呢？教师的责任主要是影响学生。用什么来影响？就是以书本上的知识为手段，帮助学生树立自己的学习目标，鼓动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学生艰苦努力，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潜力，促使学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如果说教师培养学生，这就是培养。其实，这只是帮助，不是培养。黑格尔说，教师的主要功劳就是给学生伟大的刺激，伟大的鼓舞。教师要在课堂上把学生的学习精神、奋斗精神鼓舞起来，教师的作用就是刺激和鼓舞，用敲锣打鼓的方法振奋学生，让学生努力。伟大的刺激和鼓舞，是老师的主要功能，也是主要的教育方式。”
2015年，车铭洲在《西欧中世纪哲学与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出版座谈会致辞
车铭洲说，学生同时也造就了老师。老师的成就有学生的贡献，不是教师自己本来就那么优秀。必须有优秀的学生，教师才能进步。好比如和尚撞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学里有学生，有教师，谁是钟？谁是和尚？和尚肯定是同学，钟是老师。钟自己不能发声，学生要是不撞，钟就不响。老和尚是个钟，老师是个钟，看着很神秘，就是不响；大敲大响，小敲小响，不敲不响。教师刺激学生，学生就会跟教师研讨，有研讨，有能出成就。老师的智慧是学生敲出来的，学生很优秀，总是敲打教师，教师就进步了。
2015年，车铭洲所著《西欧中世纪哲学与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经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包含《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和《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这两部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
《西欧中世纪哲学与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
车铭洲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车铭洲却说，写书并不是想出书。写书，首先是因为教学需要，社会有需要，也因为偶然性。“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写书，我一开始也不会写书，是教书启发了我。为了教好书，教师都要精心准备讲稿，这就是写书。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写，但是有学生听课，我知道我必须写，写一写，就会写了，真写了，就真会写了。”
车铭洲曾说，他理解所谓的“公能”教育，是要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培养人才。“诗人杜甫说‘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这倒是句实在的话。“只要‘老马’犹存，还要为南开的发展竭尽余力。”
编辑 | 韩振
来源 |南开大学研究生会 南开哲学院 中国新闻网 政治学人 雅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