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鄱阳湖大战，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在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前，总会有对前朝的灭国之战和与曾经的“队友”之间的争夺，而这种争夺，总会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例如，在秦汉，有垓下悲歌，相应的，元明易代，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会面对他的强敌——陈友谅;然后送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鄱阳湖之战。
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世运的进步，战争的方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中世纪最大规模的水战——鄱阳湖之战。鄱阳湖之战不只是朝代更迭中的一朵小浪花，可以成为风口浪潮。换言之，不仅是改朝易代的关键，更是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战前形势对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各方势力范围
元末农民起义，白莲教魁韩山童首举义旗，号红巾军。后被镇压，余众刘福通并韩林儿等人盘桓直隶、黄淮之间，逐步星火燎原。与此同时，张士诚、徐寿辉、郭子兴等人纷纷响应，时有反复。
到至正二十年，曾经如火如荼的红巾军已经腹背受敌，早早消亡;张士诚家资最丰，据有大半江浙;陈友谅刚刚夺权，根基未稳，势力与张士诚接壤，同时需要防备西南的叛将。
红巾军
至于我们的主角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北面的韩林儿、刘福通已经瓦解，西面是陈友谅，志大才疏;东面是张士诚，小富即安，后期已经被蒙元腐蚀，经济实力不错，军事实力却未必。
陈、张占据吴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因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而被朱元璋收入囊中。至于元朝政府，早已经风雨飘摇，不足为惧。南方势力的争夺进入了最后阶段，是时候整合所有力量与北方的蒙元政府一较高下。于是，至正二十三年，朱、陈会战于鄱阳湖，陈氏大败，朱元璋解决了统一南方最大的阻碍。
2.为什么要夺取鄱阳湖?
元朝，在经济上，是一个很令人可惜的朝代。在它之前，宋朝，出现了中国的商业革命，出现了创造性的纸币、市场、租赁关系、雇佣关系。在它之后，明朝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两个朝代之间，元朝不能说毫无建树，但确实错失良机。相比于宋明法律和风气上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帮助，元朝却“穷极江南，富夸塞北”。
夺取鄱阳湖，或许是多种因素组合的必然，然而其中必不能忽视元朝时江南的经济现状。鄱阳湖属江西北部，长江下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据有鄱阳湖，则能为军队减轻相当的经济压力。
鄱阳湖水域广阔，朝代更迭之际常有湖寇，这既能为部队补充兵员，又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隐患，安定当地民心。另外，在古代，鄱阳湖是北方进入江西的水道，南宽北窄，地处津要。夺取鄱阳湖显然有着战略上的必要。
从各方势力割据的状态来看，至正二十三年前后，张士诚、陈友谅的势力已经暗通款曲，颇有联合的趋势，这对朱元璋是极为不利的。其次，鄱阳湖会战之前，陈友谅已经屡屡进犯江西，对朱氏造成了相当的人员伤亡，无论是出于防卫还是为了安定军心，朱元璋都必须对此作出回应。陈友谅是渔家的孩子，他的队伍，水军最强。所谓“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
这样，朱元璋要统一南方，就要先打败陈友谅，要打败陈友谅，就要先打败他的水军。最后阶段，两者争夺的焦点在江西，共80万大军决战的战场，选在了鄱阳湖。
大战一触即发
1.背景：从战前举动简单预判
《明史·太祖纪》：“二十三年春……二月壬申，命将士屯田积谷。”鄱阳湖之战之前，朱元璋稳扎稳打，屯田积谷。
这不仅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而且显示了朱元璋对自己势力范围内强大的掌控、管理能力，也可作为明太祖治正清明，“百姓归附”的佐证。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顺应民心，才能事半功倍，取得“将士用命，百姓咸宁”的效果。是月，友谅将张定边陷饶州。士诚将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三月辛丑，……以韩林儿归滁州，乃还应天。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
这是说朱元璋腹背受敌，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接连应战，损失惨重。太祖的应对方式是：反间计。“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他让一名书生给陈友谅写信，写一封注定只被张士诚看到的信。在此之前，陈、张已经有了联合的迹象，在此之后，这联合有了裂痕。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显而易见，洪都是鄱阳湖之战的导火索。这一点，后文可以佐证。首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在旬月征战的状况下，让主持大局的朱元璋奔赴洪都“救”，已经能看出战局的危急。这是有根由，在洪都，陈友谅吃了苦头。
陈友谅的身份，官方说法是“大汉”的皇帝。定都江洲，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而洪都，是现在的江西南昌，这个地方属实是卧榻之侧。但是，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朱元璋，于大局，夺洪都是保卫“京师”，于个人，这也是陈友谅复仇之战。
对朱元璋来说，洪都同样重要。一者，是威胁“大汉”的桥头堡，二者，它不仅距离江洲很近，也距离应天不远。我们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次决战，不是朱元璋理想的状态，朱元璋也许会胜，也是惨胜。除了“人心”，朱元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2.经过：两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鄱阳湖之战是一场惨胜。“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
在武器装备上，朱元璋的小船面对“望之如山”的战舰，不仅仰攻不利，而且随时有被人威胁中军的危险，十分狼狈。但运气和人品也是实力的一种。大风起东北，风助火势，陈友谅的“联巨舟为阵”的大木船于是成为拖累。
这一幕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相信，那时候的苦孩子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连三国的说书都没有听过。下一次历史的重演要等到女真人的到来了，这是后话，姑且不提。
另外，同样是对待俘虏，陈友谅杀了，朱元璋不仅救了，还送回去——“友谅势益蹙，忿甚，尽杀所获将士。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
那么，朱元璋有没有杀人呢?也杀了，但他杀的是自家军队，激励士气了。这让士兵对两者有了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朱元璋的士兵发现投降也得死，不拼命也得死，拼命还可能活，那不如拼命。陈友谅的士兵则发现，拼命了，被对面杀死，不拼命，被自家老板泄愤杀死，被俘虏了还可以活着，甚至家人同伴还能被祭祀。
尽管从表面上看，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陈友谅都有碾压式的优势。但在隐形方面，无疑是朱元璋占据不败之地。朱元璋军队的令行禁止，后方的安定，对全局的掌控，对将领的调度，陈友谅都是不如的。不仅如此，上文提到，陈友谅有叛将，他是杀掉徐寿辉然后上位，也并没有展现出一个上位者应有的大度，他的势力内部隐患是可以想见的。
陈友谅鄱阳遗爱，流誉千载
基本的战前形势，前文已备，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鄱阳湖之战之后对朱元璋谋划中原的影响。首先，陈友谅在这场战役之中“空国而来”，他的军队主力已经飞灰湮灭，他本人中流矢而亡，利益集团内部“山头林立”，几乎是完全凭借个人能力维持着这个“大汉”的存在，他本人死亡，势力也于是被分化瓦解了。
朱元璋几乎踢掉张士诚就可以与元朝政府展开决战了。在朱元璋消化了陈友谅的遗产，解决了内部问题之后，截止到至正二十五年，张士诚逐渐沦为苏杭的小地主，朱元璋已经将他赶出长江以北。彼时的张士诚，士兵骄矜，没有忠臣良将，尽管占据了最富裕的苏杭地区，但几乎是一只没有什么防范能力的肥羊。
元朝有四大汗国，军队强大，大范围的北方地区都处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但是，在解决了张士诚之后，以整个南方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斗争经验，将元朝政府驱逐出关外，维持传统汉族王朝政权的基本盘并不算太难。
可以说鄱阳湖之战对朱元璋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啃掉了硬骨头，将自己坐江山最大的竞争对手消灭掉。其次，朱元璋还拥有了陈友谅范围内的经济、军事助力，对张士诚形成威慑，让朱元璋没有了后顾之忧。
陈友谅被射杀
简单来说，至正十六年，张士诚称吴王，定都平江(苏州)，至正二十三年，鄱阳湖之战，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称王，定都应天(南京)。应天与平江之间，许多年勉强相安无事，大家欠陈友谅先生一个“和平奖”。
2.明朝水军建设
基于鄱阳湖之战的惨烈教训，有理由怀疑这给朱元璋先生留下很大的阴影，以至于明朝的水军不仅空前，而且在封建社会绝后。明朝前期的郑和下西洋，中后期的壬辰卫国战争，甚至末年收复台湾，都倚仗了强大的海上实力。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朝洪武年间还曾进行过长达20余年的从江南太仓到辽东的海运。在这样大规模的运输也锻炼了明朝官兵的海上实力。
举例来说，洪武年间的那些海运参与者，尽管他们的事业不显著，但他们的牺牲和钻研，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到郑和一下西洋的时候，他所能倚仗的，就是国朝发展二十余年积攒的海船建造的经验、内陆官兵和江南健儿出海的经验。
另外，明朝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度。水军也必定出现在卫所之中——当时许多卫设有水军所。当时参与海运的卫最多时有40个.
郑和下西洋洪武二十九年时就曾“命中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朱信、前军都督府都督金事宣信，总神策、横海、苏州、太仓等四十卫将士八万余人，由海道运粮至辽东，以给军晌”。
当然，参与海运的并非只有水军所，除了如金吾后卫水军所和府军卫水军所一类建制之外，还有如江阴卫前所、横海卫后所、金山卫左所、高邮卫左所和鹰扬卫右所一类的普通所。
洪武年间的海军，因为皇帝的重视，也因为现实的需要——辽东屯田，防备北元——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发展出来。制度的设置和现实的磨砺迅速地增强了明朝水军的力量。
水军不仅在卫所之中占比较多，而且分布广泛，承担着重要任务。从人员构成上看，水军内部有着元朝和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残兵败将，他们拥有丰富经验。但基层军官多半由内陆人构成，也有很多最初跟随太祖起兵的子弟兵。总结
鄱阳湖之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这一战之后，张士诚、元朝的势力，也就不足为虑了。鄱阳湖地广千里，双方参战人数达八十万之众，战船高数十丈，绵延数千里，规模空前。在战略上，鄱阳湖之战是奠定国运的一战;在战术上，鄱阳湖之战也有了意料之外的创新。至于朱元璋先生本人之后报复性地造大船以致于促进了明朝的海上实力，这又是意外之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