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公元1814年1月1日-公元1864年6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后移居到官禄布村，太平天国天王，清末农民起义领袖。
影视剧中的洪秀全形象
1 “懒癌”皇帝们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或至截然相反。有的宵衣旰食，“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忙得不可开交;也有的懒理朝政，以至臣子们一二十年难睹天颜一次。前者如朱元璋、玄烨，后者则有明世宗、神宗这对特立独行的爷孙。曩者论此，视为英主、昏君之别。其实说起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帝王，所以至此，原由一模一样——皆因帝权过于集中。
大权独揽，就得日理万机，帝王如果不肯懈怠，惟有事必躬亲，整日四脚朝天。反之，另外一些帝王，却被万事系于一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不耐繁剧，索性来个闭门不纳，自己藏头露尾，躲其清净。换句话说，若非二千年来帝制中央集权，并且后来中央集权又废相权、进至于帝尊独权，做皇帝的，既不至于出现什么英主，也不必导致另一些堕落为昏君——他们其实同属被逼无奈。
嘉靖、万历二帝之荒怠，闹出不少奇闻。例如嘉靖迷于炼丹，道士段朝用告诉他，“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他便传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居然请假离职，举朝愕然。万历比他祖父更奇葩，奉行“五不主义”：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缺官不补。四十五年二月，百余名群众齐聚长安门外请愿，“环跪号诉”;他们都是一些在押犯人的家属，因为皇帝很久不理政务，致使镇抚司长官缺员，无官理刑，“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人犯自生自灭，有些本来罪不至死的普通犯人，竟至瘐死狱中，“有罪者不得速正厥法，无辜者不得早雪其冤”。官缺不补是一种情况，也有相反之事，在任官员如因各自缘故想求去者，同样告请无门，“章必数十上而不报”，一再打辞职报告皆无回音，最后大家只好“拜疏自去”，留下一个书面说明，不等批准，自个儿走人。
2 常年在线隐身状态
洪秀全虽未至嘉靖和万历的地步，但也懒愿理政。所幸他不曾和他们一样，都一干好几十年，否则，洪天王垂拱而治的行为，只怕也很可观。实际上，洪秀全在天京前后十年，末几年，这种况味越来越浓。
早先，洪秀全的神秘，倒不缘于懒理朝政，而是轻易不公开露面，尤其不让外人知其下落。从头到尾，有幸见其面者，除开太平天国高官，或许外加罗孝全这么一位外国人。这造成洋人一度普遍怀疑是否真有其人，抑或他是否早已死掉。
1853年，麦都思牧师邂逅一名天京的逃兵，马上提出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问他是否确有太平王这么一个人，或者是否如有些人说的那样，他已死去，在轿子里到处招摇过市的仅是他的偶像。他说，他毫不怀疑太平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外出时总是坐在轿子里，但由于被绸子层层遮掩着，因此，一般人并不能看到他。然而，最高级官员每晚都能见到他，他们每晚都去商议朝政和领旨。
洪秀全过于诡秘。从他入金陵之日起，便即如此。《金陵省难纪略》写其入城：乘黄轿自水西门入，被侍从水泄不通地围住;所有路人跪地，不得仰视;众多随行女眷骑马跟在轿后，“纱帕蒙面”，有如穆斯林妇女;轿子径入当时两江总督府，之后“不复出”。这是他在南京惟一一次公开出行，而在场市民却并不相信他存在，谣诼广传，认为“天王是木身无其人”。入城后，也有一谣言，说杨秀清将洪秀全诱于荒淫，“困洪逆于酒色以揽其权⋯⋯自是贼中事洪逆几不复与，置一木偶舁以临朝，手持一扇以掩其面，杨逆立其旁代为批答，左之右之，惟所欲为矣。”指洪秀全完全不视朝，每次坐殿之人，乃一木制假人。此属捏造无疑，因为洪天贵福、李秀成供状里，都提到过洪秀全坐殿之事。然而，流言蜚语，情有可原。要不是洪秀全自己深居简出，既不接触权贵以下人物，也不露面于外宾，何至有这等奇谈怪论?
前期的自我封闭，更多出乎安全考虑，是有可能的。然而天京之变后，情况明显不同，安全顾虑，更多转向个人心理变异。亦即，洪秀全不单继续回避公开露面，乃至在国家权力核心层这极小的范围，也懒于理事，幽闭症趋于严重。
这在李秀成笔下，有大量记述。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臣，李秀成步入核心层后，总共只记有六次与天王面见。平均每年不到一次。
3 “凡间的事”我不管
一般野史，特别乐意说他溺于酒色，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女人身上，《江南春梦庵笔记》便大肆宣扬这一点。好像也不是全无根据，《公选外务裁判官诏》在宣布“自后不理庶政”时，指其由头是“爷降一梦，启示朕妻”——上帝托梦于他身边一位女人，让她告诉天王，以后不必再理国事了。此细节确实启人想象，难怪坊间会从中挖掘后宫的因素。但是，这种“索隐派”的思路，不妨博人一粲，却不宜当真。
正解在哪里?正解可自李秀成一番谈话中找见。1860年8月，李秀成在苏州接见一个传教士访问团;那时，初露“爷哥朕幼”口风的《收得城池地土梦兆诏》，刚刚颁发不久。会见时，洋人向忠王总共提出三十个问题，请他作答。其中，第二十六个问题问答如下：
26.天王决断所有的朝政吗?
是的，但他轻视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说它们是“凡间的事”，不是“天事”。对属于“凡间”一类的奏章和请折，他常常仅稍加浏览就批复了，并没有仔细地审阅。
李秀成的回答，相当严谨。首先，对是否由天王“决断所有朝政”，他断然答以“是的”;亦即国家大权牢牢握于天王之手，这一点绝无疑问、不会动摇。但随后又指出，天王厌烦“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两个修饰词非常重要，一是宗教，一是多，言外之意，天王希望只过问与宗教相关的事务，以及少数关键事务。李秀成的说法，后在《公选外务裁判官诏》完全得到证实，诏旨所用“庶政”字眼，也正好是“凡间的事”和博杂政务的意思。
其中，真正的关键词应该是“宗教”。天王讨厌冗庞事务，急于从中脱身，并非想以更多时间享乐，而是愈来愈渴望埋头宗教，以便专心致志考虑某些重大理论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思索“天事”。这是他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和心态上的大变化。他的灵魂不知不觉被一些玄思所占据，而“凡间”之事已不能引起他兴趣，以致那些涉及国家大事的奏章，他竟失去注目的耐心，“常常仅稍加浏览就批复”，根本不作“仔细地审阅”。
这是1861年3月天王终于宣布“不理庶务”的原因，也是末期三年多当中，天京各种事情陷于一团乱麻的终极由来。
4“总有刁民想害朕”
洪秀全“隐退”如何导致朝政紊乱，梳述如上。他付出国事日隳的代价，去思索所称为“天事”的重大理论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世人一无所知。然而，有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就是他在梦幻世界里愈走愈远，以至于天京危在旦夕、断粮绝食，他竟一味命人“信实天情”，“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具俱是有天”，把野草说成“甜露”，宣称可以充饥。你若说他以谎言骗人，则又不然，因为他自己首先相信并身体力行，亲自在宫内挖“甜露”为食，末了命丧于“甜露”。
尽管前面我们对洪秀全拒理朝政系出耽溺后宫享乐的说法，嗤之以鼻，然而此刻又想指出，也不能尽信他如此表现，仅仅出于“轻视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这么高尚的理由。他的行为背后，只怕确有一些隐秘的因素。
我们知道他曾有精神疾患，气质中病理未除，根源犹在，很难承受重大挫折。1856年天京之变，虽渡过一劫，却极有可能对他心理造成致命一击。杨秀清的挑战，将1843年以来他借传教的成功而与客观世界逐渐建立起来的协调性、和谐性、一致性，无情打断。他重新陷入对外界的深深疑惧，连自己所立的一些信念，也不知不觉改变了。他不再信任外姓，在政治领域重新乞求于家族、血亲关系的支援，纵然明知洪姓诸人难堪所用，仍然把自己和国家与他们死死捆在一起。
太平天国礼拜堂。绘者不详。帷幕正中四个大字，显为汉字“天父天兄”的摹形
说起来，我们可于大义上指责他是背弃“公天下”、回归“家天下”，但从自我心理内涵来论，确实表现出他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不信任，开始走向与之相背离、相疏隔。这种疏离，这种对抗或抵抗，不单显现在选人用人上，进而发展到对所谓“凡间”事务充满了抵触、厌弃和惧避的情绪，渴望找到一处密闭、单纯、不受打扰的空间，来安妥自己不堪重压的心灵。于是，宗教便成为最佳的庇护所;在那里，他只须面对玄远的“天事”，而不理睬世事之纷扰。基本上，所有意志脆弱之人，当无力肩扛现实时，都会设法作精神上的逃遁。古之文人，“入而儒，出而道，逃而佛”;洪秀全实际也是走相同道路，无非“佛道”于兹变为“爷哥”而已。他对国事情势变化的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以及完全执着于自我想象，是他放弃现实的极好证明。
故而，我们可对“隐身的天王”终于下达一个诊断：此系洪秀全心理旧疾，历经漫长掩盖和遗忘后，在境遇和遭际刺激下重新发作。而此番复发，他身居天王、头戴上帝次子光环，毕竟不同于二十年前屡试不第、人生绝意的情形，故不至于完全疯掉，而是借与“凡间”切割的方式，存其部分自信，维持相对平衡的内心，支撑他走完生命最后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