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由“文科生太多”,想起梁思成一篇失踪七十多年的文章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这两天,有这样一句话,得罪了全体文科生: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此言出自某公号4月14日刊登的一篇论文,作者是四位经济学博士。按中国当下的文理划分标准,这四位,其实便属于“文科生”。

文章的主旨,是针对老龄化、少子化这些现实存在的人口问题,指出“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建议“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

在诸多建议中,有一项是“重视理工科教育”,那句引爆舆论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便是紧随该建议而来的论述。不过,它并不是论文表达的重点,作者既没有就此再做分析,也没有提供可支撑该结论的参考文献,仿佛这句孤零零的话已是不证自明的常识。

社交媒体上,有人笑称“ 诺贝尔欠作者一个大奖”,有人讽刺“ 论文作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确实很文科”,“这报告肯定是文科生写的”,也有人感慨“不是文科生的错,是文科教育有问题”。

笔者想起的,则是一篇失踪了七十多年的旧文。

旧文的作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题为《半个人的世界》

1946年,梁思成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同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1947年9月回国。1948年,梁结合自己的考察见闻,在清华做了一次题为《理工与人文》的讲演。后来又将讲演的内容整理成《半个人的世界》一文。

清华大学建筑系属于理工科。所以,梁的讲演,首先针对的便是本系的理工科师生,希望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而要有社科人文方面的常识与关怀:

“人类一切的活动,莫不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活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是整个的,各部分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各行其是的。所以我们做学问,尤其是研究理工的人,绝不能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不顾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否则,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能害到别人。

梁思成说,那种只在意技术、不在意社会、政治、经济与自然需要的人,只能算“半个人”。这种“半个人”做起事来,是很有可能伤害到别人的。他就自己关心的文物古建保护领域,举了两个这方面的反面案例:

“南京的小火车破坏了鸡鸣寺一带的风景,而且不时轧死人。川陕公路在广元因为几个工程师缺乏人文知识,破坏了数千尊唐代摩岩佛像,使我们损失了永远无法补偿的千余年文物。”

梁说,包括上海汉口等大都市的“现代化贫民窟”在内,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半个人’做的事”。要想让社会往好了发展,便“不能再做‘半个人’了,我们必须做‘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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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上到处都是“半个人”?梁说,这是因为教育的方向出了问题:

“我们若是追溯形成‘半个人’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教育方针的错误。现在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只以取得专门智识为目的,这只是训练匠人,只是制造‘半个人’,而不是教育。工学院固然不用说,只是训练一批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等等,其余学院何尝不然,每年造就大批的物理匠、化学匠、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等等。所谓匠,就是说他们大多数如果只知道本行,此外一概不懂也不关心,他的本行和本人便与整个社会完全脱了节。他们都是‘半个人’。”

由“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物理匠、化学匠”和“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这批用词可以看出,梁思成的演讲题目虽然是《理工与人文》,但在他眼里,需要补足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的,并不只是理工科学生,同样也包括文科学生。这并不难理解:一个搞历史研究的文科生,或许可以拥有高超的文献检索技术和文献解读能力,但若无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轻则学问做得冷冰冰没有人气,重则将能力化为了替权势者张目乃至文过饰非的手段。搞法律者、搞国文者、搞哲学者,皆是如此。

换句话说,在1948年的梁思成看来,中国教育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文科生太多”或者“理工科生太多”,而是文科生与理工科生普遍欠缺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

接下来,梁思成讲述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提到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学院院长Sinnott“主张凡从事理工的人都应该受到人文科学的熏陶”,“耶鲁已决定自本学年起,把全部理工学生课程加上很多的人文科目。”

梁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改革。因为在他看来,“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整个的世界差不多完全为那些‘半个人’所支配”。这些“半个人”依仗着手里的技术,做了许许多多伤害他人的事情。掌控政治权力者,便任意宰割所谓“落伍民族”的土地,攫取他们的资源,最终让自己所在的“先进民族”的普通老百姓,也一样成了受害者。掌控经济权力者,便“只顾技术上的方便,不顾群众福利天然风景,不知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物”,乃至于“忘记了凡是感觉的动物,除了保持肉体的存在,还要在精神方面有所要求”。

梁思成的这些话,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还是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工具”?如果答案是前者,那这教育,便不能只培养“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物理匠、化学匠”和“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还应该让学生拥有人文常识和人文关怀。

遗憾的是,这篇《半个人的世界》,今人迄今尚未找到完整版

上文所引,全部来自一位叫做杨得任的读者的摘录。这位杨得任,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官员,也是一位学者,著有《中国近世道路交通史》等。他在1948年读到《半个人的世界》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世界月刊》上(见下图),内中有大量的原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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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得任说,梁思成这篇文章,是一名叫做余传纪的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特意寄过来的。这位余传纪,早年也曾是杨的学生。在读后感的末尾,杨得任说,梁思成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深信必有很多的刊物文摘一定会转载那篇文章的,恕我在此不能一一摘录”。由这句话推测,余传纪寄给杨得任的,可能是只在清华学生内部流传,尚未公开发表的版本。

后世有些回忆文章或著作声称,该文刊登于清华校刊。但有人核实了1947年-1948年的《清华周报》和《清华学报》,没有找到踪迹。笔者使用“清华大学校刊特色库”检索1947-1948年间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同样没有结果。此外,为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而于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九卷里,也没有收入这篇文章。最大的可能,便是包括梁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内的编纂者,也未能找到这篇稿子。

或许,这篇《半个人的世界》的完整版,真的已经彻底失踪了。1948年的清华大学,正置身于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该年底,校长梅贻琦便选择了南下,校刊顾不上梁思成的文章,不足为奇。1948年的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也正置身于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文化刊物与新闻媒体顾不上梁思成的主张,也不足为奇。至于梁思成手中的原稿,同样极可能没有保存下来。

好在,文章虽然失踪,梁思成对中国教育的这段反思,仍能大体留存下来。

注释

《工作论文 |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2021年4月14日。杨得任:《读“半个人的世界”书后》,《世界月刊》1948年第3卷第6期(上海),第19-21页。常薇:《小CASE | 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走出“半人时代”》,简书2018年8月2日。检索网址:http://thujournal.li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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