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远生遗著
寄语：黄远生曾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 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启幕，有意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大张其势，遂命黄作一篇赞助帝制的文章。
远生大窘，拖了七八天想延宕不作，却又经不起袁府威逼催讨，终于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
友人劝他如此应付实在不妥当，总以不作为妙。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比原作分量更轻。
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于是黄远生"再无可转身了"，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
《忏悔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因而整篇文字给人以沉重的压抑之感。也许是对刚刚经历的一幕感触过深，黄远生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忏悔录》，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为傀儡"的自我是异化了的"非我"，而犹如"他人之眼光"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自我才是"本我"，不由为"非我"在强权者的"种种撮弄"下被迫"作诸动作"而"时为作呕"。
然而倘若从真正的"他人之眼光"看来，可作观照的，并以此作价值评判的形象只能是那个外在的"非我"，而他的真实灵魂、那个内在的"本我"却是无从体察的。这正是黄远生的悲哀所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虽存，却早已成为躯壳之囚犯:"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
这是一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 "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起来，叫做"外圆内方"。
远生起初也未尝没有类似的想法。然而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旋涡愈近，他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地在内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自觉中"魂为躯役"。他不无失望地将人的一生比作"盖如由平地而渐入隧道，蜿蜒曲折，渐由光明而入于黑暗，其先光明，渐渐熹微，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于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