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析|民国才子梁遇春
在“五四”名家众多的散文中.以“快谈、纵谈、放谈”(1)而有别于他者，自成一家，被视为一个“文体家”而存在，载入中国现代散文的演进史。在现代散文的百花园里，是一株丰姿卓越、色彩绚丽的“奇花”。作者的生命如同彗星一样短暂，而他的作品却如青松一样常绿，这就是梁遇春。他的散文五音繁会、七色斑斓，有着狂放不羁的想象，有着激情与意气的流泄。梁的散文里有一种意出尘外、行气如虹、神奇怪诞的“冒险”氛围，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却形成了他自己的怪诞恣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记不得哪位评论家曾说过:“真正的作家是需要为创造语言而冒险的”。梁遇春就是这样的一位散文家。
一、梁遇春“快谈”语言风格的具体表现
现在，知道梁遇春的人肯定不会多，就连中文系毕业的，读过梁遇春文章的大约也没几个。1932年，26岁的梁遇春因病逝世。他在这个世界只活了26年，却为人们留下了20多种外国文学译著和《春醪集》、《泪与笔》两本小品文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个不可多得散文作家。
读梁遇春的小品文，常常觉得奇怪，不明白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怎么会出现像梁遇春那样的标新立异、充满奇思异想的作家。在梁遇春生活的那个年代，作家写文章一般都注重思想、立意，文内总藏着一种说教的心理。即使是梁实秋，林语堂这样的号称张扬“性灵”的文字的作家，他们的雅致，幽默，有时也不免略显刻意，雕琢的痕迹，而年轻的梁遇春，文章不但真实率意，且幽默轻松，天生具备一种活泼恣肆的华丽，生机勃勃而不乏节制，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趣味”。
读他的散文，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想的离奇。他常常信口开河，有悖情理地说出一些不合常情的思想。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珍惜晨光，早起努力是天经地义的古训，梁遇春偏偏把睡懒觉当成一门艺术来追求，他津津乐道“迟起的好处”和“迟起的艺术”；人们热衷于讨论“人生观”，梁遇春反其道而行之，讨论“人死观”；常规视悲哀为苦难，唯恐避之不及，梁遇春却认为“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真正可怕的是“失掉了悲哀”的悲哀；一般人都认为笑比哭好，梁遇春认为“眼泪真是人生的甘露”，得出泪比笑好的反常结论。最为惊世骇俗的是，他说“最可爱的女子是像娼女，女优，歌女等这班风尘人物里面的痴心人”。因为“她们流落半生，看透了一切世态，学会了万般敷衍的办法，跟人们好似是绝不会有情的，可是若使她们真正爱上了一个情人，她们的爱情比一般的女子是强万万倍的，她们不像没有跟男子接触过的女子那样盲目，口是心非的甜言蜜语骗不了她们，暗地皱眉的热烈接吻瞒不过她们的慧眼，她们一定要得到了个一往情深的爱人，才肯来永不移情地心心相托。”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杜十娘这样痴情善良风尘女子。确实，许多与世俗相悖的观点，往往经过梁遇春的一番分析，惊世骇俗似乎也变得颇合情理了。
梁遇春有一篇文章叫《谈“流浪汉” 》，世人抑贬流浪汉，梁遇春却赞美“流浪汉”
能按照自己的心性行事，做事痛痛快快，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他在文中列举了许多他喜爱的具有流浪汉味道的作家，夸赞他们具有“流浪汉”心性，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流浪汉”个性的作家，他写作不太考虑是否符合某些传统观念，是否违背某些人们一直遵循的规则，它只求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性，表达自己思考的结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在倡导新文学的作家中，许多人虽然用白话写作，标榜新思想、新风格，但大多数人在骨子里并没有逃出传统的束缚。梁遇春的率性文字才应该说真正体现出了文学革命的精神。他的“流浪汉”心性使他的作品在众多的白话散文中保持一种独特的魅力。
正因为梁遇春在精神上具备了“流浪汉”的天真和诙谐，所以他文章透出一种不常见的趣味和幽默。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所畏惧的自由。梁遇春读书成癖，中外古今涉猎驳杂，因而他的文章议古说今，谈天说地，引经据典，奇想联翩，具有一种思辨的睿智的美，读来让人有痛快淋漓之感。他这种行文法不由得让人想起钱钟书。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钱钟书的文字素以博识、睿智、谐趣著称，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梁遇春是钱钟书之外，能写出如此纵横恣肆的文字的另一位作家。事实上，他那些奇思妙想的文章，若不是具备足够的才气、学力是肯定写不好的。毕竟，讲出悖于常理、远离常规却又能令人佩服的思想，实属不易。现代一位著名的作家废名就说梁遇春的文章是“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
可惜梁遇春只是人生旅程的匆匆过客，这一颗耀眼的星辰只在文学的天空一划即逝，但他无疑是一颗智慧的星辰，他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散文巨流上，注入了一股活泼泼的生命之流。我每每读梁遇春散文，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他的人生是短暂的，但他的文章充分显示出生命的质量，生命的高度。
梁遇春说“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妙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我读他的散文，在感受到他美妙性格的同时，在他笔下，确实还看到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纵横自如的人生。
二、 梁遇春“纵谈”语言风格的具体表现
（一）、语言的随意性
梁遇春深爱英国散文大师兰姆的作品，他从兰姆那里学会了如何观察人生，如何表现人生，兰姆的谈话体散文写作模式，就成了梁遇春最喜欢的一种写作式样。兰姆认为，随笔写作“无非是作者同读者的对谈”，梁遇春是非常同意兰姆的这种说法的，并且认为，这正是兰姆随笔之所以“娓娓动听”的原因 。因此，将写作活动界定为谈话，是观察梁遇春的散文一个最好的角度。梁遇春的大部分散文就是利用谈话的形式进行的，《讲演》一文，基本上是虚拟的两个人的谈话过程，《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醉中梦话（一）》、《谈流浪汉》、《文艺杂话》，仅仅从题目来看，也就知道了是谈话的形式进行的。
以谈话这种形式进行散文创作，是十分迥异于中国传统散文的，就是和现代散文的一般创作方法 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却非常适合梁遇春。据梁遇春的朋友回忆，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什么事一旦逗起他神奇的思想，他就会“鼓起如莲之舌，说的天花乱坠”。他的作文其实也当如是观，《谈流浪汉》一文，作者从自己后悔写《人死观》谈起，思及Gentleman之难翻译，再扯出“流浪汉”的英文名字一路扯将下去，从耶酥直谈到在什刹海路旁打扮成叫花子进行乞讨的清末王公贝勒，到最后，兴致来了，不禁吟起古诗来，以苏东坡的一首《西江月》词做结，可谓痛快淋漓。
将谈话视为散文写作的结构原则，却不代表散文就可以完全和日常谈话相同。梁遇春认为兰姆的文章在“谈自己七零八杂事情所以能够这么娓娓动听，那是全靠着他能在说闲话时节，将他全性格透露出来，使我们看见真真的兰姆”。关于散文，有句老话叫“形散神不散”，关于散文的“神”，有多种解释，在这里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那么在这里，应该可以说，梁遇春是将“神”字归为“将全性格透露出来”了——无论怎样天花乱坠 ，个人性格是必须要表现出来的，“谁不愿意听别人心中流露出的真话”？兰姆是这样做的，而他的学生梁遇春，也是照做不误。《春醪集》、《泪与笑》，两本薄薄的散文集子，梁遇春的散文谈的事情虽然“七零八杂”，然而在这些看似零散芜杂的事情里面，谁能否认有一个充满怀疑思想的忧郁伤感翩翩少年在内呢？
（二）、态肆变幻的铺排
“所谓生活术就在于怎样当一个临风的征人罢。无论是风雨横来，无论是澄江一练，始终好象惦记着一个花一般的家乡，那可说就是生平理想的结晶，蕴在心头的诗情，他就是明哲保身的最后壁垒了。可是同时还能认清眼底的江山，把住自己的步骤，不管这个异地的人们多么残酷，不管这个他乡的水土是多么不惯，都能够清瘦地站着，戛夏然好象狂风中的老树。能够忍受却没有麻木，能够多情却不流于感伤，仿佛楼前的春雨，悄悄下着，遮住了耀目的阳光，却滋润了百草同千花。”（2）这段话一气贯注，读起来琅琅上口。这里已不是意象的叠加，而是和谐一体的意象群。其中间对偶、层递、迭喻等铺排一体。悠悠如三军腾装，飘飘如轻车勒兵，遣词造句有些虽不尽合适，然而种种意象接踵而至，令人难以思索挑剔。黑格尔认为，只有本身包含着艺术家本人强烈的情感的语言艺术才能感动读者，震撼人心，引起欣赏者感情上的共鸣。这里“风雨横来，澄江一练”、“异地的人们多么残酷，他乡的水土多么不惯”的修辞宽对;“能够忍受”—“没有麻木”、“能够多情”—“没有感伤”的语感递升及“临风的征人”、“壁垒”、“狂风中的老树”、“楼前的春雨”等一串意象群构成的铺排就包含着作者炽烈的感情。这是因为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对“生活术”的理解等心理能力借助悠肆的铺排表现得淋漓尽致。“旅行的人们心中只惦着他的目的地，精神是紧张的。实在不宜于裕然地接受自然的美景。并且天下的风光是活的，并不拘于一谷一溪，一洞一岩，旅行的人们所看到的却多半是这些闻名四海的死景，人人莫名其妙地照例赞美的胜地，旅行的人们莫名其妙照例赞美的胜地。旅行的人们也只得依样葫芦一番，做了千古不移的传统奴隶。”（3）作者分别从心灵感受、视觉表象、行为仿效三个不同的角度递升刻画了“旅行的人们”，表现了作者对“旅行的人们”不善于发现贴心亲切自然美景的遗憾，说明了好景大抵是得之偶然绝不是强求的哲理意趣。
（三）、比喻的奇巧
初遇梁遇春的散文，最先印入眼帘的是他的语出惊人，对事物的见解另辟蹊径，渗透着其翻飞的文思。他在《春醪集》中有这样的陈述：“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是偷饮了春醪，所以醉中做出许多好梦，但是正当我们梦得有趣时候，命运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样匆匆地把我们带上衰老同坟墓之途。”这里用了《洛阳伽蓝记》中的一段典故，把青春期的美好和短暂表达得淋漓尽致。另如《讲演》中，他说“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年钟头换来的。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师大风雨操场去坐”，用一个“换”字批判了对文科生死读书的现状。还有如《醉中梦话（二）》中对“才子佳人信有之”这句话的不同见解，他写道“最爱谈自杀的是文学家，而天下敢去自杀的文学家却是凤毛麟角。古今中外的舆论是操在文学家的手里，小小的舞台上自己拼命喝自己的彩，弄得大家头晕脑眩，胡里胡涂地跟着喝彩，才子们便觉得是超人了[renwugushi.com]。”此外，他文章的题目也是标新立异，如《人死观》，在人们讨论人生观的时候，他却对人死观娓娓道来，如《“还我头来”及其他》，向青年人大声疾呼“思想界的权威者无往而不用其权威来做他的文力统一”的危险，就好比“在我们青年旁边想用快刀阔斧来取我们的头者大有人在”，等等。
（四）、引文的巧妙
梁遇春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深，其散文善于将西方文化中的经典话语或传说故事信手拈来，以作自己行文的注解，旁征博引又不显枯燥做作，引文和正文浑然天成，巧妙如惊鸿一瞥不着痕迹。如在《醉中梦话（一）》中，他为了说明真正的笑对人生的价值，引用《PeterPan》的一个故事：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问那晚上由窗户飞进来的仙童，神仙是怎样生来的，他笑道当世界上头一个小孩第一次大笑的时候，他的笑声化成一千片，每片在空中跳舞着，后来片片全变做神仙了，这是神仙的起源。还有，在《破晓》中，他用《爱丽丝异乡游记》里所说的空中里一个猫的笑脸用表达自己“无数黄金的希望失掉了，只剩下希望的影子”的惆怅；在《救火夫》中对一位“顶喜欢说冷酷的话”的“最富于同情心”的朋友作心理分析，很自然地引用了哲学家 GeorgeSantayana讲的话：不管我们对于个个的人有多少的厌恶，人类全体合起来总是我们爱恋的对象；在《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中批判当时大学里教学方式死气沉沉的现状，指出大学教育没有在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质疑能力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在文章的最后引用英国诗人的话：“我们一生的光阴常消磨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是在学校里学到许多无谓的东西，第二是走出校门后把这些东西一一设法弃掉。”梁遇春对西方文化的偏爱，并没有使我们与他文字之间产生任何隔阂，反而使我们能够从中品味出许多另一样的情趣。
三、 梁遇春“放谈”语言风格的具体表现
梁遇春善于从矛盾对立中论述问题，发挥新鲜见解。他好做反面文章， 标新立异， 不论什么问题，他都喜欢谈出一套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在这方面的追求，简直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在人们争论“人生观”之际，他偏要探讨“人死观”(《人死观》)；人们常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他偏要说“春朝一刻值千金”(《 “春朝” 一刻值千金》）；人们恭维“Gentlemen”(绅士)，他却赞赏流浪汉(《谈“流浪汉”》)；人们认为失恋是痛苦的，他却认为失恋并不可哀，婚后感情的淡漠和破裂，才是人间惨剧（《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欢乐则笑，伤心则哭，是人之常情，他却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说笑是感到无限生的悲哀，泪是肯定人生的表示（《泪与笑》）；人们赞美春天，他却认为“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跟疮痍满目的现实是协调的，而“阶前草绿，窗外花红”的春天同“杂乱下劣的人世”太不协调了（《又是一年春草绿》）。这种推陈出新的刻意追求和标新立异的奇思异想，在梁遇春的散文中比比皆是。
作为一位文体家，梁遇春的散文，是以阐发他对知识和人生的新颖见解为灵魂的， 有着不同凡响的独特风貌。 他的散文从来不作枯燥空洞的议论，总是调动丰富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作立论的依据。他在展开议论时，充分调动了记叙、描写、抒情、对话、想象、联想等艺术手段，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进行，使议论形象化和抒情化。梁遇春在议论他的论题时，常常是有张有阖，有纵有横，有正面议论和反面反驳， 有曲折有波澜， 有具体的分析和概括的升华，多侧面多层次地使所要确立的论题得到丰富和深化，直到说深说透为止。《救火队》一文，无论从思想和艺术看，都代表梁遇春散文的最高水平，是充分体现其风格的名篇。这篇文章以记叙和描写三年前一个夏夜救火夫赶去救火时的矫健雄姿入题，接下去便以议论的笔墨从正面展开对救火夫的赞颂。继之他反驳了一位愤世朋友对救火夫任意贬抑的言论，把议论推进一层，把对救火夫的赞颂和描写推进一层。文章至此似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把议论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他认为整个世界是在烈火中燃烧的火场，劳苦大众、知识分子都在烈火中经受炮烙的劫难，全世界的人都应是“上帝所派定的救火夫”，都有“救火的责任”，都应成为扑火的英雄。这样一写，文章的气势陡然开阔了，思想也向深处、广处、高处深化、扩展、升华了。 再接下去， 作者给予那些对世界大火取旁观态度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大盗一连串的痛斥。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描写救火夫的雄姿，歌颂他们赴汤蹈火、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从《救火队》一文，确可窥见梁遇春散文以议论为中心，调动一切知识积累和艺术手段，使议论形象化、情意化的风姿，以及那种知、情、理相统一特点。
四、 梁遇春语言风格形成原因
（一） 独特个性
在文学史上，梁遇春被评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其实这种“独特风格”根源于他的独特的个性，而他的个性可以说体现为一种“流浪汉”气质。在他的《谈“流浪汉”》中正可看出他自身的“流浪汉”的个性，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字的独特风格的根源。
梁遇春所赞美的“流浪汉”其实指一种“流浪的心情”，这种流浪汉“或者同守深闺的小姐一样，终身未出乡里一步”（《淡“流浪汉”》，所以并未经历多少颠沛流离的他，因为具有一种“流浪的心情”，也可归于他所划分的“流浪汉”的类别中。
梁遇春的“流浪汉”是率性而为的，他们只按照自己的心性行事，以自己的心性为法则。做事痛痛快快，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他们对于伦理观念，没有那么死板地痴痴执着”（同上）。他还与英国十九世纪末叶诗人和小品文作家斯密士的对流浪汉的看法深有同感：“流浪汉对于许多事情的确有他的特别意见。”
在梁遇春的散文中到处可见这种不忌惮伦理观念的“特别意见”。在《讲演》中，他不但承认自己不是个“知识欲”极旺的青年，而且还为自己的无“知识欲”摆出一大通道理，顺带将“知识欲”极旺的青年连讽带刺了一番。他自己听讲演，“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砖头，打球……”，“……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校长的新马褂，教育厅长的脸孔，杜先生的衣服……”，而真不知道当时的杜先生知不知道How we think；而他的每讲必听的同学，“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他认为，“……真要得知识，求点学问，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边，烟雾中，酒瓶边，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再如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中，认为“此外在我们青年旁边想用快刀阔斧来取我们的头者又大有人在。思想界的权威者无往而不用其权威来做他的文力的统一”。在人人谈“人生观”的时候他谈“人死观”。他甚至把睡懒觉当成一门艺术来追求。
用不着对这些观点的对错进行讨论，这些观点不过是率性而为的表现方式，这些文字的真正可贵之处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敢明明白白地记下”（《谈“流浪汉”》）的真实和率意。将自己的思想、对生活的看法直接袒露出来，不考虑是否符合一些权威的观念，是否违背了一些人们一直遵循的规则——他的“流浪汉”论，他的“懒觉艺术”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一直遵循的人格构建方式的违背——而只求它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性，符合自己的思考结果。因此这样的文字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所畏惧的自由，使人的生命摆脱世界的各种束缚，不再以他人的头脑而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世界，说属于自己的话，写属于自己的文字。在倡导新文学的风潮中，许多人虽然用白话写作，大谈主义、问题、风格，自以为是在搞新文学，但其实在骨子里并没有逃出传统的束缚。而梁遇春的率性文字才应该说真正体现出了文学革命的精神。
这些人生感悟，梁遇春都以“流浪汉”的天真和诙谐来述说，他自己就不喜欢冷冰冰的文字，他在《谈“流浪汉“》）里说： “当浊酒三杯过后，大家拍桌高歌，莫名其妙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人们才有真正的同情，对于人们的弱点有愿意的谅解，并不象“君子”们的同情后面常带有我佛如来怜悯众生的冷笑。”他引用的例子不是拿来做科学的分析或者严肃的论证，而只信手拈来，与他的论述融为一体，因此他的文字没有鲁迅的冷峻，没有朱自清的优美，没有周作人的典雅，有的是“流浪汉”式的天真气、豪爽气还有身处其中的同情和关怀。唐弢先生称之为白话散文创作的“另一条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
梁遇春是个具有“流浪”的心性的人，他希望能过上不计厉害得失、率性而为的生活，然而在现实中他却是并且只能是生活在书中的书生。书籍使他对现实生活的丑恶异常敏感，他只能在书中做一个精神上的“流浪汉”，只能通过书籍去认识生活，这固然会使他对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很深的洞察力，但面对真正的现实时，透过书籍的光雾的眼睛毕竟会失去敏锐。如在他的《救火队》里，他对妓女的受辱、失业者的饥饿、脚夫的困苦等等现实，便失去了在分析平静的人生时的睿智和深刻，而只发出与当时宣泄与控诉式的批评别无二致的印象批评。同时，心性与现实不相符合的生活，更让人产生对一切价值的怀疑，直到最后的心无所依，觉得生活了无生趣，甚至连悲哀的感觉都失去。在梁遇春的许多文字中都渗透着对这种心无所依的悲哀的恐惧。他在《谈“流浪汉”》里说：“在人生这幕悲剧的喜剧或者喜剧的悲剧里，我们实在应该旗帜分明地对于一切不是打倒，就是拥护，否则到处妥协，灰色地独自踯躅于战场之上，未免太单调了，太寂寞了。”为了不失去对生活的感受他宁愿接受痛苦，因为“痛苦是活的，灰色的生活却是死的象征”，类似的话总在他的文字中出现。在《“失掉了悲哀”的悲哀》中，他干脆借青的口说出他的恐惧：“但是不幸得很（或者是侥幸得很，）我是个对于喜剧同悲剧全失掉了感觉性的人。这并不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不，我懂得人们一切的快乐同悲哀，但是我自己却失掉了快乐，也失掉了悲哀，因为我是个失掉了价值观念的人。”人生价值的丧失，心无所依的绝望，使梁遇春的文字更多地观照内心，而非现实生活。那怕写春天写春雨都充满了他的心灵痕迹，而没有如朱自清、俞平伯那样细致的写实的描写。这种内心的悲哀使梁遇春的散文在诙谐和睿智之下，透出人生的苍凉。
梁遇春在他的《谈“流浪汉”》中列举了许多他喜爱的具有流浪汉味道的作家，而其实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流浪”的心性使他的作品在众多的白话散文中永保独特的魅力。
（二） 独特的社会观和文学观
梁遇春聪明好思，对于如何看待世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内容丰富，见地独到，梁遇春倡导思想自由，崇尚自主思考，张扬灵性与个性，主张做自己思想的主人。在《谈“流浪汉”》等文中也有相关观点，都是反对思想束缚、张扬自由精神的蒙田式“自由主义作风”。梁遇春不是脱离时代的作家，更不是与社会脱节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怀抱积极态度，认为人该积极投入生命的洪流中，融入社会，关注社会。在他那里，幽默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审美态度。其人生观和人生态度的幽默，体现为一种博大的胸怀，豁达大度。他是以超功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所以他的幽默显得宏阔和远大，具有开阔的胸襟，爽朗的气度。幽默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产物，任何幽默作品，都离不开智慧”。他的文章里常有一两句对当时大事的评论，看似不经意，实则关注之深，都是当时社会上发生的比较有影响的大事件。他并非是关在象牙塔里不问时事的作家，只是由于一直都未曾真正走出学校，受生活圈子所限，写出的大都是平日常有接触的事儿而引发的感想。尽管实际生活经验来得比书本上少得多，可他却能平淡地把社会看得很透彻。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文坛上，有几次波及广、影响大、论战时间长的大的文艺论争，梁遇春的散文中都有反映，而且发表了他个人不以为然的观点，轻微地讽刺了这种形式主义上的讨论和争吵，指出文学家保持创作心灵纯洁的必要性。梁遇春就是这样以他特有的文学观，以他年轻人的锐气,不拘成规,大胆突破中国散文传统笔法,创造了一种趣味横生、轻灵飘逸，“快、纵、放”的语言特色。
梁遇春努力从自己经历的生活和阅读的书籍中,捕捉发现种种矛盾的人生现象:生与死,泪与笑,悲哀与失掉了的悲哀,恋爱与离异,无情与多情,听讲与思考,天真与经验,成功与失败,光明与黑暗,滑稽与幽默等,并以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去观察,思考,认识这些复杂的人生问题,由此来表达自我对人生的感受与认识,同时抒发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与感伤。他的散文探讨人生热情率真,感情奔放,形成了独特的纵谈放谈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