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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雒少龙 岳颖
编辑 /王迪
两年前的阿萌怎么也不会想到，兜兜转转地，她还是加入了考公的行列，那个她两年前不屑进入的行列。
阿萌从小就是亲戚眼中很有主见的孩子，小学时就敢在县城的大广场做文艺表演的主持人。她本科专业学的是会计，大三时发现，除了数学和经济学，自己学什么都快乐。她从大学时开始学街舞，到大三时就已经可以兼职带零基础学员。因为喜欢摄影，她省吃俭用买了个适合拍照的苹果手机。
在亲人眼中，她原本的工作规划很简单，去国企或政府做会计。然而，她打算考研，想研究媒体，这个她大学时无比感兴趣的领域。在亲人的反对中，她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去了北京就要留下来，这座城市这么多互联网大厂，随便留到哪个听起来都闪闪发光。”
读研后，阿萌找了份互联网大厂的线上实习工作，待遇优厚，每个月五千块钱。最初接到offer时，她激动地向亲人和朋友炫耀——她在名号响当当的某互联网大厂实习。一个月后，她果断辞掉了实习。
“我每天就窝在自己的房间对着电脑暴躁，跟这个人沟通跟那个人解释产品运营，感受特别不好，自己就是一颗价值感很低的螺丝钉。工作强度很大，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虽是线上实习，但不影响阿萌的母亲成天见不到孩子，留的饭凉了也没人出来吃。随着情绪炸掉的还有身体，阿萌的腰和脖子出现酸痛，眼睛盯久了电脑，开始眩晕，她专门买的护颈颈椎托也无济于事。
阿萌和舍友纷纷吐槽互联网大厂实习，几个人打趣说考公务员吧，命要紧。这句话没多久就成了真。事实上，这不仅是阿萌几个“拼不动”人的想法，她们这届20%以上的同学都在考公。
“我研一时还满怀期待，觉得自己可以在凌晨还灯火通明的玻璃大厦工作加班，像《穿普拉达的女王》的女主一样手拿咖啡，脚蹬高跟鞋在繁忙的工位间穿梭。研二时我就不想留北京了，想去离家近的省会城市当公务员。”阿萌感慨自己短短时间变成了父母希望的样子。
她坦率承认自己现在没有多大的抱负，“我就想做一条‘咸鱼’，没指望升官”。她理想的生活是工作圈子只占人际交往很小一部分，无论在哪里工作，一定还会坚持跳舞，“我已经跳了五年了，它已然成为我一个信仰，工作是第二位的”。
阿萌平时会拍抖音，录自己和朋友跳舞的短视频，即使是在繁忙的备考和毕业论文开题期间，她也会每周去舞房。比起工作，阿萌在爱好上更有梦想。“我想跟朋友合开一个舞房，自己入股，免费去跳！不想工作了就去做老板。”
与阿萌不同的是，小南考公的决定做得很晚。去年9月保研失利，她突然被迫面临毕业就工作的选择。全国top2高校学历的小南不担心找不到工作，只是在纠结去民企还是考公，这是文科生的两大职业去向。
“我为找工作复盘了自己的优缺点和生活期待，最终选择去当公务员。”除学习外，小南的生活过得比较闲适，她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写小说，心血来潮时去北京的名胜古迹度过一个下午。在朋友眼中，她是个文人气质极强的姑娘。“我不会是工作狂人，不想把全部时间放在工作上，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写作。”
与阿萌一样，小南坚定内心考公想法的是回忆实习经历，她暑假在一家媒体实习。“获得感很低，我就是大家口中的小编，没有人会关心我是谁。此外，我又要为了数据和流量写自己根本不认同的内容，受资本裹挟被迫‘收编’。”小南笑着说。她用之前做家教的例子解释自己的想法，“我讲什么学生马上有反馈，我讲没讲明白、他听没听懂一问就知道。他的成绩提高了，那我这份工作就是很有成就感的”。
这种排除法让小南将视线放到了公务员行列，此外她不用太担心成功率，每年各地政府都会到她的学校做招聘宣讲，鼓励大家来当选调生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抱负。小南的父母也双手支持女儿去做公务员。
小南认为这几年的公众号推文给公务员造成了很严重的刻板印象，比如工作清闲，很多人爱举刘慈欣上班“摸鱼”写小说成科幻大家的例子。“实际上这几年国家强抓公职人员作风，不留闲官，福利待遇比起改革前也削减了些。”
小南的老家是贫困村，她真切感受到了基层公务员的艰辛。疫情期间很多人可以线上办公。但公务员不能不去，否则政府无法运转。“通过扶贫和疫情，我改变了很多想法，这是一份能给人带来价值感的工作。我可能刚开始会不喜欢，但不妨碍我会认真对待它。”小南坚定道。此外，她还会继续坚持写作的爱好，弥补公务员的薪酬。
在2020这特殊的一年，现实像一个扳道工，让原本在各自方向上行驶的许多人不一而同地硬生生拐进了公考的轨道。2021年的国考有157万人报名，比两年前多了22万。省考更是热度大增，2021年浙江省考的报名人数是47万，一年前，这个数字只有30万。
在准备考公前，于墨安已经在一家文化企业做了几年编辑，也接触过不少有关失业故事的文稿。于墨安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成了因疫情席卷而来的失业潮中的一个。
起初他回到浙江老家休养，很快开始不适应赋闲在家的生活，更紧迫的是收入问题。他的学历和毕业院校拿的出手，工作经历也颇体面。但“大厂裁人”“应聘难”“三十万海外留学生归国”等新闻触目惊心，他意识到自己想找份和原来差不多的工作并不容易。
虽然无法说服自己认同体制内的生活，但在投出简历却杳无音讯的煎熬和亲友父母的攻势下，他终于将目光投向了公考。
冷门专业毕业的他没法报名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又综合考虑到位置、待遇、难度等因素，他选择了报名杭州某事业单位的事业编岗。这个岗位的报录比是三十多人录一人，相比新闻中动辄千分之一的数字并不夸张，但成功绝非易事。
于墨安坐在一个考官席上，面前的题目单上有三道题，第一道是这样问的：“人有四种能力：情绪表达能力、需求表达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独处的能力。你哪一项能力最弱？怎么克服？”在他对面，一个女生正语速飞快地答题，头不时低下看桌上迅速拟的提纲。突然，她顿了顿，脸色微红，空气也似乎凝固了三秒。
显然，这个女生的表现难称理想，因为任何明显的卡顿都是扣分点。
在于墨安的左右两旁，还有七位同学，正齐刷刷盯着对面前来“面试”的女生。但一会儿，他们也会依次坐在角落里那小小的考生席，接受轮番提问。这几乎像一场真的面试，除了地上的红色地毯和椅子上的金色椅套偶尔提醒着考友们，他们正坐在杭州郊区某快捷酒店的会议室里。
在于墨安花了24999元报名的为期一周的全封闭面试集训班，这样的模拟面试是培训最后几天的核心环节。“面试时一个考生面对八个考官，其中有人可能是你未来的领导，正常人都会紧张。培训班的作用主要就是帮我们增加自信，减少紧张。”
2020年10月17日，他拿到了自己的笔试结果，以并列第三的成绩惊险进入面试。但对于迫切想上岸的他来说，这还不够，“笔试第三很难翻盘”。笔试成绩占最后成绩的40%，这意味着他在面试中须拔得头筹且远远甩开第二名，才可能成为那个唯一赢家。他想起了笔试那天走出考场时递到手里的面试培训班传单，当时对方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笔试过了就报名，面试不过费用全退。”面试在当月31日，留给他的准备时间不多了。
“以前是不参加也没关系，现在很多人连笔试也参加培训班，因为分数水涨船高，大家都重视了。像考公务员，原来120分就可以进岗位，现在可能要140分。”在巨大的竞争焦虑前，对自己应试能力一向自信的他妥协了。
开营第一天刚进宾馆会议室的门，每个学员领了两瓶红牛。老师是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年轻男人。培训班里有准备考取不同岗位的10个学员，多为25岁到30岁，女多于男，其中有23岁应届生、全职妈妈、政府编外人员、体制外工作的人，还有因为疫情而失业者。
小王是于墨安接触较多的考友，他从普通高校毕业，从家乡河北一路考到浙江，已经考了三次，目前在用花呗借呗维持生计。他向于墨安讲了一个考圈的神话：考公的上限年龄是35岁，“有个人一直考到34岁终于考上，考上以后什么都有了，车子房子票子老婆孩子”。据小王介绍，南方省市题目更难更灵活，尤其是江浙，北方的题目则更机械，但是南方待遇好，题再难也值得。同样南下考公的还有女学员小张，她从内蒙古飞过来，脱产考公，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消耗很大，她说自己认定了这条路，没别的选择。
很快，考友们意识到自己每天都需要两瓶红牛，以及一袋润喉片。每天睁眼后，只剩下两件事，动脑和动嘴。早上八点前必须走进会议室，晚上11点培训结束后，所有人还要背诵当天学过的答题套路和材料，考友们背完才被允许回房睡觉。没背完、迟到都要在群里发红包，有一次因为没及时起床，于墨安也被罚了50元红包。
养老、绿色、时政要点、地摊经济、三农问题……长期关注新闻的他对这些议题并不陌生，但依然难以适应用这些“大词”来讲话，“常人平时不会这么说话，要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学会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角度讲话看问题。”考友们被两两分成小组，在训练时一人讲给搭档听，然后再反过来，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思考，不断重复以形成条件反射、肌肉记忆。
想起当时的心境，他说：“在那个大家都很努力的环境中，人被氛围感染，会感动，会有一种动力。”培训第三天晚上，学员们突然被要求来到宾馆门口的街上，大声朗读考试材料，目的是练习音量。起初，大家都还以比较正常的声音说话，但当老师一遍遍要求大家加大音量时，有人开始近乎嘶吼。
第四天傍晚，他们接到了一个“挺惊讶”的任务：走进商场找陌生人当考官，面对对方进行答题；两人一组，互相给对方录像，每人至少完成两次。于的搭档是个全职妈妈，没工作，边带娃边备考。一个半小时内，于墨安问到的前三个人都拒绝了。眼看时间所剩无多，他对一个看起来不忙的服装店员提出了请求，这次他认真地说明了来意和原由，对方点头了。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销售汽车的小哥，终于完成任务。
接下来的几天进入模拟面试环节，就像高考前的模考，不过有一些学员扮演的角色是考官。最后一天结束前，“老师买了个蛋糕，每个名牌上写着一个同学的名字，很感动，有人落泪了。”
此刻，他们在这里互相安慰鼓励；明天，他们的人生轨迹将就此不同。
与许多苦苦挣扎在国考和省考大军中的年轻人相比，南京大学的硕士生小芸似乎选择了一条“捷径”：考取江苏省的名校优生选调生。这个来自东北的女孩，希望留在南方找一份安稳的体制内工作，苏南是她最理想的工作地。“南京是省会，苏州工资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岗位竞争很激烈。”一番权衡取舍后，她将目光放在了无锡。
小芸不仅是党员，还在读研期间担任所在班级的党支书，也曾获得校级综合荣誉，这让她满足报考名优选调的三项硬性条件。“报考标准就已经能帮我筛掉一批竞争者了。”小芸需要做的就是在其他同样简历出色的名校生（考选调生指定的生源高校）中脱颖而出。
八月还在广州实习时，她开始了备考，此时距离10月中旬的笔试时间还剩两个月。七点下班后，她在公司附近找了家连锁自习室，一直学到打烊。开学后和另一个准备国考和省考的舍友共同在宿舍备考。十多年的学生生涯让她早就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备考方法，需要做的就是稳定情绪、给自己上好发条。七点起床，她会先列一个当天的计划，利用吃早饭的时间阅读、积累新闻等碎片化信息，接着上午模拟一套省考或国考真题的行测卷子，下午则核对答案，复盘错题，弥补知识点，再做申论的小题，并研究辅导机构在网上提供的答案。
笔试地点在离学校不远的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进行。还没进场，她就遇到了插曲。“校门外要扫苏康码和行程码，可能因为当时人太多，就没有信号，然后大家都走老远，到处找信号，找了好久。”进入学校，教学楼考场门口同样挤满了人。有人在和朋友交谈，有人沉默不语、双目紧闭，有人嘴巴嘟囔着，踱着小碎步。她在走廊里挤出个位置，最后看一眼资料分析的公式和申论的金句材料。
考试铃响，合书进场。
“时间太紧了”，是小芸对于这三个小时经历的最大感受。180分钟，60道行测题，两道分析题和一道“大作文”题，她听说隔壁考场有人没涂完卡。她只记得自己“大作文”写到最后，字都飞了。“感觉凉了。”
半个月后，她进入了面试，在入围的39名女生里排名中游，和她同考115分的有5人，再低2.5分，她就无缘面试。“看命”，她得出结论。无锡市最终的计划录取人数是男生25人，女生25人，这就意味着还会有14人被淘汰。
笔试已不占优的她必须确保自己在面试中发挥出色。于是，她报名了和于墨安参加的类似的面试培训班，时间也是一周。
面试前，于墨安花两千多专门买了身正装。上次买西装，还是三年前给好朋友做伴郎时的事。自那以后，他再没穿过正装，“穿着感觉都不会说话了，太正经了”。
这次，他逼自己正经起来。
来到考点，进入备考室，抽签，第四个进。
走进考场，一把椅子，八位考官，三道题，15分钟。
……
面试成绩当天公布，考生们在考场外等，空气沉闷。一小时后，一个人拿张单子出来说道，“某某请带上身份证进入体检，其他人请离开”。那个人的名字不是他。
他的面试成绩并列第一，但算上笔试仍然低了两分。结束了。
旁边一个女生喜不自禁，“家长开车子来接，当天就去杭州城里兜风了”。
来自河北的小王面无表情，低头不语。后来，原本活跃的他在微信群里彻底没声了，连考中的人发的红包也没领。
几天后，另一个培训机构给于墨安打来电话，希望他报名明年考试，并报名培训：45天全封闭班包吃包住，59999元，同样是“不过全退”。他意识到自己的信息被泄露，“这些教育机构都是通着的”。
这次，他没有犹豫地拒绝了，对方却用近乎奚落的语气试图继续纠缠。
面试结束后，小芸也感觉希望不大，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学位论文设计。“因为我本科学校不在江苏面向部分名校选调的二十所高校范围内，听人说非二十所的经历不算分，而我的最重要的经历都在本科时期。”所以12月初的一天，当她发现微信上的很多祝福消息时，内心充满惊喜。她刚洗完衣服，用红红的手指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她还不知道自己将到什么岗位、做什么，因为听说今年6月才会分配具体的单位。她知道的是，未来的工作稳定且工资优厚，在一个宜居舒适的城市，也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会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之后还会调回原单位。”
2020结束了。
阿萌没有考上，打算年后开始找工作，实在在家乡附近找不到体面工作再考虑留北京。
小南在等年后的中央选调面试，寒假她一边忙着毕业作品一边进行模拟面试练习。
于墨安找到了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算半个体制吧”。虽然待遇比较低，但空闲时间更多了些，下班可以逛逛书店。
小芸放假后回到东北老家，继续写着自己的学位论文，间或憧憬一番未来的选调生活。
他们相信自己都有光明的未来。
*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于墨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