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人士：邹韬奋
寄语：出版、读书界中人说，韬奋一生办刊物、办报纸、办书店，他提倡和身体力行的主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同样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汲取的韬奋精神。
爱国救亡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八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 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流亡海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18日，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当年7月14日，邹韬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在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毅然回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同年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 。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也是在12月，他又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系列正义言行，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宣传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3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终于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31日，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同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renwugushi.com]。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全民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 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 ，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同年12月下旬，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
离渝赴港 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 ，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救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与世长辞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于1月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3月，邹韬奋不幸查出罹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 。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 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 ，享年48岁。 民国三十四年(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