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祥官，数学家；78岁；生于福州，毕业于中科大，华罗庚的学生。
用数学为国家立下奇功；退休前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讲述 刘祥官
主笔 牛牛
编辑 丑丑
第一次到攀枝花钢铁厂，走在路上，炼钢的灰尘柳絮一样飘下来，往脖子里钻。得戴上安全帽，还要用毛巾把脖子围牢，才敢上路。
听攀枝花的工人说，他们第一次坐火车到攀枝花，看到外面红光闪耀，很高兴，说这里是“小上海“。第二天醒来一看，到处都是荒山野岭，昨晚看到的不是霓虹灯，而是电焊弧光。
1975年夏天，我和太太李吉鸾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从四川涪陵到攀枝花，支援攀钢建设。
那时的攀枝花，金沙江两岸25公里内都没有树，光秃秃的。把鸡蛋放在路上，很快就晒熟了。
金沙江两岸
攀枝花都是矿山和岩石，树长不起来，很干燥。经常睡到半夜，突然就流鼻血了。把衣服浸湿，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
我们住在金沙江边，江对岸就是高山，长满了矮矮的灌木丛。
冬天枯水期，金沙江江面海拔981米，我家住的地方海拔1100米。
半夜听到噼噼啪啦响，推开窗，看到江对岸，一条火龙呼啦啦烧过去。三四月份天气干燥，白天，火辣辣的太阳把灌木丛晒得很干，半夜自燃了。
我和太太是中科大的同桌，都是华罗庚教授的学生，学习应用数学。
现在，很多数学系的学生觉得学数学没什么用，只能搞搞理论研究，或者当老师。
我告诉他们，应用数学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还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从生产到管理的很多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以“数学建模”与“智能算法”为基础的。
在攀钢的20年，我们将所学的应用数学，运用到钢铁生产中。用数学方法让攀钢雾化提钒工艺得到了提高和完善，为国家创收了好几个亿。
1984年，陪同科学家钱伟长参观攀钢提钒炼钢厂
我夫人专门负责处理数据，我的主要任务是建模与分析。
我在中科大上学的时候，培养目标是为原子能建立数学模型，为物理学家服务，所以又叫物理数学模型。
我们是拿研究原子弹的劲头来研究冶金高科技。
他们说数学为攀钢立下了奇功，冶金工程师攻关八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被两个搞数学的人解决了。
攀钢雾化提钒的钒渣产品，钙镁铝有害元素很少，比国外的钒渣质量要好，为国家挣了很多外汇。
北京到天津的第一条城际高铁，全部用攀钢钒轨梁厂生产的，一百米一根的钒高铁轨。
京津城际铁路
美国想建高铁，点名要攀钢生产的钒高铁轨。
当年，全世界的专家都说攀枝花共生矿炼不出铁水，是呆矿，但我们中国人不仅建起了钒钛矿大高炉，炼出了铁水，而且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攀钢的生产建设中，华罗庚教授教给我们的应用数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去绍兴参观兰亭，他们介绍，说这里有崇山峻岭。
攀枝花的山才是真的崇山峻岭。你如果戴了帽子，一抬头，还没看到山顶，帽子就掉了。
1958年，国家打算建设攀钢，选址在一块只有2.2平方公里的大山坡。上报给国务院，周总理说：那就弄弄平嘛。
所以，攀钢主体厂区的地名，就叫“弄弄坪”，建成了当时号称“世界袖珍钢铁厂”的钒钛基地。这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
攀枝花原始地貌
我到攀枝花的第一项工作，是照顾病人。
我和夫人被分配到攀钢钢铁研究所机械研究室。
上班第一天，我们到机械研究室报道，正看到支部书记和两个工人在谈话。
书记安排他们去医院照顾研究室主任“赵铁人”。
“赵铁人” 曾获得“攀枝花铁人”称号。患了肝炎，在住院，已经发展成肝腹水。
“赵铁人”五十多岁，清华大学毕业，1968年到攀钢支援三线建设。在攀钢工作七年，工作很拼命，累垮了。
晚期肝炎病人传染性很强，两个工人都不愿意去。
看他们僵持不下，我就跟书记说：“我去吧。”
我在医院照顾了“赵铁人”两天，他就去世了。
“赵铁人”的爱人在鞍钢，一下赶不到。
攀枝花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太平间。我们找来塑料袋，把“赵铁人”套起来，又去肉联厂拉来大冰块，放在大木盆里，把尸体冰冻起来。
在涪陵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攀枝花，肝炎当感冒治”。意思是：攀枝花肝炎非常普遍。
攀枝花生活艰苦。当地没有农民，没有蔬菜供应。1976年元旦，凌晨三点，我去桥头售菜点排队买菜，排了六个多小时，早上九点半才排到，买到三斤萝卜。
攀枝花渡口大桥
水质很硬，特别刮油。吃完饭洗碗，不用洗洁精，直接拿凉水冲一冲，碗就干干净净了。
一个礼拜三天不吃肉，胃就受不了，没有油水。岳父岳母炼了猪油，从天津寄过来给我们拌面吃。
我儿子也差点死在攀枝花。
女儿在幼儿园住校。儿子初三，学校老师说他感冒了，叫他回家休息。
那几天项目正在攻关，没空管他。一早出门上班，他还在睡觉，晚上我们下班回来看他还在睡觉，饭也没吃。
两天都这样，那天下班回来看他还在睡，赶紧当夜送进医院。第二天就送到传染病医院了，急性肝炎。
他妈妈陪他在传染病院住了一个月，才抢救回来。
我老家是福建莆田市江口镇。
我不知道别人最早的记忆是几岁，但我清晰记得我一岁时候的事。
日本人第二次打进福州城。1945年3月，父母带着不到两周岁的我和9岁的大哥，从福州逃难回江口老家。
家乡莆田江口
大人把我放在竹筐里，用担子挑着，翻山越岭。
到一个半山腰，休息一会，准备重新上路，担子一挑起来，我就大哭，放下我又不哭了。大人很奇怪，说这个小孩怎么回事。
母亲把我抱起来才发现，我的后脖子被竹筐摩肿了。
1947年，我们一家才回到福州。
我是家里的老二，父母想再生个女儿，于是给我取了小名，叫“妹妹”。后来，母亲又生了4个，都是儿子。
我是6个兄弟中，最会做家务的。10岁就一个人去河边挑水，打扫房间，和母亲一起照顾弟弟。
“做家务”是一件特别有益的事。读书读累了，做做家务，活动一下身体，让脑子放松一下，再回去学习，效率特别高。
我7岁进私塾，读了两年，9岁进中亭小学直接上三年级。
家里条件不好，一年四季都赤脚。冬天双脚长满冻疮，遇到下雨，淌着冰冷的水走到学校，两只脚都冻麻了。
我喜欢读书，也遇到很多好老师。如果不是这些老师，我的命运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小学语文老师谢雪玉是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一节课40分钟，她只讲15到20分钟课，剩下的时间给我们讲故事。
她讲《普通一兵》，苏联的长篇小说，很厚的一本书，每节课讲一点。一个学期下来，语文书教完了，故事也讲完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有了。
学校要保送我读高中，家里说爸爸在生病，供不起你上学了。
我就和家里说，我不要保送，我去读中专。中专不交学费，有饭吃。于是我报考了福建机电学校。
结果我考试成绩太好了，老师说你这么好的成绩怎么能去念技校了，要去念高中。
有两年和三年两种不同的学制，我说那我选两年的。老师说，不行，你成绩这么好，选三年的。
那时候老师对学生真的好，看我家庭困难，化学老师每个月给我一点钱。
我白天上学，晚上到福州罐头厂当临时工，一个晚上挣八毛钱。
把外语要背的单词写在小纸条上，走去上班的路上就背完了。
傍晚六点半上班，夜里三点半下班，累得一边走路一边睡觉。
第二天，一上课我就问老师，今天作业是哪几道题，一边听课，一边做作业，听懂了作业也做完了。
一上语文和政治课就出洋相，我坐第一排，实在困得不行，睡着打呼噜。
政治老师很生气，前排女同学给老师求情，说他家庭困难，晚上要上班，就让他睡吧。
就这样，我成绩还是前几名。
高三上学期有次考三角函数，晚上六点半开始考，我七点半就必须赶去上班。
半个小时，做完赶紧交卷走了。第二天，听同学说考到晚上十点半还没做完。
成绩出来，考得最好的还是我。
1961年，高考填志愿，我一开始想填“哈军工”。
同学吓我说，哈尔滨冬天很冷，男同学出去解手，要随身带根棍子，上完敲一下。耳朵一碰，就冻掉下来了。吓得我不敢填了。
我又报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高中班主任魏长庚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马上找到我说，你数学这么好，你应该去中科大（中国科技技术大学），找华罗庚学数学。
我改了志愿，考上中科大的应用数学系。那一届福州高级中学，我们班有四个去了北京，一个中科大，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一个地质学院。
老师八十大寿，我从杭州回福州，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给老师祝寿。
1961年9月，我从家乡福州坐火车去北京中科大报到。穿的单衣单裤，脚上穿了一双新布鞋。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开到长江边，所有人下车，轮渡把人和火车一起运到对岸去，再继续开。
到北京没几个月，就冬天了，冷得不行。我没有厚被子，只能拿宿舍的方凳子，压在被子上，这样睡觉能暖和一点。
破旧的棉衣和棉裤，打满了补丁。
班级里排“雕塑剧”，主题是“忆苦思甜”。一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摆出雕塑的造型，他们的“表演服”都是从我这借的。
我一边上课，一边在校图书馆里整理图书，勤工俭学。从来不觉得丢脸。现在有些大学生因为贫困就觉得抬不起头，我理解不了。
到大学二年级，华罗庚开始给我们上课，教《高等数学引论》。
前十几分钟，叫做“天南海北”，讲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有看了哪些资料，分享他看书的方法。
华罗庚在课堂上
“天南海北”讲完，接下来是四个字“不难证明”。
华罗庚讲一个定理的时候，如果要引用另一个定理，他会说一句：这个定理嘛，并不难证明。
这就算交代过去了。
他的助教史济怀，给我们证明了两节课，写满两大黑板，才把华罗庚的“不难证明”四个字证明出来。
我们班一个女生，还是重点高中考进中科大的。华罗庚的课，期末考试百分制只考了5分，难度可想而知。
有一次，学校做教学调查，征求学生对老师的意见。我们班另一个女生提的是：华罗庚讲课不好，上完他的课，不会做作业。
其实，华罗庚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他讲的数学，不是为了考试和做题，而是在生活中真正可以应用的数学。
华罗庚老师
我们班一共42个学生，只有8个女生，其中一个坐我边上，叫李吉鸾，是天津人。她高中就是校摄影队骨干，还是校记者。
1964年，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1966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
很多同学分去了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去研究原子弹了。能去二机部是一种光荣，我也很想去。
李吉鸾父亲是乡村教师，但家庭被被评为“富农”，成分不好，没有资格去二机部。
管人事分配的老师找我谈话：“如果你想去二机部，就要和李吉鸾划清界限，你考虑一下。”
我早有思想准备，和老师说：“那我就不去二机部了。”
本来，我和李吉鸾都要去大西北的。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的分配耽搁了，继续留在了学校。
1964年，国庆15周年，参加首都民兵师阅兵演练
1968年，我和李吉鸾结婚。
没什么仪式，我陪她回天津住了两天，这婚就算结了。
1968年8月，夫人挺着大肚子，一个人辗转回我老家福建去生孩子。
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没看到。没过多久，我和李老师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去了石家庄的63军农场4587部队，她去了四川54军农场7854部队。
1968年10月，孩子刚满月，李老师就动身去了四川。
孩子放在福建老家，由我母亲照顾。
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两地“科技流浪汉”生活。
1968年11月，我到石家庄63军农场报到。
在农场，我有个称号“机械手”，负责爬电线杆，架电线，维修农场的插秧机、扬场机。
农场工作6天半，主要是种田，只有星期天下午休半天。
我们几个学生一起去石家庄的郊区，改善一下生活。
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其中一位工农干部学生，腰上还扎了一圈稻草。
大家在饺子店排队，他直接被服务员赶出来了，说，我们这里不允许乞讨。
我们一起帮他作证，证明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一起来吃饺子的。
有一次，解放军指导员说，要让学生兵体验一下“万里长征”。
大雪纷飞，连队安排我和另一个北京财经大学的学生，拉一车稻草去石家庄造纸厂。有四十几公里地。
凌晨两点，我们去田里把稻草搬上车，一层一层叠得很高很高。满满一板车的稻草有一千斤，我们弓着身子，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拉动，
雪地泥泞，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雪地旷野，四下无人，只有一堆草在缓慢移动，就像一个移动的堡垒。
到早上六点多，我们才把车从烂泥路拉上公路。
天蒙蒙亮，我们都筋疲力尽走不动了。北京学生说了句“我再也走不动了”，一呲溜，直接钻到板车下面去，躺在雪地上喘粗气。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继续沿公路吃力地拉。
棉袄被汗水浸透，雪落在上面，冻得像乌龟壳一样硬。
下午五点半，我们走了整整15个小时，终于到了造纸厂。
食堂做了炒饭，十多个小时没吃饭了，狼吞虎咽，记不得吃了多少碗。
卸完货，马上连夜赶回营地。来回24小时。
1970年1月，中央下令大学生连队分配工作，部队遣散。我被安排到山西大同专区下面的广灵县工作。
零下三十几度，我穿着棉袄，没有戴帽子。大同的长途汽车是敞篷卡车，车子一开，寒风像刀一样，顾得了头顾不了手，几乎冻僵。
第一次见到儿子，他已经三岁了。我去福州带他回山西。他不认识我，在火车上大哭。
因为经常会去北京出差，我把儿子带到北京，寄养在李老师的亲戚家。这样，出差的时候，还能见见孩子。
李老师高度近视，忆苦思甜拉练的时候掉到涪陵榨菜坑里，摔伤了手。
1972年，我向组织申请，从山西调到四川涪陵。
我去北京接上儿子，一起去四川，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李老师在涪陵交通局当会计，我在涪陵广播器材厂做技术员。
1972年底，女儿出生了。
有一次，厂里要做一批“高音喇叭”。做喇叭外壳，要用铝板，但物资匮乏，只能用延展性很差的铁皮代替。
工人师傅裁剪好一块扇形铁皮，然后敲敲打打，做成喇叭的形状。
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平的铁皮约不出这个形状，直接开裂。
我拿来设计图一看，发现喇叭的外壳，从几何的角度来说，是“非可展曲面”，不可能用一个扇形直接折出来。
我通过计算，重新修改了设计。从铁皮上剪下两个扇形，折成筒状，再把两个筒电焊在一起，表面用灰泥一抹，喇叭就做好了。很成功。
这是我用数学理论指导生产技术改进的第一次生动实践。
1975年，国家开始“全面整顿”。
我和夫人找到涪陵地委组织部，报告说：我们是跟着华罗庚学数学的，希望能为国家做一点事。
组织部的领导说，省里要调一批技术人员去支援攀枝花钢铁厂。
1975年，我和夫人到攀钢，先是在钢铁研究所当仪表工。
一个所长在研究钒钛，让我夫人给他配曲线，建立数学模型，研究钒钛含量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我们用华罗庚书上教的方法，给他配曲线。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过后，攀钢总经理黎明说，你们跟华罗庚学数学的，应该到炼钢、炼铁的第一线工作。
女儿也上幼儿园了，我和夫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李老师很能干，在54军农场就是先进人物。
我们向华老师汇报，说我们开的是夫妻店，一起讨论，相互配合。我写的论文，她都是第一读者，提出修改意见，一起修改。
华老师说，夫妻店好啊，减少了许多矛盾。
1978年11月，冶金部下达“攀钢一号高炉大修”的任务。
恰逢华罗庚老师派小分队到攀钢，推广应用优选法、统筹法。攀钢公司领导要求我们配合小分队，在高炉大修中应用统筹法，缩短工期。
大修统筹图是我画的。为了调查工序进度，我和夫人顺着一个摇晃的铁梯子，爬到64米高的高炉顶部去调查，了解关键工序时间的进展。
工人和我们开玩笑，使劲摇晃铁梯子，说快啊，快啊，快往上爬 。
我们紧紧扶住梯子，咬牙往上爬。
整个大修现场，就只有我们两个是搞数学的，我们必须爬上去，不爬上去，工作就没法开展。
我们爬上去后，工人都很佩服我们。
1979年元月，攀钢只用54天时间，就完成了冶金部下达的75天大修任务，为攀钢增产了3万多吨铁水。
这次高炉大修，是攀钢第一次应用华罗庚统筹法在大修工程中取得成功。
在山顶俯瞰整个攀钢
一般钢铁厂是用普通铁矿炼铁，而攀枝花钢铁厂炼的是钒钛磁铁矿。
钒是一种稀有金属，用于制造火箭、舰船、大炮、坦克、高铁等高端设备，是国家战略物资。
日本、德国的专家都不相信我们能练出来。
1978年底，攀钢提钒车间投产，但因工艺问题，钒氧化率只有83％，与国际水平的90％还存在明显差距。
1979年，方毅副总理要求攀钢加强雾化提钒的技术攻关，把提钒氧化率搞上去。
方毅副总理来攀钢视察
我和李老师在攀钢提钒车间调研，遇到攀钢总经理黎明来车间检查工作。
黎明把我们介绍给车间主任陈岐，说：“这两个‘眼镜’，是跟着华罗庚教授学数学的。你们把生产数据给他们，让他们用华罗庚优选法，把提钒率提高上去。”
车间主任打开柜子，指着满满一柜子杂乱的生产原始记录和试验资料说：“数据都在这里，你们拿去吧。”
我和李老师，从提钒车间扛回一麻袋的数据。
回到自动化所办公室，开始整理数据，对一张张数据预处理和优化分析。还经常要去现场，和工人讨论交流。
那时候没有电脑，我们只能把整理出来的数据一条条抄写出来，抄在自己设计的《数据处理报表》上。
确定了21项参数，整理在一起，再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光数据处理、计算与分析，就花了7个月时间。
公司给我们特批了两台卡西欧计算器，在此之前，我们只有算盘。
在确立“数学模型”的时候，按照教科书上已知的方法，都没法运用在提钒氧化率攻关问题上。卡壳了。
日思夜想，夜不能寐，走路在想，吃饭也在想。
我突然想到，我和李老师常玩的游戏——桥牌。
桥牌，在发牌之后、出牌之前，有一个“叫牌”环节：
A是4点，K是3点，Q是2点，J是1点，如果你的手牌点数，加起来超过13点，就可以叫牌。
我发现，“叫牌”规则和“提钒”模型有相通之处。
这么多工艺参数，就像一张张扑克牌。不管有什么“牌”，用什么工艺参数，只要组合起来，能让最终结果达到90％，就可以达到目标。
1979年7月，数学“桥牌”模型基本确立，开始运算。
作业做错就是打个叉叉，工程的问题，如果算错，提出的建议是错的，就是生产事故，质量事故，经济损失不得了。
整个计算过程，我们非常小心，我和李老师用了好几种方法进行计算验证。
这是华罗庚教我们的：要用多种方法来验证同一批数据，如果用不同的方法，都得到同样的结果，才可以说找到规律。
11月，计算结果出来，我们完成了《运用数学方法探索雾化提钒的生产规律》。李老师作为第一听众，从头到尾，听我讲了一遍。
公司组织论证会，会上制定了《提钒攻关计划》。计划在1980年1月，将我们计算出的“生产规律”应用于生产，验证按规律操作，能否将钒氧化率提高到90％以上。
1980年元旦，攀钢提钒车间进入停产待命，大家信心满满，期待着攻关试验的开始。
1980年1月11日，生产攻关试验正式开始。
我和李老师向提钒车间各岗位工人，讲解优化操作规律。
我们把反映生产操作规律的图表，贴在仪表柜上。工人每操作一炉，我们就把相应的数据填在表上。按现在的说法，叫“数据可视化”。
前三天，生产试验的钒氧化率平均只有82％，大家都很着急。
但从数据分析上看，掌握优化操作规律呈上升趋势。14日当天，1号试验炉日均钒氧化率上升到87％。
1月16日晚，我和李老师发现，从15日中班开始，1号试验炉有9炉钒氧化率发生明显变化——数值一下子变得特别高。
当班工人告诉我们：当天下午，1号试验炉的雾化器（雾化提钒工艺中一个重要设备）损坏，进行了更换。
为什么更换雾化器，会导致氧化率变化？
想起1979年9月，我们曾去北京拜访华罗庚老师，他说过：规律不稳定，意味着还存在未知数。
我从数学、流体力学不同角度计算和绘图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还存在一个新的工艺参数：β角。
我的猜测是：工人在更换雾化器时，导致了雾化器的角度（β角）发生了微妙变化，使得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异常。
我用小子样统计分析理论和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证明新的参数β角确实存在。完成了从猜测，到假设，到计算证明的全部流程，建立起统计假设的科学依据。
1月17日，早上7点多，我和李老师赶到提钒车间，向攻关组和车间主任陈岐汇报了数据分析的结果和新规律的发现。
陈主任高兴地说，新规律发现越多越好。
β角的发现是否成立，还有待生产试验证实。
1月22日，1号试验炉提钒，连续4天平均钒氧化率达到90％以上，但与1号炉作对比的2号炉，十多天来，提钒氧化率仍不到80％。
车间领导当机立断，决定在2号提钒炉上验证新参数β角。
效果立竿见影，钒氧化率马上从77％提高到93％。
1月26日，2号提钒炉连续三日平均氧化率达到了90％——β角对钒氧化率的影响被证实了。
1月29日，攻关组按计划讨论技术总结，确认β角是雾化提钒工艺技术中的一个“诀窍”。
经过18天的试验，我们成功验证了提高雾化提钒氧化率的生产规律，还发现了新的工艺参数——β角。
总经理找我和李老师谈话，称赞我们：“用数学方法为攀钢生产解决了一大课题。”
1980年底，国务院科技办给我们颁发了“应用数学工程师”证书。在文革后能拿到这样高规格证书的工程师，是很罕见的。
1980年，方毅副总理来到提钒车间视察，称赞李老师：“一个女同志，真不容易啊！”
1981年4月，我去北京开会，参加华罗庚老师亲自主持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我把方毅副总理写给我们夫妇的题词“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呈给华老师一览。
华老师非常高兴，拉着我一起合影，还送了两本他刚出版的新书《优选学》，在书上签了名，一本给我，一本给李老师。
签字的时候，我看到老师的手一直在颤抖。老师已年逾古稀。
1985年，我去河南郑州开会，参加老师召集的双法小分队总结会议。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老师平时很少和学生合影，但是那一次，他很热情地和每一个人合了影。
1985年，向华罗庚老师汇报攀钢优化工作
1985年6月，一天早晨，我和李老师在广播里听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逝世。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老师受邀去日本东京大学讲学。
本来只讲40分钟的，老师讲得高兴，脱下西装上衣，解下领带，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接受献花的时候，倒下了……
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老师，是1961年，在中科大应用数学系的开学典礼上，他是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他给我们分享：如何学好数学。
大二开始，华罗庚老师给我们上课。
他腿脚不好，写板书，从黑板的一头，一瘸一拐走到另一头。
华老师在讲课
他是学校里少数几个，可以上课抽烟的老师。他讲课很有激情，进到精彩的时候，掏出烟来，点上一支再继续讲。
他曾经说过，他希望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老师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数学，在数学的讲坛上，走完了生命之路。
华罗庚老师
1988年，经过8年的生产检验，《攀钢提工艺参数的系统优化——完善提高提钒工艺技术》成果，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和夫人李吉鸾，分别为成果的第一、二完成人，华罗庚老师是第九完成人。
我和李老师，代表课题组，完成了国家级成果的汇报与答辩。
1990年，李老师去武汉参加“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交流会”，在会上做报告，讲我们如何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钢铁冶金攻关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中国应用数学专家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的老师，来听了这场报告。
1994年，我和李老师被浙江大学人才引进。
儿子已经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结了婚，在大连做外贸工作。女儿在成都电子科大上学，学工业自动化。
离开攀枝花的那一天，儿子打电话来说，孙女出生了，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
我说，今天是我们启程去杭州的日子，就叫“启杭”吧。
我和李老师都在浙大应用数学系。
有一次，杭州钢铁厂来谈合作。
系领导问他们，有没有数学问题，我们可以帮忙解决。
杭钢厂长说：“我们钢铁厂没有数学问题，如果能帮我们提高产能，降低成本，那我们可以合作。”
我赶紧接话说：“我们是攀枝花钢铁厂调来的，我们用数学方法，可以帮企业解决问题。”
厂长一听，很开心说：“那你们是老大哥企业来的。”
1995年，“杭钢高炉炼铁优化及计算机控制”正式立项，由我和李老师牵头。
高炉以前靠仪表操作。我们把仪表数据都放到计算机上，把规律用图像反映出来，用图像指导高炉操作。
用数学方法，分析出规律，找到最优操作方法，提高产能。
我和李老师，又像当年在攀钢一样，搭档攻坚，没日没夜地思考、计算、讨论分析……拼尽全力。
1996年2月，春节刚过完。我发现李老师的咳嗽声音不正常，不是喉咙里发出来的，而是肺里发出来的，声音很异样。
我带她去医院检查，拍了X光片，医生说看不出问题。“杭钢”攻关正到紧要关头，她就没去做进一步检查。项目结束后，李老师又忙着筹备鉴定会。
同时，李老师还担任班主任的工作。
3月，学校开学，我们系95级一个班，四十多个男生，一个年轻男老师带了一年，这个班成了学校的“落后班级”。
系主任找到李老师，请她接手这个班的班主任。
我和李老师一起去学生宿舍，找这些孩子们谈话，了解原因。
孩子们学了一年数学，都觉得学数学没前途，不知道以后做什么。
每周日，我和李老师都带同学们去爬山。到山顶，我和李老师就给同学们讲故事，讲我们在攀钢的经历，讲我们正在进行的杭钢的项目，讲“华罗庚小分队”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故事……同学们听了都很有感受。
1995年，和李老师参观嘉兴一大纪念馆
我们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杭钢高炉炼铁优化及计算机控制”课题研究。
杭钢的产能提高了很多，产生了很好的效益。
1996年6月30日，我们请全国的炼铁专家来参加“杭钢”项目成果鉴定会。
成果鉴定会结束后，7月2日，我们一起把专家们送走。
回到家，李老师一下子就垮了，没有力气。
我带李老师去看中医，中医在了解病程以后，让我们去医院做肝脏B超，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上了，让我们做肺部CT。
最后检查出来，是肺癌。犹如晴天霹雳。
三十年的相伴，我们是学习同学，是生活伴侣，是工作搭档，也是同甘共苦的战友。她是我的知音。我写的论文，她总是第一个读者。
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苦，也享受过携手攻克难题，为国家做贡献的快乐。
她还那么年轻，本可以和我一起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她吃了那么多的苦，还一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我慌了，满世界查治病的方法，连续十几天一个医院一个医院陪她去看病。
我在《科技日报》上看到北京有一家医院，可以治这个病。7月中旬，我陪李老师一起去北京看病，又去大连的儿子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我每天记录她的病情，写了满满四本笔记本。期待奇迹发生。
但李老师的病情不断没有好转，还恶化很快。
10月31日晚上，李老师在浙大校医院抢救了一夜。儿子和女儿都赶来了，我们一起陪伴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第二天早上，我给系总支书记打电话。总支书记听到李老师走的消息，立马晕了过去。
李老师待人好，人缘很好，老师学生都喜欢她，舍不得。班里的学生，都来和她告别。
李老师1944年出生，比我小一岁，走的时候才52岁。她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从确诊到离开，78天。
1999年，李老师带的95级“问题班级”毕业了。
班级学生代表去给李老师扫墓，向她汇报学习成果。
李老师当班主任那年，他们班评上了全校“先进班级”。同学们决定，把这张奖状留给“李老师”做纪念。
这张奖状，现在还摆在我办公室里。
浙江大学求是墙
纪念华罗庚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我说中国搞大数据分析世界领先。
2010年，美国政府由总统科技顾问发表咨询报告，强调各个政府部门都要搞大数据分析。而我们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取得钢铁工业大数据分析成果是在1980年，超前时代30年。
1979年，泸州的五粮液酒，是52度的高度酒。国外需要38度的低度酒。
五粮液酒厂十几个品酒师，大冬天就穿个裤衩，一天到晚都在品酒，不停地试，试得满脸通红浑身发热，就是试不出来。
华罗庚到四川推广优选法的时候，跟小分队结合，优选出白水兑酒的参数，很快就弄出来，可以出口了。
1980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计经委，中科院邀请我参加了华罗庚小分队，到南京机床厂推广双法应用。
南京五六月份的天气，小分队十几个人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房间里分析计算。
机床厂的总调度主任说：“我窗户外边那十几个铁疙瘩，你们能帮我刨出来，我就相信你们，不然你们就离开。”
机床床体毛胚都是铸造出来，然后用龙门刨加工。如果铸造时温度没有控制好，就会成为“铁疙瘩”，太硬了，刨不动。
我们让工人把床体毛胚装到龙门刨床上。
小分队里除了学数学的，还有沈阳重机厂总工艺师和天津、成都机械局的加工能手。
床体加工，刀具角度是关键，一把刀具，有三种角度可以优选。
床体非常硬，第一刀刨不动。把刀具卸下来，重新磨了一下，优选了一下刀具角度，第二刀刨过去就顺利了很多。再次优选，第三刀，刷刷刷就刨下来了，把厂里的领导看得目瞪口呆。
华罗庚优选法和加工能手的有效结合，创造了奇迹，让他们心服口服。
一下就轰动了，江苏《解放日报》登了一个小方块文章，题目就叫“信则灵，有求必应”。优选法，你相信它，科学地运用它，就能解决实际难题。
一条曲线，比如抛一个东西出去，有一个最高点，这就是“最优点”。
这个最优点怎么算是数学问题，怎么运用到实际中，是智慧问题。
很多数学教授，是两个分离的，华罗庚把两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国家要和世界比高低，应该推广华罗庚的智能优化算法。
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把这些算法掌握，再结合实际 ，一个个指标就能超越先进国家。
华老师送我的《优选学》
2015年，“攀枝花建市五十周年”大会召开。作为对攀枝花建设有贡献的科技人员，我应市政府的邀请，带一个博士生一起去攀枝花。
飞机降落攀枝花保安营机场，学生说，怎么机窗外望出去，都是蓝天白云，感觉还在天上。机场海拔有1980.2米。
公路两旁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原来光秃秃的山坡上，也栽满了树木。二滩水电站的建成，让攀枝花的空气湿润了许多，平均气温下降了三度。
攀枝花变化很大，除了“钒钛之都”，如今还是“水果之都”，“鲜花之都”。
当年的攀枝花（上）今天的攀枝花（下）
1994年，我来到浙江大学，1997年开始带硕士生、博士生，到2015年最后一个博士生毕业，总共带了三十多个硕士生和博士生。
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大学生，要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我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没有辜负华罗庚老师的培养。
2016年，我加入浙江大学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很多大学生，学了一年数学，觉得数学特别难。
我和同学们分享“华罗庚教我们如何学好数学”。
我说：只有像华罗庚这样勤奋，有天分的人，才能成为理论数学家。其他人打好数学基础，赶紧去学应用数学，把数学运用到各行各业中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我鼓励同学们，趁着年轻，要敢于吃苦，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待在大城市里，平平安安，也无所事事。没有经历过磨练，你的思维和眼光不会丰富。越是艰苦的地方，你越有作为的机会。
2018年，给学生讲解王元院士墨宝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国家建设的进程，我全部都经历过。这辈子没有白过。
投身三线建设，虽然很苦，但很有意义。
每一代人的肩上，都应该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现在的环境太好了，年轻人生在好时代，更应该努力，为国家做贡献。
我今年78岁。 去年我在杭钢讲课，下午三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又三个小时，真的感觉老了，心脏承受不了。
在杭州植物园晨练
如果再倒退二十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工业大数据分析》。
这本书，我构思很多年了，目录提纲已经基本确定。我想把它写成一本科普性的书，让非数学专业人士，也能读懂和应用。
大数据技术已经在政府、商务、金融等领域有了很多应用。
真正运用在高精尖技术上的，还非常少。关于算法的理论成果也很多，但真正变成生产实践的，太少了。
科学界发明了那么多人工智能算法，以前都讲建模，建立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有了计算机计算能力后，算法水平决定了你的人工智能水平。
中国的工业现状，完全有条件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我们大工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干，我就传承给他们。就像华罗庚对我们说的：“让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帮助他们去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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