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只剩下三天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灭绝人性地对关押在“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革命志士和政治犯进行了集体大屠杀。在这以前的9月6日，刽子手们已秘密地在松林坡戴笠会客室杀害了著名爱国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将军。
11月30日，重庆解放。不久，重庆市委成立了重庆市渣滓洞脱险同志联络处，负责寻找和联系脱险的同志、难友，协调解决有关事宜。
联络处成立后，立即在《大公报》(重庆版)头版头条用大红大字体刊出“政治犯，请来联络处报到”的公告。联络处设在校场口和平路1号，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廖伯康、雷雨田。联络处成立不久，从渣滓洞脱险的肖忠鼎首先到和平路报到。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渣滓洞的老“政治犯”。
联络处还组建了清理治丧小组，专门赴渣滓洞、白公馆等处，负责清理烈士遗体及治丧工作。组长由吉庆祥担任，我和彭组基为成员，参与了这项工作。
12月3日，在渣滓洞听罗广斌(重庆大学学生，地下党员)说，杨虎城将军在大屠杀前已被秘密杀害，具体日期和地点却搞不清楚。罗广斌说，特务们为了掩盖罪证，极有可能将将军遗体掩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联络处领导决定专门成立三个小组，在渣滓洞一带查找杨将军的遗体。第一组由孙晓村任组长(孙后为民革中央委员)，带两名民工；第二组由曹开任组长，带两名民工；第三组由我担任，也带两名民工。
当时已临近冬天，三个组的同志扛着锄头等挖掘工具，成天在原“中美合作所”禁区内寻找、访问。12月的重庆，阴雨绵绵，大家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拄竹棍，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喝山溪水。在山坡上寻找了一周时间，仍一无所获。
冷、累，大家毫不计较，但找不到将军的遗体，大家感到非常不安，既没能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又对不起将军亲属，使亲人“死不见尸”。
一天，戴公祠一个伙夫说，9月6日晚，上头叫置办一餐好酒好菜，做好后不让送去，上头会派专人来取。伙夫只是远远望见戴公祠灯火辉煌，人来人往，按经验，是有大人物应酬，但当时不知是谁。后来才知是杀害杨虎城前摆的所谓“饯行酒”。
综合罗广斌的介绍，我们寻找小组将情况汇报给联络处，要求放宽时限，坚决要找杨虎城将军的遗体。
又继续寻找了几天，重点定在松林坡戴公祠一带。
12月12日中午，天下大雨，三个小组集中在戴公祠躲雨，商量下一定的寻找方案。孙晓村在花园内一花台上望着远山凝思……手中拄着竹棍不小心插入土中，竹棍竟一下子陷进去许多。孙晓村觉得蹊跷，下雨天泥土应该更沉实紧扎，这花园土为何如此疏松?赶忙叫民工拿来锄头，未挖几锄，已觉有股腐臭味袭来。
大家顿觉有种希望之光闪现。果然，挖开湿土，露出一具伏卧着的高大遇难者，遇难者脚上连镣铐都未解下，右肩上放有一骨灰盒(后知是杨将军夫人谢葆真烈士的骨灰)。再挖，现出仰卧着的另一20岁左右男性遗体(后知是杨虎城将军幼子杨拯中烈士，又名杨狱生)。
大家非常激动，急忙将情况报告联络处，并上报市委。
重庆市委立即在《大公报》连续几天刊出启事，要求认识杨虎城将军的人士前来联络处，帮助查认遗体。
大约是12月16日，两个原西北军下级军官来到和平路一号，经辨认，确切证实“高大遇难者”便是杨虎城将军。
后来，又在花园附近挖掘，陆续发现了杨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宋绮云烈士及夫人、中共党员徐林侠烈士，宋绮云烈士8岁的儿子宋振中烈士(即难友昵称“小萝卜头”)，还有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等遇难者的遗体。宋绮云夫妇与儿子是9月6日同杨虎城将军一道被杀害于松林坡戴笠住处的。不同的是，杨将军受害处是在戴笠会客室，而宋绮云等则是在警卫室。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通知杨虎城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某团团政委杨拯民同志来渝，商量办理杨将军后事。杨拯民认为将军生在陕西，叶落归根，要求运回西安。西南军区和重庆市委托人在江北为杨将军购下一副上等棺木。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厚葬，以追记杨虎城将军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立下的丰功。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杨虎城、谢葆真及随同遇难烈士的灵柩运回西安，安葬于西安南郊韦曲杜公祠西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