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故事
1.邓小平和他舅舅的故事
1904年８月22日邓小平出生时，他的舅舅淡以兴已满4岁。邓小平从牙牙学语时起，经常被母亲淡氏带回娘家，舅甥俩常在一起玩耍。邓小平和舅舅淡以兴虽说是两辈人，但他们在一起捉迷藏、玩耍时，从来没有顾及辈分不一样，而完全像一对志趣相投的小伙伴。舅舅比邓小平大，处处护着邓小平；邓小平机智聪明，舅舅有了事他就主动帮忙。1919年，邓小平到重庆求学，然后赴法国勤工俭学，舅甥俩30多年未曾见面。
“共产党的差事不白给啊”
1949年下半年，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享誉中外的刘邓大军，在贺龙统帅的十八兵团配合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了盘踞西南的国民党90万军队，解放了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和西康。此时邓小平就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并驻足重庆。
1950年春天，远在广安的淡以兴听说邓小平当了大官，二话没说，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来到重庆。警卫员崔来儒立刻向正在开会的邓小平悄悄报告：“政委，您舅舅和老娘从广安老家来了。”邓小平一怔。崔来儒继续说：“要不要通知卓琳校长，叫她回来招呼一下？”邓小平把手轻轻一挥：“不用了，告诉接待科安排他们在招待所住下。”“不行哪，您那个舅舅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一个劲嚷嚷说大老远赶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呢……”“那就先安排把饭吃了。”“他说还要喝酒，要吃香肠、老腊肉……”邓小平不语。崔来儒急了：“政委，我给您提个醒，家乡老辈子来了，您不陪陪？怕是失礼啰，人家要说闲话的……”邓小平挥了挥手，又回到了会议上。
是夜，在邓小平家里，淡以兴满身酒气闷头坐在沙发上。邓小平回来了。淡以兴劈头就问：“好哇，贤娃子（邓小平儿时的小名），你当真当了大官，六亲不认了！皇帝老子还有三个草鞋亲嘛！”邓小平苦笑：“舅舅。”“你还认得舅舅啊？你还记得你的亲娘老子不？”邓小平答道：“记得。”淡以兴突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可怜的老姐姐啊……贤娃子，你晓不晓得，你走后不到7年，你妈就因为想你盼你惦记你，40岁出头就死了。你那时还在法国，你是她的长子，她生前最疼你了，你想过她死前的心情没有？她没能见你一面，死不瞑目啊！”
邓小平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舅舅，我怎么能忘了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怎么能忘记与舅舅一起上学，一起赶场，一起打碰钱、做游戏的童年？尤其是妈妈，离开她老人家30年了，这30年无论我走到哪里，慈母的形象魂牵梦萦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啊！妈妈那么勤劳、善良、正直！那时爸爸常年在外，家中大小事务全靠她一个人负担，照料我们几个子女和祖母，白天养蚕、缫丝、喂猪、做饭，夜里缝补浆洗，过度的劳累怎么不让她老人家……记得离家那天，妈妈带着弟弟妹妹送我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五里墩。我拉着她的手，叫她别哭，告诉她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回来，将来在外面做事再回来接她……”
“还有爸爸，”邓小平深情地继续追忆着往事，“我要永远感谢他老人家，他是个开明、有抱负的人，是他把我送上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1920年农历七月十二是我16岁生日，爸爸特地从广安赶到重庆给我过生日，为我送行，并捎上了一大包妈妈亲自给我做的广安牛肉干。记得我们去了太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爸爸点了几个好菜，可他拿起筷子就哭了，一口也吃不下。我‘扑通’一下跪在爸爸面前，含着泪水对爸爸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会牢记你的教诲，拼命学习，将来学成回国报答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第二天我就登上了法国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起锚东下。那时已经立秋了，秋风瑟瑟的码头挤满了送行的亲友，我看见爸爸不停地向我挥动手臂……还有，妈妈亲手给我做的那包牛肉干，好沉好沉，我吃了一个多月，一直吃到了法国马赛。”
邓小平与淡以兴舅甥俩只顾拉家常，竟忘记了一旁的夏伯根。近50岁的夏伯根身材高挑，衣衫整洁，脑后束着发结，人很精神。她是嘉陵江上一位船工的女儿，勤劳善良、聪明能干，深得乡邻的爱戴。她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却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女儿邓先芙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把华蓥山游击队的共产党员领回了家，夏伯根二话没说，就把共产党员在家里藏了起来。重庆解放后，夏伯根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十分高兴。她拿起一把锁把大门一锁，拎上一个小包裹，和邓小平的幺舅淡以兴一起来到了重庆。
这时淡以兴急忙拉过夏伯根介绍说：“贤娃子，这就是你的后妈夏伯根，是她给你老子披麻戴孝送终的。你老子死后，你们这个家全靠她支撑起来，孤儿寡母不容易啊。她种田、织布、做饭样样会，为人爽快侠义，乡亲们没有不夸的，都说你们邓家有福气。”
“舅舅，你别说了。”夏伯根转过来对邓小平又说：“听说你回来啰，想来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邓小平听到舅舅的话，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农村妇女，眼里噙着泪水说：“不，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夏妈妈！今后我们给你养老！”一番话，听得夏伯根泪流满面。后来她一直和邓家人生活在一起。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里，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夏伯根也没有离开。当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们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哪个都活不成。”夏伯根与邓家同甘共苦，一直到百年仙逝。
邓小平回过头来看一眼淡以兴，说：“舅舅，1939年邓垦到延安后曾经跟我说，是你变卖家产资助他去延安的，后来，国民党还因此通缉你，搞得你一家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你到重庆来看我，我晓得也该给你在重庆谋个差事。但是，共产党的差事不白给啊……”
淡以兴苦笑了一下。夏伯根着急地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角。淡以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一旁玩耍的胖胖（邓朴方）见大人们都不说话了，突然插了一句：“贤娃子？爸爸叫贤娃子？我怎么不知道啊？”淡以兴也故意逗他，说：“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放暑假的时候，舅公来接你回广安老家去耍！”“说话算话？”“说话算话。希贤，过两天我们就回广安了。舅舅虽然没的啥子本事，但是养活自己还没得问题！”
“哪个是邓大人的舅舅？请到前面来割肉”
1976年初，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兴起，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安协兴乡偏僻小山村的淡以兴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了。70多岁的老人在床上躺了七八天，只有老伴照顾着他。
4月16日这一天，广安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老伴要他下床到外面去晒太阳，活动活动身子骨。老实巴交、心地淳厚的淡以心慢慢走出院子。在一条小路上，碰见好朋友金福生老人。金福生望望淡以兴的气色，说：“老淡，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出来走动了，不要怄气，邓大人吉人自有天相，打不倒的！走，去龙溪场散散心！”
淡以兴叹了口气，看看天空，说：“我四肢无力，脚都拖不动，啷个去？”金福生说：“你是好久没沾油荤了。这样，我去龙溪街上给你找斤肉票，割点肉回去补补。”
两位老人到了龙溪街上屠宰场，案桌前买肉的人已排了一长串。金福生叫淡以兴把队排着，自己去街上找肉票。
淡以兴刚排上队不久，队列里有认识老淡的，说：“那不是邓大人的舅舅吗？”
这么一说，买肉的人都调转头看淡以兴。正在卖肉的屠工老张看见队列里的骚动，又听说是邓小平的舅舅要买肉，便停下了手里的刀问：“哪个是邓大人的舅舅？请到前面来割肉！”
淡以兴老人双手颤抖，心里紧张，没敢上前。队伍中几位年轻人把淡以兴推到案桌前。老张望望淡以兴，对排队的人们大声说：“邓大人为咱们老百姓，被奸臣陷害，他的舅舅割点肉不算开后门吧？”
群众激动地回答：“不算不算，给邓大人舅舅割吧！”
老张给老淡砍了两斤膘肥肉好的“宝肋”，可是淡老身上只有一元钱。
淡老坚持只要一斤，硬要老张割去一斤，老张说：“你什么时候带钱来补我就行了。”
老张递肉给淡以兴时，说：“淡大爷，我们早就想给邓大人去封信，叫他一定要坚持地活下去，我们怕他收不到。你是他舅舅，那帮奸臣再狠也狠不到拆邓大人的私人信件，你告诉他，我们心里装着他的！”
淡以兴捧着肉，颤抖着双手走出人群，转到房角，再也忍不住心酸，泪水决堤般地流了出来……
“ 嘎嘎（肥肉）都没的几砣”
1986年２月，邓小平回成都过年，很想见见他的舅舅淡以兴。2月10日，广安县委便把淡以兴送到成都。
邓小平见到舅舅，马上与他握手：“舅舅，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爬到其他人都不敢爬的神道碑乌龟背上去，那些小鬼都喊我们两个是‘捣鬼蛋’”？
淡以兴说：“咋个记不得？”
邓小平说：“好、好！舅舅记得就好。”
舅甥相见以后，免不了回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往事，免不了谈及几十年的沧桑岁月。邓小平说：人们说，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我们都老了，儿时的美好时光仅成记忆了。
淡以兴的老伴特别向邓小平讲到：1966年和1976年，邓小平两次蒙难时，淡以兴虽然受株连，在广安受尽了苦，但他每次被残酷批斗时都要把身板伸直，挺起胸膛，扬起头说：我们的小平打不倒!
中午吃饭时，淡以兴见餐桌上没有几样菜，就撇着嘴说：“你当那么大的官儿，就吃这样的菜呀，嘎嘎（肥肉）都没的几砣，只有一点点嘎嘎，你我都爱吃的广安膀扣肉连影子都看不到。”
邓小平听后就说：“那就添菜，再弄点嘎嘎来吃，至于膀扣肉，成都没得人做。再说，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多吃膀扣肉对身体也不好。”
舅舅看见餐桌上摆的红颜色的酒，他说：“未必连广安的奎阁酒那种白颜色的酒都没得吗？”
邓小平给他解释，桌上摆的是红葡萄酒，比奎阁酒贵得多，老年人应该多喝点这种酒。而舅舅喝习惯了的广安奎阁酒一类白颜色的酒，则应该少喝一点。但小平考虑舅甥难得见一面，为了不扫舅舅的兴，还是叫人拿了一小杯白酒来给幺舅喝。舅舅喝了一杯说不过瘾，还要喝，连喝了三杯，喊服务员再倒酒来。小平说不能再喝了，川剧里演的武松在景阳冈也是三碗不过冈。小平这一招还挺管用，因为对舅舅来说，川剧里的台词是“一句顶一万句”，他也不再要白酒喝了。
1989年11月14日，淡以兴因病重治疗无效去世了。广安县委考虑淡以兴和小平同志的特殊关系，便将淡以兴病逝的消息和住院治疗的病因、治疗过程通过地委、省委，报告了邓小平办公室。后来广安县委收到“邓办”转达的小平同志的三句原话：
“知道了。”“规格够高了。”“不再送什么了。”
这三句话都用了“了”，说明时年85岁的邓小平虽因岁月的风尘染白了他的双鬓，真可谓：“少小离家”的他已经“鬓毛衰”，但又是真正的“乡音未改”，乡情依旧浓，因为地道的广安乡音，说话时是离不开用“了”的。
这三句话又可以解读为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处理亲舅舅的丧事，“规格”已经“够高的了”，连花圈、唁电之类也“不再送了”。
2.邓小平在重庆的故事
1920年，他在重庆的东水门码头登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路，成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49年至1952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重庆也留下了他主政大西南的点点滴滴。
重庆，是一个在邓小平人生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用人民币收兑银元券平息金融风波、与投机倒把分子打“大米战争”来平抑物价、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
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艾新全与林明远所著的《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介绍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做出的历史贡献。
艾新全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产生，而这一时期也为后来其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最终成熟，提供了丰富养料。
“邓小平在西南时期的经济活动，既不同于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一个狭小且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实践，这时的独立性、自主性相对较强；也不同于后来他上调中央后面向全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实践，这时主要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实践活动。”艾新全说，当时的大西南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之一，有23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7000多万人口，不发达的多层次的生产力。邓小平在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主要是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但邓小平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西南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创造性地贯彻和发展。
以下三个故事讲述了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做好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工作。
平息金融风波
1949年12月10日，重庆刚解放10天，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正式宣告成立。重庆市军管会发布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国民党货币及银元券作废，禁止使用。但是政府手中的人民币却占领不了市场。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缺少货币手段外，突出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初建，社会秩序尚处于混乱状态，群众对人民币还缺乏信任，潜伏的敌特伺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社会上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城乡形成银元交易黑市，破坏了金融秩序。”艾新全介绍。
为此，邓小平做出一个决定，为减少损失稳定人心，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都要收兑。当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告示“以100元人民币（旧币）比1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群众手里的银元券”时，却出现了一场挤兑风潮，全市各收兑点纷纷告急，银行库存减少，汇兑的人有增无减。
刘伯承、邓小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听完重庆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的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说：“只要能维持三天就行。我与刘司令员商定，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只调集应急资金能否摆脱困境？与会人员都很疑虑，邓小平只好向大家交底说：“早在半个月前，已经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出加急电，电请中财委急调1000亿至2000亿人民币（旧币）空运重庆，估计这几天就可运到。”
很快，在银行大楼前挤兑的人们惊奇地发现，银行铁门前奇迹般地堆放着成捆成扎的崭新人民币（旧币），门前排队的长龙渐渐消失。几天后，中央派专机又给重庆送来了几千亿人民币（旧币），解决了西南局的燃眉之急。
智斗投机商
1950年春节前后，重庆和成都的物价涨风突起。以重庆为例，一个月内，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1月份上涨1.92倍，面粉上涨1.99倍。
“这十分反常，以前重庆物价从未高过上海物价涨幅，但此次却远超上海水平。”艾新全说。
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多次召开财经会议商讨对策。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主要问题在于西南的收支不平衡。
以邓小平为主任的西南财经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来平衡收支，比如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券、收集社会闲散游资，裁军37万以减少财政支出，禁止银元流通、取缔黑市等。
此外，他还发现物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邓小平、贺龙决定在成渝两地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战争。
重庆大阳沟，是当时与不法投机分子进行较量的第一线。那时，全重庆最有名头的米贩子都汇集在这里，他们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又以远高1倍的价格转手抛出，造成物价波动，粮食市场紧张。
“他们涨我们也涨，到时候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邓小平召集重庆市政府和粮食局的同志研究对策。他宣布两项措施：一、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二、政府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也由此前的7元上调至16元一担，各区街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
不知内情的不法粮商趁机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另一方面，邓小平却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10多天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米价每担降为7元，大量供应。粮价稳定下来，米贩子惊慌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道：“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还会管理经济，是我们工商界始料不及的。”
修建成渝铁路
“来日难，来日难……作难的日子是哪件？外国人占了财政路权。财政路权被他占，国民都要受熬煎。”这首《来日大难歌》，唱的是四川人民几十年都无法实现的一个愿望——修筑成渝铁路。
“生在四川的邓小平，对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以来修筑成渝铁路、改变蜀道难的愿望是一清二楚的。”艾新全说。
1949年7月，邓小平在上海与兵工专家陈修和的一次谈话，更加坚定了他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的决心。
陈修和介绍说，重庆钢铁厂的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年产4万多吨钢铁，但国民党政府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拿给法国人来搞，后来因为内战又停下来。
“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做了多少？”邓小平问。“铁路线已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铸成，内江铁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多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陈修和说。
1950年元旦一过，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的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并详细汇报了修筑的方案。此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做过多次调查研究发现修筑成渝铁路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带动钢铁、机械、煤炭、森工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
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批准了修筑方案，并专门调拨一亿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
1950年6月15日，盛大隆重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重庆佛图关下西南军区操场举行。自开工以来，邓小平便一直关注着工程的进展。参加当年修筑成渝铁路的原第二野战军老战士孙振华回忆：“铺成渝铁路从大渡口开始，铺到九龙坡时，邓小平同志带着他的老师汪云松到大渡口参观，坐的是平板车。那时根本没有票车，只有8个平板车修这条成渝铁路。火车冒的那个烟子，邓小平根本不在乎，他照样坐在那里。”
1952年7月1日，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从这一天起，成都到重庆的距离缩短了。仅用了两年时间，邓小平就实现了几代巴蜀人的铁路梦想。
“这条铁路带给西南人民的幸福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永川的大米用火车运到重庆，运价只有从前的1/4，内江的糖运到重庆，运价也减少了2/3。成都的工商业者认为，成渝铁路通车后，有1200多种过去不能外运的西南特产，可以大量运往华东、华北和中原。”艾新全说。
沿线人民感谢成渝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当时还流传一首《四唱成渝铁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唱到：“西南解放才半年整，修路就动了工，人民政府的好领导，坚决要把路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