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这一称谓，早期特指宰相，乃统领国家政事的最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宰相的叫法，在古代千变万化，历朝历代都不尽相同，有时称丞相，有时称仆射、中书令、尚书令、内阁大臣、内阁首辅、军机大臣等。
明清之前，宰相的地位相当高，可以开府建牙，独立性较强，拥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底，但到了明清两代，宰相的权力被皇权严重压制，往往沦为皇帝决策权的附庸。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中央行政的变迁史，就是相权不断被压缩，皇权不断上升的一个总体过程，但“宰相”一职，不管从形式，还是实质来看，都是除了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人，正因此，后来在家庭生活中，丈夫也被称为“相公”，以此来显示夫君的崇高地位，亦是古代妇女“以夫为纲”的伦理体现，一口“相公”，娘子们可以叫得千娇百媚，梨花带雨，令古代的“官人”们相当受用。
家庭之外，某些地方官，也可叫做“相公”，譬如《水浒传》上就有“经略相公”这一称谓，在宋代是指统领边疆军政的高级将领。
当然，即便不是高级将领，而是七品芝麻官，甚至一般人家，只要对方认为你是一个富贵之人，也可尊称一声相公，帝国中央政府的宰相，一般会被加封为“公”，有此爵位，才得以称之为相公。
到了民间，管它什么宰相，更不理什么爵位，只要高兴，武大郎都是相公，事实上，他的确曾是潘金莲的相公。
无论如何，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交际场合，相公都是一个美称，但是，到了明清之后，这“相公”就变了味。
明代，昆曲集各类文学艺术之大成，雅到令士大夫欲罢不能。而其中的旦角，在公众场合下，不能使用女演员，只能男扮女装，因为政府法定男女不能同台演出，昆曲是中国戏剧之母，后来诸如京剧等诸多剧种，萧规曹随，大都没有女演员，旦角都由清秀漂亮的男子来担当，所谓的花旦，其实再怎么“花”，都是男儿身，追捧花旦的“粉丝”中，士大夫是主力军，他们有钱有闲，关键是很多人还有此“同性相吸”的癖好。
龙阳之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旦角演员“半男半女”，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的一颦一笑，比起“真女人”都倾国倾城，给明清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享受，也给诸多“龙阳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氛围与温床，明清很多小说，如双子星座《金瓶梅》与《红楼梦》，里面的西门庆、贾宝玉、薛蟠、秦钟等，都有男风之好。
红楼里的柳湘莲，原本是世家子弟，就因为吹拉弹唱样样都在行，被薛蟠误认为是唱戏的花旦，便动了心思，强行要与他的“柳郎”行好事，最后差点被小柳打死，其实柳湘莲未必就特别反感“男人”，只不过呆霸王的手段太过于颟顸和猴急，令柳郎毫无美感，反徒增许多恶心，遂设计教训了一回呆霸王，柳湘莲受到侮辱，与其说是呆霸王把他当成了“花旦”，毋宁说是他对呆霸王的具体行为感到愤慨。
士大夫和大富豪有此“雅好”者，甚至可以花钱买一个戏子，放在家里，当做小妾，“花旦”既可专职做男人的妾室，也可兼职，随叫随到，完事走人。
还有的花旦就直接做了“妓女”，更有一些貌如柳湘莲的男子，根本就不是戏曲演员，也专一做这项业务，受此风气的影响，到了清代，这些满足男人龙阳嗜好的小伙子，居然规模相当庞大，把北京城八大胡同的妓女都比下去了。
据《清稗类钞》记载，道光之前，京城妓院里最受欢迎的是“男妓”，而非妓女，那时候，这些与妓女“抢食”的男子被称为“像姑”，即像姑娘的美男子，既然都“像姑”了，一不小心就谐音转意，被称为“相公”了，多大气的称呼，比“像姑”强多了，古人有才。
至此，唱戏的花旦、有钱人家里养的“男妾”、“服务行业”里的花样美男，皆可被“尊称”一声相公。
对此，乾隆时期的下层文人龚炜，在其笔记体历史著作《巢林笔谈》里大发感慨，说士人被称之为相公，皆因人们期待其成为栋梁之才，或者国家的大台柱，而江浙一带，旦角被称为相公，也因他们是戏剧舞台上的“台柱子”，这种关联虽饶有趣味，但正因此，才被天下人取笑。
取笑归取笑，流行归流行，相公“另类”的演化史，到了晚清愈演愈烈，以至于士大夫都不敢轻易使用这个称呼，也对自己被别人称为相公，
而莫名的尴尬与不爽，可见，另类上位，变成“主流”，而原本的主流，反堕为“另类”，倒非常像今天“小姐”这一称谓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